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春节过后，响应党的号召到汉中城北边的武乡区徐家坡公社三郊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三郊大队有五个生产队，我们那一批知青人数少，不到十个人，我跟另外两个知青分到了二队，住在一家农户的堂屋里。后来知道五队最好，二队最差。五队集体经济有油坊、米面加工厂等等，二队啥都没有；五队一个工到了年底算账时值五六毛钱，二队一个工一两毛钱。二队穷的原因很多，主要是自然条件差，旱地多水田少，产量不高，要养活全村一百五六十口人，很难。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二队穷，小伙找不到媳妇，姑娘怕嫁不出去早早寻下婆家。
刚插队那会大家很兴奋，没几天新鲜劲一过，全都蔫了。农活累倒不怕，人年轻慢慢就适应了，最不适应的是一天三顿饭，自己做就不说了，太单调，遇到连阴雨，几天没菜吃。好在刚插队时口粮有保证，按政策规定可以分一个半人的口粮，由生产队给付。这一点让饥肠辘辘正处在青黄不接春三月的生产队社员们很羡慕，说知青吃的是“熟熟(叔叔)的米，白白(伯伯)的面”。
其实白米白面知青也很少吃，因为不够吃，要搭些包谷、红苕、洋芋等粗粮。特别是红苕，家家有苕窖，我们插队没多久生产队长就问我们要不要挖一个。可以说红苕是农家饭的主角，做法多样，红苕蒸饭、红苕稀饭、红苕拌汤、红苕凉粉等等。最简单的是蒸红苕，最好吃的是烤红苕，最方便的是啃个生红苕。不是说当地人爱吃红苕，而是没办法，农作物中就属红苕长得好些，产量也高些，人们戏言：徐家坡，一道槽，起个垄垄压红苕。
有人会说青黄不接时有红苕吃也行，可问题是没有多久苕窖就见底了，自留地里的一点瓜菜也吃光了，就连田边地头能吃的野菜也早让挎个筐筐拿个铲铲的女人和娃儿挖走了。离麦收还有些日子，有些人家就揭不开锅了。男人出门为借粮奔走，女人在家为做饭发愁，家里人少还好凑合，家里人多日子难熬。为了少一张嘴，有的订了婚的女娃便被父母打发到未来的婆家帮忙干活，顺便寻些接济。我记得村口有户人家养了十个娃，前九个都是女娃，第十个是男娃，成了全家人的“掌中宝”。因家庭贫困没有一个女娃上过学，大女次女早早就订了亲，大女的男方家下聘礼时给了块手表不会看时间，还是知青教会了她。饥饿难耐，大人还能忍忍，娃儿们正是长身体、能吃饭的时候，这样的人家更是度日如年。
日子在煎熬中一天天过去，村子像一潭死水，没有一点生机。上工时间到了，队长吆喝半天，稀稀拉拉几个人，别说干活，说话都是有气无力。刚插队时到了饭点，我们从农户门前经过，主人会热情地招呼你吃了吧，我们笑着回道没有吃，舀一碗。主人哈哈大笑，说，让人是个礼，锅里没下你的米。现在呢，冲你点点头，然后默默地背过身去。路边躺着一条狗，一动不动地晒太阳，人都没吃的，狗更不用说了，听到脚步声，没抬头，眼皮动了一下，告诉你它还是个活物。狗没力气吠了，鸡鸣也没了，村里的鸡仿佛一夜之间全消失了，不知是吃了，卖了，还是被人偷了。那段时间老队长给生产队保管室安排了人值班，怕的是有人饿极了撬锁、打洞偷盗队里的种子粮。农村有句俗语，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
我们三个知青中有一个三天两头见不到人，在队上干活的只有我和邓同学两个人。春荒加农闲，队上没活干时便到附近生产队找知青聊天、下棋、打牌打发日子。一天下午，公社知青专干托人通知第二天一早去公社参加忆苦思甜报告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会后吃忆苦思甜饭，不得缺席。不巧的是邓同学回城取菜了，第二天一早我便一个人去了。从生产队到公社，路上要走一个来小时，待走进设在初中学校的会场时，全公社一百多知青来得差不多了。台子上坐着五个人，我只认出公社知青专干，其他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和三个老农打扮的人都不认识。
