黄山区博物馆里
谏官周怡的墓志铭
对于一个人成就的定位，古人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在世时，所建功所立业和所立之言，而留传下来的文献和碑刻中的记载，是了解他们最好的方式。
01
甘棠崔涯的《笔山文集》，是建“皇华一品坊”的崔廷健收集整理刻版印刷得以流传的。从太常许毂《周讷溪文集序》结尾，“犹幸少峰公之命，得叙兹大刻以附名不朽”，“少峰公名恪，今为京兆司理”可见，周怡的文集，是二弟周恪汇集整理而“大刻”。周怡的墓表和墓志铭，皆是周恪请朝中大名鼎鼎的文官所书。
在黄山区博物馆一楼展览大厅北面的墙壁上，镶嵌陈列有一排古石刻碑，那其中最小的一块，就是姜宝所撰周怡的墓志铭。原先以为是青石质，但我怎么看也不是，碑面中间有一条上下通贯的灰白长石纹，细看还有很多条斜长细纹，石质紫中发灰，那密密麻麻的二千多个小字，雕刻后四百多年还能保存那么完好，因此我断定此碑不是歙砚石就是端砚石，相对于黟山青，石质要软些，便于下刀雕刻。
墓志铭碑长方形，长100厘米，宽68厘米，不到普通乡下农户家木门板一半两开的大小，因为周怡是在他父母合墓右边，碑的形制大小没有超过他们，可能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使然。单不说周怡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给他撰文的可是曾任国子监祭酒后官至礼部尚书的高官呀！在常人眼里，那肯定要显摆一下。一块小墓碑，折射着明人儒士的行事作风，难道这就是他的“镇地方诚”和“知行同条”及“万物一体”之验吗？在今天来看，确实值得敬佩。
周恪为了光大大哥周怡的光辉事迹，是竭尽全力的。官至代吏部尚书万士和的墓表虽然是大家手笔，可能是过于高深，偏重了他的思想修养的述说，鉴于此原因，他还是要求姜宝重新写了一个墓志铭。
（嘉庆）《太平县志▪宦业》载：“周恪 字有之，号少峰。与兄怡俱受学于王龙溪。怡以直言予杖系狱。恪远省兄，内忧母，南北奔走无虚岁。怡赠诗有云：'鹊鸽飞已急，鸿雁去还来。’ 盖纪实也。嘉靖乙卯，由选拔生举于乡，授遂安令，多惠政，民怀之。邑有瀛山书院，为朱子与詹仪之讲学处，旧址仅存，恪重构之，延龙溪讲学焉。又修丽泽书院以抡，文政教大行。去之日，阖邑请祀于瀛山书院。升应天司理，复调顺德，清声懋著，迁滨州牧。致仕归，置义田以赡族人。初，怡以直显，有避人焚草之意，恪梓其集行世。卒，祀遂安'名宦’。”
周恪与其兄周怡“尝从龙溪王子与绪山钱子游，深信师门良知之学”，结合县志，可见他属南中王门学派门人。根据浙江淳安明代山阴王畿《瀛山书院记》碑刻记载，周恪于隆庆间任遂安知县，倡复瀛山书院，他还请王畿和钱德洪前来瀛山书院讲会并作记，这也与太平县志记载相吻合。而万士和和姜宝，皆是南中王门学派唐荆川（唐顺之）的门生，他们的交往，自然十分亲密。
姜宝 （1514—1593年），字廷善，号凤阿，丹阳蒋墅人。少从学于唐顺之，也是石埭毕尚书的得意门生，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编修。以不附严嵩，出为四川提学佥事。再迁国子监祭酒，累官礼部尚书。姜宝原为朝臣徐阶提拔，后高拱挤走徐阶成为穆宗的首辅，他乘驳查魏国公家事，诬姜宝“危法”，勒令其“听勘家居”，姜宝因此回乡闲居长达15年之久。隆庆六年（1572），高拱被赶下台，朝政由张居正接替，朝廷发现并查清了姜宝的冤情重新起用，先任他为南京太常卿，继任京都刑部侍郎，又转任吏部侍郎，不久再晋升他为礼部尚书。
