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莫言是因这部小说，才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其实诺奖是表彰他的终身成就，并非指单一作品。《蛙》的创作背景，放在新中国建立后的“高密东北乡”，以从事接生50余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为叙事主体，描绘出生育对于农村的创痛与沉重、复杂与反思。敏感的题材使这部小说充满了争议，一度被质疑为“丑化”、“阴暗”，但无可否认，这是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过程。中国有无数个这样的乡村，也有无数个如“姑姑”一般，一手迎接生命、一手送别生命的“计生”医生。《蛙》的成功，在于它背后所传递的现实意义与人文关怀。其实早在1987年，莫言就写过类似题材的短篇小说《弃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下，表达的并非只是农村愚昧的“生”与“弃”，而是对于个体生命的同情与怜悯。“文学是人学”，不应局限于讴歌与规避，还要有“看见”的觉悟。
一个女婴引出的现实众生相
《弃婴》以莫言惯用的第一人称讲述，主人公“我”从部队还乡探望妻女父母，在一片葵花地深处，发现一个被红绸裹着的新生女婴，身旁是一大片蚁巢。婴儿香瓜般扁长的脸上布满皱纹，眼窝里汪着两滴浅绿色的泪，洞穴般无牙的嘴里，发出蛙鸣般响亮的哭声。善良最终战胜理智，“我”不得已将女婴带回了家。除了五岁的女儿兴奋地高叫着“小弟弟，爸爸捡回来一个小弟弟”，父母、妻子都难以理解。“我”的家庭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工作与生男孩之间，“我”选择了前者。全家人对男性子嗣的执念，随着妻子年龄的增大而增大，已临近爆发的边缘。作为“罪人”的我，又捡回一个女婴，注定要引发一场家庭风暴。最终让家人妥协同意暂时收养，还是母亲那一句：“行了这个善，下一胎一定能生个男孩。”小说将弃婴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因家庭困难无力抚养；二是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三是未婚生育的“私孩子”。这三类中，除了严重生理缺陷的，通常只有“私孩子”里才会有男婴，而且样貌大多不差，襁褓中多多少少有一点财物，成活可能性也大。第四类，就是“我” 捡回家的婴孩，在特定时代、生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之下，这类弃婴里，绝无男孩。往往这样的弃婴，处境最尴尬，她们无人要捡、生机渺茫。所以主人公无疑是捡回了一个烫手的“累赘”，既养不了又送不走，独自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乡政府的黑脸汉子，只管同情地看着“我”，摊手表示没办法“你捡着就是你的，养着吧。”面对主人公的质疑与拒绝，他更直接地提示：- 只能养她，并且一旦收养，就算你生二胎，罚款两千元！
父母妻子的脸上挂着沉甸甸的谴责，用秤钩般的眼神撕扯着主人公的灵魂。个人的善意淹没于巨大的现实压力之下，所有的争取都变得苍白无力。“我”走遍全乡十几个村庄，拜访所有缺少儿女的家庭，得到几乎一致的回答：“我们不要女孩”。无奈之下，“我”找到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姑姑，却碰到一对农村夫妇在诞下女儿后，双双丢下孩子跑了，姑姑提出让“我”抱回家养那弃婴，吓得主人公落荒而逃……只有“我”五岁的女儿，对这个小小婴儿抱以人类天然的善意与关注，她常常陪父亲照看女婴，全神贯注地看着，像观赏奇异的热带鱼。女儿未经世俗鄙陋的价值观所污染，她对小生命的喜爱与周围成人的避之不及，形成强烈的反差。一种关于繁衍约定成俗的古老认知，在一点点吞噬落后的乡村世界对生命的本能尊重，现实麻木的众生相之下，是更复杂、亘古的沉疴。从逃避到接纳：对生命力的妥协与敬畏
