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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的王会悟纪念馆

《乌镇的王会悟纪念馆》

一、马林夸她很机警

       我们参观了党的一大会址——南湖红船,对在党的一大召开期间担任后勤保障重任的王会悟有一个初步印象,觉得这是一位优秀女性。当天下午我们来到桐乡的乌镇拜祭茅盾纪念堂,偶然发现王会悟纪念馆就在旁边,原来她也是乌镇人。她比茅盾小两岁,他们之间不仅是同学关系,还是亲属关系,论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在王会悟纪念馆里,有大量展板、图片以及实物,使我看到了很多关于她鲜为人知的事迹,感到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建党功臣。

      关于王会悟为党的一大会议顺利举行做出的贡献,各种版本的记载很多,在电影《建党伟业》中,演员周迅扮演的角色就是王会悟。王会悟以其智慧勇气,确保了党的一大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很多党史专家和学者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党的第一位会务工作者和后勤工作者、一大幕后功臣、中共第一任保卫部长、组织了一大南湖会议的有功之臣、一大卫士”

      据史料记载: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到上海,秘密会见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达成一致意见: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征得北京的李大钊和广州的陈独秀的同意,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去通知,请选派代表来上海参加中共建党大会。

      党的一大即将召开,东道主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忙着大会筹备。作为李达夫人的王会悟为之分担任务,领受了安排代表食宿、选择开会地点等事务。

      对于开会的地点,王会悟物色过好几处,最后选中了当时人称“李公馆”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这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住宅,因其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她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李汉俊满口答应。

      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曾任武昌起义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参加过“讨袁”“护法”。且李公馆环境僻静,前后有门,出入方便,这些都有利于会议安全顺利进行。再则,有李书城的显赫身份作掩护,官府、军警是不敢贸然光顾李公馆的,安全系数相对高些。

      党的一大代表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除了开会的地方安全外,还必须有个安全的住宿膳食处。王会悟考虑再三,想到了离会场不远,代表们来去方便、位于法租界的博文女校,如果让代表们住在该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时该校学生正值放假。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上海组建女子军事团并任团长。其后来定居上海,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等创办博文女校,推徐宗汉为女校董事长。王会悟与黄绍兰因徐宗汉的关系熟识,又志同道合。王会悟便登门拜访了黄绍兰,希望借学校几间房子临时给自己的朋友住,马上得到应允。

      王会悟安排好代表们的食宿、安全等项具体事宜后,代表们陆续到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等人都住进了博文女校。

       7月22日,13名代表聚集在博文女校住宿处,举行了党的一大预备会议,推举张国焘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会议记录,还商讨了会议议程。会议期间,王会悟坐在学校宿舍门口的阳台上边摇芭蕉扇,边严密注视着校门及周围的情况。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餐厅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共13位代表,另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列席会议。为安全起见,会议安排在每天晚上举行。第八天即7月30日夜间,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计划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讲话,通过党纲等决议。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王会悟正在楼下观察动静。突然,她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便立即叫住他,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王会悟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代表们。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起东西迅速离开了。张国焘当时怪王会悟大惊小怪,把会场给吵散了。散会后不久,法国巡捕果然来了。李汉俊用法语对巡捕说:“上午是我几个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子(指王会悟)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二、勇敢机智女卫士

      党的一大会议在进行当中,由于法国巡捕的捣乱,会议地点已处于危险之中。但会议议程已经过半,到那里继续把这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

       王会悟想到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租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与代表们商量这个想法,大家都同意。王会悟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从旅途安全考虑,她将董必武、何叔衡两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安排在头等车厢,其余代表则分散在几节车厢里,叮嘱他们不要往来串联,少与别的乘客闲话,以免由于口音让人听出不是本地人而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他们一行到嘉兴后,王会悟先领着代表们去了车站附近的张家弄,在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歇脚,安排他们洗脸吃早饭后,告诉旅馆账房:“这两个房间给我们留着,玩得开心的话,明天再玩。”她的用意是,假使今天不能结束会议,就要在这里过夜了,免得到时候再为住宿操心。王会悟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预备一餐饭。大家刚走到旅馆门口,王会悟猛然想起了什么,返回到账房先生那里,租了两副麻将牌塞进包里。

       这麻将牌很有用处。党的一大代表们在船上开会时,麻将牌就放在桌上。她和代表们约定,她在舱外一敲舱板,说明有情况,大家马上打麻将。穿戴时髦以作掩护的王会悟,坐在船头凉棚下,悠然嗑着酱油瓜子,还不时哼起家乡小调,不动声色望着前后左右。外人只当她是游客雇请的歌女,或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正在饱览湖光水色的迷人风景呢。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她始终坐在船头放哨。见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用用手里的纸扇的柄轻轻地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地响,有的还“七索”、“八万”地喊着。中间还真发生几次有惊无险的事情,都安然躲过。到下午一点多钟,王会悟让船老大划着拖梢小船,把预订的酒菜送到。她招呼代表们用餐,在八仙桌上摆好酒菜后,径自离开船舱,又坐到了船头担任警戒去了。代表们异口同声招呼她一起吃,李达还走过去拉臂催请,但她忠于职守,执意不从,并不失风趣地说:“你们是贵宾,我是站岗放哨的,实在不敢僭越。”