根据时间推断，姜宝所撰周怡的墓志铭，“既葬若干年，而今始补为铭”，应为万历七年以后所撰写。姜宝《姜凤阿文集》中，收录有《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前南京国子司业讷溪周公墓志铭》全文，与黄山博物馆内周怡墓志铭进行了对照发现：标题增加了“明中宪大夫”。墓志部分，对于姓后填加了人名，对于年月原文中的“若干”皆有了准确的年月日，纠正了周怡在狱中的时间，对于难于连贯的个词进行了增解，如“昧爽（日未出）、刘（太孺人）、戒（子孙）、不（令子孙）、子姓（辈）、正（而）从容就尽、淳安（少峰）君”等等，读起来自然就能理解了。对于结尾墓铭，更改变动很大，根据推测，只有周恪才有这个资格和水平更改此内容，因为他最了解他大哥了。
因此，黄山博物馆内那块周怡的墓志铭，应是周可贵所刻，墓志由姜宝撰，墓铭由姜宝和周恪合作而成，这样，真实记载和反映了周怡的生平事迹。
没有拓本，照片也难识，问了专业人士，也没有得到现成的碑文，如果不把碑上的内容解读出来，会成为我的一块心病。费尽心机，功夫还是不负有心人的。终于，把黄山博物馆内那块周怡墓志铭原文找到，再标点断句，认认真真释读。
02
姜宝在墓志中，首先介绍了周怡的名号、世族、登第、宦历、系狱、归居、再仕、卒于家，这在史料和他人为其所书文中皆提及到了。随后，姜宝就写到周怡的一些经历：
十九岁周怡中秀才成为生员，他在考卷中书有“鼎镬不避、沟壑不忘”之志，引起了宣国府郡倅（郡守的副职）李默、督学章衮、大司成白伦的重视，认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在司理顺德时，政绩显著，能时自观省自身，周边郡邑皆以为他是神明，请他去指导工作。当时章圣太后去世国哀，肃皇帝南巡，省视陵寝的时候，往来于顺德，周怡迎来送往，接待供应办事能力极强，一连受到提拔，到了皇帝身边做谏官有几个月里，周怡接连上疏，文中提及了《恳鉴变异痛加修省疏》和《劾大臣不和疏》里关键的内容。在他被重新起用后，又上疏陈五事，在他的《感激图报疏》内能读到。
周怡在在山东时尽职尽业，与同李幼滋、邹守益意气相投，善雅同调，他们时相与讲授于湖南，让此地文风四起，差不多还邹鲁之风了。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姜宝时任祭酒，说自己很惭愧当他上司，因此，他与国子监六馆的师生对德高望重的周怡无不毕恭毕敬，后来周怡去世的消息传到南京，他们“即射圃（习射之场）为位以哭公。”
姜宝把周怡“人以比唐阳公”，从他墓铭“惟阳道州”来看，是把周怡比作唐朝德宗期的谏议大夫阳城。史料记载阳城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风彩，曰：“阳城山人能自刻苦，不乐名利，今为谏官，必能以死奉职。”人咸畏惮之。他在道州任上，刚正不阿，深得民心，周怡与他“迹偶相似”。
随后书到周怡从事圣贤之学，但节气过人，他问学渊源，于他年轻时师事邹守益和王畿，深得二公之嫡传和王阳明《传习录》的精髓。但他不满足于此，“于是又旁求曲取，上自宰执（高官），下自山林布衣，远而数千里外，近在乡井间，凡有道望可印证学术者，无不往来辩难，要归于一是，而不喜为清虚玄远，高而无实之谈。至于借讲学以文，浅陋要时誉甚则伪焉而已者，尤公所不取也。”
姜宝对于周怡在王阳明心学上的成就是这样定位的：“故惟公之学，能合知行于一途，辙能会经济性命于一渊流，平居务实践而不为空言。其立论若与阳明先生，他在门稍相左，然究其指归，殆真得先生法门者。”认为周怡也是“知行一途”，经世济民的理想与自己的性命相关统一，意思就是，人生在世，就是要兴邦为民，脚踏实地做事而不空言。虽说他所倡导的学术观点与王阳明先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他出自于阳明心学门派的。
姜宝再提到的就是，斛山晴川二公卒，周怡“不远数千里往而吊哭于其家”。他大力推荐人才，胸怀宽大，实学实行，如他请告疏上所说的：“即死，亦当奋志永为国家镇地之鬼。”告诫家族子弟要遵纪守法，也不要去请入乡贤祠等，低调处人处事。他视死若归，逝前置酒与家族子弟“歌诗从而和”。
后面讲到周怡去世后，家庭成员和墓葬时间位置以及著作情况。周恪前后两次请姜宝作文，他也拖了好长时间，这墓志铭是周怡去世以后很长时间再撰写好的。
