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营建洛邑——成周，不仅在我国著名古都洛阳的历史上是一件开创性的大事，在西周一代乃至此后我国的历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这个问题由于记载缺略，历代史家弄得混乱不堪。近几十年来，各种通史、历史地图及新辞海等，还有各种有关洛阳历史的专著，均认为西周初营建的是王城和成周二城，王城在西，成周在东。实际情况究竟是否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作一番认真的考查。
对于洛邑的营建，《尚书》的《召诰》和《洛诰》两篇文献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记载。《召诰》说：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
又《洛诰》亦载：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这里的“王”是指成王。二月乙未即二十一日，成王为了营建洛邑，由镐京（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来到丰京（在西安市长安区西南）向宗庙告祭，接着便派太保召公先去洛邑查看筑城的地点。三月戊申即初五日，召公到达洛邑，指使殷民在洛水北岸规度城郭、郊庙、朝市的位置，到甲寅即十一日规划成功。次日乙卯，周公也到达洛邑，普遍巡视了新邑的规划，并且进行了占卜。占卜的结果表明，在涧水东、瀍水西和瀍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邑都卜兆大吉。于是周公便把营建洛邑的地图和卜兆呈送成王，得到成王的批准后即正式动工营建，当年年底洛邑建成。
以这样的规模营建的新邑，在文献记载中有的称为“洛邑”，如《尚书·多方》：“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有的称为“新邑”或“新邑洛”，如《洛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又说：“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雒。”也有的称为“郏”，如《左传》桓公七年：“王迁盟、向之民于郏”；又，襄公二十四年：“齐人城郏。”杜预注：“郏，王城也。”孔颖达《正义》说：“《传》称成王定鼎于郏鄏，周公就而营之，谓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旧名为郏，故以郏为城名。”在金文中，只是在早期有的称为“新邑”，如《
西周青铜器《令方彝》铭文中，除了“明公朝至于成周”的记载外，还有“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至王”的字样。唐兰、陈梦家均认为“王”即王城。
在先秦文献记载中也可以说明“王城”即“成周”。如《左传》隐公三年：“秋，又取成周之禾。”庄公二十年：“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庄公二十一年：“夏，（郑、虢）同伐王城。”至此“王城”始正式见于文献记载。再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王子带之乱，曰：“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今河南省济源市东南），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国语·晋语四》记同一件事则曰：“左师迎王于郑。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郏。”（按，郏即王城。）
可见这里“王城”即是指的“成周”。春秋时候，周平王由镐京迁都成周，住在王城，此后的历史记载中，“成周”之名逐渐被“王城”所取代。而原来在成周之东、后来称为“成周”的地方，本是成周的东郊。《尚书》序：“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即此。这里很可能是西周初年安置殷顽民的地方，当时并未筑城。《逸周书·作雒解》:“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孔晁注：“九里，成周之地。”《后汉书·鲍永传》注引陆机《洛阳记》说：“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里。”《洛阳伽蓝记》也记载：“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世人歌曰：'洛阳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后来的所谓成周（在汉魏故城）很可能是由周初殷顽民的聚居地而发展起来的，但却不是周公当年营建的“成周”。
后来的所谓“成周”，即汉魏洛阳旧址是何时开始建城的，史籍缺乏明确的记载。但春秋时代有“城成周”的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慭盟于翟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开始时敬王活动的地点多在狄泉（或作翟泉），不久就提出“请城成周”的要求。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秋八月，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杜预注：“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下有杜注：狄泉“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也，时在城外”。唐孔颖达《疏》引《土地名》也说：“定元年城成周，乃绕之入城内也。”很显然，当时修建的成周绝不可能是西周初营建的“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的成周城。
在围绕着“城成周”的前前后后，还有“戍周”的记载。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十二月，晋籍秦致诸侯之戍于周。”昭公三十二年：“天子曰：天降祸于周，俾我兄弟并有乱心（按指王子朝之党），以为伯父忧（伯父指晋侯）。我一二亲昵甥舅不遑启处，于今十年。勤戍五年。……”同年，“范献子谓魏献子曰：'与其戍周，不如城之’。”这些话都很值得注意。那时若不筑城就要派兵戍守，可见当时的成周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城垣。