      我在参观王会悟纪念馆过程中和走出纪念馆之后,心里一直在想,在党的一大上如果缺了哪一位代表,可能不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例如法国巡捕搜查会场之后,惊魂未定、贪生怕死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未参加南湖的会议,但并未影响党的一大顺利举行。但是,如果没有王会悟的积极参与,做出认真细致周到的安全后勤保障工作,并机智勇敢地化险为夷,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可能要推迟若干时间,甚至在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发生一些“胎死腹中”的不测事件也未可知。

      王会悟为党的一大召开和圆满闭幕做出了特殊贡献,新华社于1993年11月18日播发的电讯《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在京逝世》中有一段文字:“王会悟同志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同志的夫人。她在党的一大筹备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其实,王会悟还参与了中共二大的会议选址和安全警卫工作。当时,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负责筹备会务,会址的选择又颇费踌躇。召开党的一大时的那个李公馆已不能再用了,陈独秀寓所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杂志社被查封了,也不能用。王会悟与丈夫李达挺身而出,将自己的住处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作为二大会场。她再一次自告奋勇“重操旧业 ”,为党的二大会议站岗放哨,使这次会议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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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她把一生献给党

       王会悟1898年出生于浙江乌镇的书香门第,16岁就读于嘉兴女子师范预科班,后入湖州湖郡女塾攻读英语,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用白话文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知名人士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给她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勉励她“多读书”。

       受五四运动影响,王会悟后来前往上海寻求妇女解放途径。通过陈独秀的关系,由上海学联介绍加入了中华女界联合会,被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委以文秘之职。她先是住在徐宗汉处,后搬到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居住。

       1920年夏,留学日本的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活动方便,寄居在陈独秀家的亭子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并主编《共产党》月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筹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王会悟是第一批团员。她与李达都借住在陈独秀家里,平时经常帮李达誊抄文稿,由衷崇敬李达的信仰与学识,李达则赞赏她对新思想的追求。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爱,于1920年结为伉俪,婚礼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婚后移居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党的一大之后,王会悟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参与创办过我国第一个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妇女声》半月刊,创办过上海平民学校,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学生。

       党的二大会议闭幕的当年冬天,毛泽东邀李达夫妇前去长沙,协助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李达任校长,王会悟在该校补习班教授英文,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清水塘。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夫妻俩先是隐蔽上海,后迁居北平,开办“笔耕堂”书店,王会悟化名王啸鸥,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出版马克思学说的有关著作。1937年5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出版。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抄写、出版,还是发行,都凝聚了王会悟的大量心血。她还想办法将该书托人送往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地阅读了该书,并作了详细的眉批,称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还在写给李达的回信中,热情地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随即将此书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李达去家乡湖南避难,王会悟带着子女留守家中。日伪反动派多次逼王会悟交代李达去向,甚至关押殴打。王会悟始终坚强不屈,没有透露党的秘密。她最终于8月下旬在朋友帮助下逃出虎口,流亡西南大后方,其间夫妻儿女失散。后来,王会悟夫妇移居北京;1944年,抵达重庆。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王会悟参加了重庆妇女界欢迎毛泽东等共产党代表的大会,会后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单独接见。

       1949年夏,毛泽东邀请李达到北京共商开国大计,对李达说:“解放啦,快把会悟他们接来吧。”王会悟于是得以与丈夫团聚,建国后被安排在法制委员会任职。

       中共建党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党的一大文献保存到建国以后的几乎为零,而健在的不多几位代表,也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王会悟因此成了“活档案”。研究党史的专家、学者及报刊记者们纷至沓来,她不厌其烦地接待,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回顾党的一大召开的有关细节。

  1958年底,中央批准浙江嘉兴县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者带着南湖红船的模型船前往北京,经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他们找到王会悟。王会悟叙述了当年画舫的大概长度、船面布局、开会舱房里的陈设、装饰,乃至桌椅的颜色等。筹建者用心记录,重新设计制作,然后再送北京审定,董必武答复说:“就是这种船。”于是据此放大仿制。

       1959年7月1日,红船如愿制造成功,国庆10周年时正式对外展出,南湖红船从此声名远播,2006年,乌镇兴建了王会悟纪念馆,馆中陈列有红船模型,使更多的人们了解了这一史实。

       王会悟于1993年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她一生未身居要职,只是默默地协助丈夫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也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但由于种种原因,她终生未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她为党为妇女解放所作的杰出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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