03
黄山区博物馆馆藏周怡的墓志铭碑文全文如下：
明中宪大夫、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前南京国子监司业讷溪周公墓志铭
公讳怡，字顺之，号都峰，后改号讷溪。世为宣州太平人。高祖端庆、曾祖德夫、祖全，皆不仕。父本秀，号西畴。西畴公初以公考顺德推官满，赠如公官。既又因穆皇帝登极覃恩，以公南太常少卿，贵加赠中宪大夫。母刘氏封太孺人，既又加赠太恭人。行履具东廊邹公（守益）所作墓志，朴溪潘公（潢）、念庵罗公（洪先）所作墓表，绪山钱公（德洪）所作传中。太平称世德之族，以公家为首，其积行累仁固有所自来矣。
公年十九岁游邑庠，中嘉靖甲午乡试，登戊戌进士第。初授顺德府推官，行职天下第一，选吏科给事中。以言事忤，旨杖，阙下，仍逮系锦衣诏狱，时嘉靖癸卯六月二十七日也。
历甲辰、乙已、丙午，凡三年。上用箕降神之言，释囹圄不罚者，乃与前此言事，同逮系侍御富平杨公爵、员外郎泰和晴川刘公魁并得释。未弥月，而上为箕神造台，太宰熊公浃极言不可，然忘其请释三公也。上于是怒，罢浃为民，而复逮三公焉。又历丙午、丁未、（戊申），凡两年，而内殿灾，上亲于火光中闻半空有神语，令释三公，于是三公者竞释云。
公归，犹得送母刘太孺人终，自是家居凡九年。
岁丁卯，上（肃皇帝）宾天，遗诏还公吏科，寻转南太常少卿，未及任改而北。既任太常也，又以言事忤旨，外补山东按察佥事。戊辰，转南国子监司业。己已，复转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事，以治装还，未及行而疾作，度不可行也。托友人操江都御史吴公（时来）上其疏以请告，疏为少师（石鹿）李公（春芳）所力阻不果上，竟卒于家，时隆庆三年十月十七日也。
公自诸生时，即能有“鼎镬不避、沟壑不忘”之志，郡倅（郡守的副职）古冲李公（默）、督学介庵章公（衮）、大司成白山伦公，因举业相知己，期公器识非寻常矣。及通仕籍司理于顺德，书皋陶祥刑之戒，时自观省焉。傍郡邑皆以为神明，称其署理府事也。
适章圣太后国哀，肃皇帝南巡，省视陵寝之日，驾往来境上，供应诸难取诸猝办，公以一身应之，无不立办也。既而梓宫徙舟来府，当有协办于他府时，则守既至视事矣，不能办，公代为办其事，亦无不井井，于是抚按其地者，皆荐公卓异才。
既就徵天曹，授公吏科，犹以公大望。当擢铨司我南畿，数适溢不获留为恨。居掖垣几月，而封事凡八九。上如谓抚臣论不肖不及方面。文臣论：“郡守不及，见任举令丞自矛盾，举境内人才滥，及于贪邪，为失体。谓计部、 本兵及司空三大臣皆不职。宜亟罢。谓文选、考功二司，宜得人而久其任。谓赠谥于夺失当。”出相嵩调，旨为专恣而欺罔。（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初一）元旦日食，昧爽（日未出）前不及三分，免敕护也。公谓：“少亏不如无亏，敕护可免，修省不可无。”种种皆確论，皆名言。最后论：“大臣不和，中列憸人党；比言官罢谪；大敌在前而文武构寡，皆非国之福。为三可惧。辅臣窃威福，吏部轻黜陟，督抚辱将官，及将官怀小忿以误大事，为四当戒。”盖指相銮、嵩、冢宰瓒，总督翟鹏、赵廷瑞，总兵张凤、周尚文，而意专在嵩。谓嵩威灵气焰，凌示百司，中外不畏陛下而惟知畏嵩，犹人所不敢言嵩，故多中党激。上怒摘疏中“日事祷祀”语为讪谤，于是被廷杖，而臀失其肤，前后系诏狱四五年，志愈励，不少悔。
既起废官，奉常犹疏陈五事：“一曰定君志；二曰畏天命；三曰敬大臣；四曰择左右；五曰勤朝政。”时近习用事之人以方导，上宴游，公所言妨已也，由此亦遂忤旨调外矣。公既由敢死谏，名高海内，且自中朝清贵出，宜薄外僚，不屑事事也。
然在山东最肯留心于职业，与僚友义河李公幼滋、颖泉邹公善雅同调，时相与讲授湖南，闻者兴起。
盖东郡因公在，庶几还邹鲁之风焉。其司业南雍也，真能以身为士人师，而予宝适幸承之祭酒，深自愧慷秕在公前。故自予以及六馆师生无不蓍蔡事公者。后转奉常当去，争欲请留而不能。人以比唐阳公诚然，又谓阳公稍似激，而公德器浑全，实过之。
