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说新词汇（对我而言）层出不穷总是让我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读完整本书我也概括不出来何谓后真相时代，除了后真相时代，有时还会听到后疫情时代等。
我不禁在想，实际上用通俗的语言也能解释清楚的东西，却被行业铺天盖地而来的“黑话”取代，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多了许多壁垒。这也是“后真相时代”的一个面向。
我们大可以信息时代、当代作为背景来理解“后真相时代”。这本书的原作名为TRUTH，真相。作者与我们探讨真相，让我们看到“真相”是如何被利用的，同时可以如何恰当地利用真相。政客、营销人员和公关人员不厌其烦地用符合真相定义的花言巧语“欺骗”听众，而我们却不能指控这是欺骗。例如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拉链门事件，他与其法律团队通过调整定义讲述“真相”，让其作伪证的行为不足成立。标题党用歪曲真相、吸引眼球的标题骗取点击率，再在正文介绍事实等等。而另一方面，用道德且适当的方法“讲好”真相，也可以起到团结、鼓励和转变等正向作用，只是把“泥虫”更名为“小龙虾”，就多了一道令许多人青睐的美食。后者在我看来更像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魅力型领导，能够讲好故事，清楚表达目标，陈述具有有吸引力的愿景。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竞争性真相”这个词，并将沟通者简化为三类：1.倡导者（advocate）：用竞争性真相营造比较准确的现实印象，以实现建设性目标。
2.误传者（misinformer）：无意中传播歪曲现实的竞争性真相。
3.误导者（misleader）：故意用竞争性真相营造他们知道不正确的现实印象。
“竞争性真相”可以理解为，由于每个故事都有多面性，沟通者在讲述真相时出于某些动机，着重或者只挑选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去陈述，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陈述方式、技巧描述事实。这些描述大相径庭，造成效果更是天差地别，但它们却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
由于利用“竞争性真相”常常会引发道德问题，作者也对沟通提出了三条道德标准：
这本书倒是强化了罗翔老师的《法治的细节》中提到的“人其实不需要被教导，人只需要被提醒”。不管是利用信息偏差，刻意隐瞒部分真相，还是树立稻草人，使用辩论技巧，来引导听众得到非公允的结论，我们见识过也明白生活到处是这些陷阱。有时使用“竞争性真相”就像天生的技能，小孩子放学回家，父母问孩子今天干了什么，孩子懂得回应自己背了一小时的书，隐去和小伙伴们玩了半天捉迷藏的事实。但互联网时代急剧提升了信息的传播速度，而重复率与曝光率更是人为可控。日复一日的重复、群体数量的倍增，就能“成就”一项道德或真理，本所谓“三人成虎”，但狡猾的是，这虎竟不算谣言，只是纸老虎、东北虎、虎斑小猫咪的区别。试想每次社会上发生一起引起轰动的案件时，我们总会见到开始有媒体找到当事人的亲属朋友，开始挖掘事件背后的故事，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故事往往引人入胜、具有感染力、传播力，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故事或故事主人公的看法，甚至左右了决策者在裁量时应从高或从低。具有传播力与感染力就注定了这种背景故事有其侧重点，不可能全面。虽然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却常常不注意而陷入其中，成为传播者和误传者。利用真相的多面性，支持者强调优点，反对者强调缺点。利用背景故事，商家针对环保主义者强调绿色节能低碳，针对弄潮儿强调时尚流行。利用不同的统计分析手段，当一天的总计量太少，则用一年的合计数来搪塞，当平均数太难看，则用中位数、相对增长率、不同的统计图形等来蒙混过关。不同的表现形态，完全可以将事情真相描绘成不同的版本，引导读者听众得出不同的结论。与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有关，我常常会认为看电视是在玩乐，而阅读是学习，即便看的都是《基督山伯爵》。但有一次自己听到有个作家说，旧时代他们如饥似渴地看书就相当于现在的孩子们不厌其烦地看着电影，电影就是故事随着时代发展呈现的另外一种形式。那段话正如沉入我心底的锚一样，即使当我沉迷影视无法自拔时会有些负罪感，但心底里它又会开导我，视听与文字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只取决于我汲取到的是什么。而《后真相时代》提到的一句话让我觉得和我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来自片面真相，而这种理解又会影响我们。 这种影响不会立即发生，但是一旦我们接受了某种设定，它会潜移默化，决定我们未来的行动，成为我们的习惯，最终就会内化成道德真理。互联网时代无差别地加剧每一种信息的传播速度，也有许多刻意筑起的信息茧房，像洗脑者一样反复向我们传达某种信息，也是我们需要当心的。
我想，作为听众，我们应该留意分辨沟通者陈述的“竞争性真相”是否存在误导，不被其巧语花言牵着鼻子走，留心别人对词语的定义，留心只支撑一个面向的论据。作为沟通者，我们可以尽量不让自己成为误导者，同时又可以将符合道德的讲述竞争性真相的技巧运用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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