再从当时筑城的规划和施工的规模等情况来看，也绝不是一般的修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
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
己丑（十四日），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杜注：计所当城之丈数也），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杜注：相取土之方向、远近之宜），量事期（杜注：知事几时毕），计徒庸（杜注：知用几人功），虑材用（杜注：知费几材用），书糇粮（杜注：知用几粮食），以令役于诸侯。……
《左传》定公元年记载：
春，王正月辛巳（七日），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孟懿子会城成周，庚寅（十六日），栽（杜注：栽，设板筑）, ……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
这样大规划、大规模的施工，绝不会仅仅是对原成周城的简单修复。据《春秋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邾娄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城成周。”徐彦注疏：“言城，明其功重，与始作城无异。”徐彦的话可谓一语破的。在这方面，《水经·谷水注》还有一段记载：“昔周迁殷民于洛邑，城隍逼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说这里本来“城隍逼狭”，是“卑陋之所”，可能不会是没有根据的。
显然这里所说的成周，绝不是指西周初营建的大邑成周，而是指春秋以后与王城相对而言的成周，亦即汉魏故城旧址。
将周公所营成周说成是同时修筑了王城和成周两城的说法，并非是今天才有的。追本溯源可以说是由来已久。错误最早出于《公羊传》，该书在《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下注：“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于《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下注：“成周者何？东周也。”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只要看一看《左传》的记载就清楚了。在这一年的十月，“癸酉（二十三日），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又“十二月癸未（四日），王入于庄宫”。襄宫、庄宫均在王城，可知这里的成周并非后来东周君所居的成周（在汉魏故城），而恰恰是西周初营建的成周。之后《汉书·地理志》等正是沿袭了这种错误。《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下载：“（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河南）故郏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续汉书·郡国志》更是明确地指出，“雒阳”在“周时号成周”，而“河南”则是“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这是明显地将春秋以后的成周（在汉魏故城）与西周初营建的成周混为一谈。这也正是今日两城说的依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我们可以从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说中看出一些端倪。郑玄在《诗·王风谱》中指出：
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今雒阳是也。
这分明是在曲解经文，把《召诰》《洛诰》中记载的周、召二公规度、经营洛邑的过程曲解成先后建了王城与成周两座城。
在秦代以后，由于某些古籍的散佚，使当时的一些学者对某些历史情况感到茫然，这也是一些著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此也采取了折衷的态度。请看《水经·洛水注》的记载：
（洛水）又东北过河南县南。《周书》称周公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孝经援神契》曰：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
（洛水）又东过洛阳县南，伊水从西来注之。洛阳，周公所营洛邑也。故《洛浩》曰：“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方六百里，因西为千里。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合诸侯大夫戍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
他一方面承认汉河南县城附近之地即周公将致政时所营之成周，但同时又说汉洛阳县城亦为周公所营之洛邑。至于洛邑明明即是成周，那就在所不顾了。
唐朝的孔颖达为《尚书》作疏，他在《尚书·洛诰正义》中说：“其卜涧瀍之间，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又说：“洛邑即成周，敬王自王城迁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诗·王风谱》孔颖达《正义》也说：“瀍水东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阳县是也；召公所卜处名曰王城，今河南县是也。则成周、洛邑同年营也。”这些都不过是将班固、郑玄诸说杂糅在一起，仍然是在曲解经文，较前人并没有前进半步。之后《元河南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无不沿袭了这些错误。
当然，汉唐以后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没有看出问题。如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中引吕氏（东莱）的话说：