盖公尝从事圣贤之学，非但节气能过人，如阳公而已也。尝溯公问学渊源，所自其早岁师事东廓邹公（守益），龙溪王公（畿），以二公皆阳明先生高第弟子。欲因以窥先生之蕴奥而得其传，既于《传习等录》皆口诵而身体矣。然而公之心未已也，于是又旁求曲取。上自宰执，下自山林布衣，远而数千里外，近在乡井间，凡有道望可印证学术者，无不往来辩难，要归于一是，而不喜为清虚玄远，高而无实之谈。
至于借讲学以文，浅陋要时誉甚则伪焉而已者，尤公所不取也。故惟公之学，能合知行于一途，辙能会经济性命于一渊流，平居务实践而不为空言。其立论若与阳明先生，他在门稍相左，然究其指归，殆真得先生法门者。其为人也性至孝，居西畴公之丧，及葬而庐于墓，能尽哀以复古礼。奉母刘（太孺人）尤善承颜，始论事，必跪而侍请乃可。狱中以书寄慰，皆曲尽人子之情。与二弟忭恪居，垂老犹不忍分羹。族谊离散，置祭田以展墓而合食。
斛山晴川二公卒，不远数千里往而吊哭于其家。时辈倾已者，其人才可用，犹荐之当道。无几微芥带于胸中，于此益见公实学实行，非徒事口耳，虚窃声名者。比至于其请告疏犹云：“即死，亦当奋志永为国家镇地之鬼。”口授子若弟遗嘱，犹谓生平讦以为直，伤忤甚多，戒（子孙）勿干请有司入祠于乡贤。
夫既死而犹欲效忠，于身后且不（令子孙）为其身后干请也，可谓真忠，可谓真能不苟者。（又）若大渐之际，犹置酒遍饮子姓（辈），令歌诗从而和。
时季弟格宰淳安，寄手书勉以一令成章，不必更他望。于乎垂死矣，犹念念不违于正（而）从容就尽。乃如此若公，非真所谓得正而葬焉者，公生于弘治乙丑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娶黄氏，早卒，赠孺人，加赠恭人。继程氏，封孺人，加封恭人，子男一人，可贵，邑庠生。娶谭氏，女一人，适邑庠生谭文衢。孙男一人，自邰聘程氏，孙女二人。所著有奏疏一卷，文集十余卷并梓行。（盖有关世道、有补于名教之作也。）始公讣闻南雍，予与代公司业者，荆石王公（杨爵）率曩为公属，及尝在门诸生，即射圃为位以哭公。而公之子可贵，以万历七年腊月二十五日卯时葬公于大夫西畴公墓右之原请铭其墓石，既而淳安（少峰）君转京兆司理，又具状申请再三。予以公哲人恐未书尽其平生，不免负公幽明也。故既葬若干年，而今始补为铭。铭曰：
谏官司业,千载一人;
德器惟公,迈于等伦;
生前直言,未为尽分;
镇地之志,死犹欲奋;
阳明法门,知行同条;
求者过之,无实而高;
公淑诸人,究其遗旨;
见之躬行,慥慥君子;
有道诤臣,自在称贤;
其在于今,孰居公先;
一念忠诚,天壤同久;
曹冲之原,虽埋不朽。
丹阳姜宝撰，不肖男周可贵书。
04
而《姜凤阿文集》（卷之二十一▪家居稿五▪墓志铭）中《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前南京国子司业讷溪周公墓志铭》结尾之铭曰：
谏官司业,惟阳道州;
迹偶相似,而德则优;
直以为忠,公尚自克;
镇地方诚,之死靡忒;
阳明教人,知行非二;
其徒过求,遂外形器;
经济性命,同原不偏;
公淑诸人,得其真传;
有道诤臣,自古所无;
求之于今,非公谁乎？
赤臬高悬,天壤同久;
黄土深藏,虽埋不朽。
经过周恪之手修改过的墓铭，笔者以为，虽然能直观易懂一些，但其中格调，自比不了姜宝所作的原文。这是一个有“鼎镬不避、沟壑不忘”之志的黄山乡村少年和一个“知行非二”王阳明心学的务实践行者的盖棺定论，这是一个“即死，亦当奋志永为国家镇地之鬼”的忠义谏臣的墓志铭，当书之传于后人观，以文载道，永励世人。
仙源弦歌村的曹冲，有谏官周怡落叶归根的“镇地之诚”，与他的“德功言”同立，万古流芳而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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