最初，从“我”的视角看过去，被捡回的婴儿是并不可爱的。发现她时是“惊惧”，救下她时是“戚戚怆怆”，抱起的一霎那，主人公就意识到，即将被她“折磨得好苦”。连日乘车疲劳不堪，还要彻夜守着女婴，忍受着蚊虫的骚扰。一夜不歇的暴雨，如同内心翻涌的狂澜。女婴胃口极好，哭声洪大有力，疯狂地进食，三天就吃光了一袋奶粉。看着她因为进食而出现的凶残表情，“我”心里泛起灰白的寒冷。家人的紧逼、他人的冷漠、环境的现实，让善良的我进退两难。去乡政府寻求帮助时，“我”的腿被一条看门恶狗咬伤，讽刺之处在于，“我”已经是被咬伤的第二十一人。从对一条狗的不作为之上，窥见“我”救助失败的必然。“又是这种事”，一个“又”字，点出弃婴事件的司空见惯。黑脸大汉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劲儿地养，养不着男孩死不罢休！东村的吴二牙，生了四胎了，没有地，有三间破屋，屋里有一口锅、一个瓮、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你罚吧！他说'我没钱，用孩子抵债吧，要一个给一个，要俩给俩，反正是女孩。’你说怎么办？”
问题又抛回给了“我”，这不再是简单的个体事件，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群体现象，在这么一股顽固的风气面前，“善”的代价是极大的。焦头烂额之际，突然看到饱餐过后的女婴绽开了记满足的微笑，甜美如糖浆。她腮边有一粒酒窝，丑陋的头颅变得圆润、漂亮，一个如向日葵般热忱美好的生命！女婴的笑，她强悍的生命能量，让“我”勉强从逃避转为接纳：“我命令自己痛恨人类又挚爱人类。”葵花的意向贯穿了始终，救下女婴那天，葵花盛开，连缀成一片黄云，馨香扑鼻、万物蓬勃；小说尾声时，求助无门的“我”又回到了葵花地，花盘低垂，上面无数黑色的籽像无数眼睛盯着“我”……象征着多子多福的葵花，充满了热烈积极的生命力，延伸到现实层面，生育同时承载了人性的“善”与“恶”。本是中性的繁衍，却因为人为的价值赋予，而滋生了残忍与丑恶。莫言曾说“不可能把恶消灭干净，没有恶的存在，善和美也就无处生存。只有跟恶和平共处，善和美才可以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小说在葵花地里、“我”的沉思中戛然而止，开放式的结尾，是一个留给现实意味深长的议题。但那句“葵花地里毕竟充满希望”，可以猜测出女婴最终的归宿。“我”作为一个善意的普通人，本不应该为此买单，以微小之力为整体的陋习救赎。但主人公身上健康的生育观，对弱小生命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是这篇小说的闪光之处。写在最后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真正的悲剧不是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正确之间的冲突。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小说中所出现的延续香火的观念，愚昧且落后，弃养更是毫无争议的恶行。但对于特定背景之下，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的血脉思想代代承袭，闭塞的乡村世界中，对于男性继嗣的执着，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无比正确的认知。正如小说中所写，那些弃养者“并不是不善良，并不是不淳朴，并不是不可爱”，他们只是用自己无知的“正确”，去对抗理性的正确。小说里，“我”看到各个村里有那么多丑陋的男孩，三十大几的光棍感叹，“女人太少啦”……再如贾平凹的小说《极花》，写的是一个极度缺少女孩的山乡里，那些饱受娶妻困扰的男性们，花钱买来“媳妇”后，眼巴巴盼着“生个男孩”，却不会思考他的儿子将要面临下一轮的婚姻困境。可悲之处，在于这样一群愚昧短视的人，没有能力去思考“因”与“果”，他们一手创造了整体命运的悲剧却浑然不觉。八十年代，莫言用《弃婴》所传递出来的观念与思考，是超前的，有着他早期作品的先锋与深刻。他在小说尾处叩问：“谁有妙方，能结扎掉深深根植于故乡人大脑中的十头老牛也拉不转的思想呢？”所幸，时间会回应，时代的发展是最好的妙方，男女平等，是现代人最基础的认知。如果狄更斯现在重写《双城记》，我想那经典名句只会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End-
看古今世事，读书中天地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