孔子序《洛诰》曰：周公往营成周，则成周乃东都总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阳，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时会诸侯则虚之，下都则保釐（厘）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习见既久，遂独指以为成周矣。
这里将汉代河南县城所在地的王城与洛阳县城所在地、也就是后来的成周（汉魏故城）对举，并不完全符合西周时的情况，但所说“成周乃东都总名”则是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童书业于1937年写《春秋王都辨疑》（见《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考证论文集》）一文，力辩成周与王城为一城，认为王城即成周之内城，成周乃东都之总名，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他忽略了成周名称的历史变化，因而否认春秋时周敬王迁都之说，所以人们对童书业的说法难以接受。我们认为周公所营洛邑即成周，王城是成周的一部分，这是首先要辨明的；但周敬王由王城迁都成周（在汉魏故城旧址），也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
首先，我们来看看金文中关于成周的记载：
《令彝》：“隹（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
《臣辰盉》：“隹（唯）王大龠（禴）于宗周，（出）
《盂爵》：“隹（唯）王初
《厚趠鼎》:“隹（唯）王来各（格）于成周年。”
《小臣夌鼎》:“正月，王才（在）成周。”
《史颂
《颂鼎》：“隹（唯）三秊（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在）周康邵宫。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王乎（呼）史虢生册令（命）颂。王曰：'颂，令（命）女（汝）官
《格伯
《舀壶》：“隹（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各（格）于成宫。井公内（入）右舀。王乎（呼）尹氏册令（命）舀，曰：'更乃且（祖）考乍（作）冢
《敔
《虢仲
《小克鼎》：“隹（唯）王廿又三秊（年）九月，王才（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命）于成周，遹正（征）八
《兮甲盘》：“王令（命）甲政（征）
在这些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均记载了周朝统治者在成周的活动，特别是《臣辰盉》《史颂
尤其重要的是1965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
隹（唯）王初
这里的“王”是指周成王。“
成周建成后，成王就住在成周。《吕氏春秋·长利》记载了成王定成周的话：“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又，《史记·鲁世家》记载：“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都可以作为成王时主要住在成周的有力证据。
这里还要补述一点，就是在西周金文中除了明确记载“成周”以外，还有些铭文直接写作“周”。如：
《趞曹鼎》:“隹（唯）十又五秊（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龏（恭）王才（在）周新宫。”
《望
还有前面所举《颂鼎》:“王才（在）周康邵宫”等，“周”均指成周。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指出：“彝铭中凡称周均指成周，以康宫在成周，而屡见'王在周康宫，知之’。”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也说，西周中晚期（穆王以下）铭文成周有时称周。可见“周”为成周的简称。于此我们不禁想到“成周”取名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据《水经·谷水注》引《公羊传》何休注：“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尚书》孔颖达《正义》则说：“迁殷顽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为成周”，等等。既然这样，成周为何不简称为“成”而称为“周”呢？看来“成周”很可能是“周城”的意思。“成”与“城”在古文中是可以通假的。
王城既然是成周的一部分，那么其方位究竟在哪里呢？在先秦古籍《国语·周语》中有这样一条记载：“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按谷水曾与涧水会合，此处所谓谷水实即涧水，王城的位置应靠近涧水入洛水一带。1949年后，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个线索，终于找到了东周时期的王城旧址。这座城的西北角在东干沟北的土冢处。城墙由土冢向南，进入东干沟一带，沿涧河东岸在王城公园处跨过涧河向西，在七里河村北转南，延至七里河村南又西折然后向南，至兴隆寨西北，为城的西墙；南墙由兴隆寨西北向东拐，在兴隆寨北跨涧河，经瞿家屯村北向东延伸，东段因地势低下，不见城墙；城的北墙从东干沟村北的土冢处沿干渠一直向东，至距唐城西墙约二百米处止，全长二千八百九十米，保存最为完整；由北墙转弯处向南行，为城的东墙。因为南墙的东段已湮没不见，因而城的东南角没有寻到。从现在测知的城垣，估计全城面积约四十平方里。从城内试掘的情况来看，在城址偏南的中部，发现有大片夯土遗迹，并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饕餮纹、卷云纹瓦当等的堆积。考古工作者推测东周的王宫、祖庙、社稷坛有可能就在这里
西周都城在镐京，以成周为东都，周平王以后迁都于此，于是成为正式的都城。周敬王时由王城迁都东面的成周（在汉魏故城），至赧王又迁回王城。
东汉仍都洛阳，故城遗址就在春秋以后所谓的成周城。历曹魏、西晋、北魏（孝帝文以后）皆建都于此，现在通称汉魏故城。到了隋代，因汉魏洛阳城在战乱中遭受严重破坏，旧城已无法利用，于是西移十八里营建东都，隋炀帝、唐武则天及五代的后梁、后唐等均建都于此。洛阳于是有“九朝名都”之称。隋唐洛阳城的旧址就在东周王城之东，与王城相毗邻。
（附《洛阳历代城址图》）
（原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