报告会由知青专干主持，他依次介绍了台上就座的公社领导和三位报告主讲人，接着宣布报告会开始，请公社副书记讲话。领导讲完话便起身离开会场，第一位报告人便坐到了话筒前开始做报告。报告会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不时被笑声和掌声打断，这与忆苦思甜的严肃主题不符，知青专干多次站起来拍拍话筒，咳嗽几声，清清嗓子后大声维持会场秩序。第一位做报告的是某大队的贫协主任，基层历练多年，讲话有点水平，除了开头把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是你们的”最后一句背成了“但是归根结蒂是我们的”引起了一阵笑声之外，过程基本顺利。第二位做报告的不时引起知青爆笑，原因是识字不多，没有讲稿，自由发挥，讲着讲着就离题了，也不管对不对，气的知青专干用胳膊肘碰了他好几次，后来干脆给他的茶缸添满水让他歇歇再讲。其实这位老农讲得没有一点错，只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不能面对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讲。
有这么一段我记忆犹新，他先是讲自己农忙季节给地主打短工，地主像周扒皮一样光让他干重活，不让他吃饱饭，坏得很！接着话题一转，大家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也不见得，我给河那边的地主家打工就能吃饱饭，红苕蒸饭、凉面、火烧馍、绿豆汤、面皮、菜豆腐随便吃，随便喝，顿顿都能吃个肚儿圆。人家地主说了能吃才能干，不能吃饭咋干活？雇工时，先吃饭后干活，你吃饭不行就不雇你。这老农越说越起劲，台下知青拍巴掌的，跺脚的，吹口哨的，一片笑声，气得知青专干脸色铁青，可当着一百多知青的面又不好说什么，便给他的茶缸添满水，让他歇歇再讲。知青专干凑近话筒宣布休息20分钟接着开会。后来继续开会便让第三位报告人坐到话筒前做报告，提醒他少讲点旧社会的苦，多讲点新社会的甜，话筒没关，台下又是一片笑声。
其实这一提醒从第三位报告人磕磕巴巴的讲话来看，实在没有必要。讲到旧社会的苦，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农都能说上一些，吃不饱，穿不暖，扛长工，打短工，逃饥荒、躲壮丁等等；讲到现在的甜，说些啥？说吃得饱，眼下明摆着吃不饱，你让他违心地说假话，老农说不出来。可坐在话筒前又不能不说，便支吾了一阵，绕开吃喝，东拉西扯起来。无非是说些新社会就是好，用上了电灯不再用煤油灯，鼻孔不再熏得黢黑；用上了竹壳子电壶，夜个烧的水今个还是热的；用上了手电筒，黑了不怕走夜路绊跤；穿上了胶鞋，雨天不怕料姜石咯脚……台上人搜肠刮肚，台下人五味杂陈；台上人无精打釆，台下人昏昏欲睡，知青专干也坐不住了，拍拍主讲人的肩膀，让他不要讲了，随后宣布报告会结束，大家都去学校食堂吃忆苦饭。
知青们站起身来，叽叽喳喳一窝蜂似地向学校食堂跑去。时间久远了，好像是每人一碗玉米碴子粥，两个玉米面窝头，两个野菜团子，一筷子咸菜。有些知青没来开会，窝头和野菜团子剩了一些，我落在最后，对食堂师傅说我是三郊二队的，同队的知青有事没来，能不能给他带点回去，他看了我一眼说知道知道，那个队穷得很，你们受罪了。他找了一个塑料袋子，装了两个窝头和两个野菜团子递给我，我连声道谢，转身离开。
走在路上，心想今天邓同学若不回来，晚饭就不用做了，可以凑合一顿。心里高兴，两脚生风，很快便走到村口，那户人家的一个女娃和“掌中宝”正在路边玩耍，盯着我提的塑料袋子看，问我提的是啥？我心一酸，弯腰把袋子塞给“掌中宝”，快步走回了住处。
没多久，麦黄了，收割了，新粮登场了，人们的脸上又有了笑容，村子又喧闹起来……
王久成，1956年生，陕西汉中市汉台中学退休教师，中高职称。喜旅游，爱文评，曾有《永远的鲁迅》、《一河的水开了》等文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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