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左右，故乡的人们就先后杀猪了。
年猪都是农民自己养的，大半年前就约好，哪家哪家和谁家一块分猪肉。杀谁家的猪就在谁家，我家也养过几次年猪，就在家里宰杀，印象深刻。
我很怕看到和听到别人杀猪。先是将大肥猪从猪圈里赶出来，有的猪被圈养太久了，就是不肯走出来，或是它知道死之将至，在做最后的挣扎。有人拿着棍子在后面抽打它，不动。有人拽它的大耳朵，往前走了一点。最狠的是用屠夫杀猪专用的铁钩，钩住猪的脖子，用力拽，其他人在猪屁股用力推，大肥猪叫得撕心裂肺，但也改变不了被逼上邢台的命运。众人将它抬上案桌，屠夫一刀子捅进去，红红的鲜血就流到大盆里，没过多久，大肥猪就安静了。
如果真有轮回，我下辈子打死也不做猪，当然也不做屠夫。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做过十多年的屠夫。他先是跟教书的叔叔念了些书，有些文化，后来到公社开办的加工厂工作。从加工厂失业下岗后，他就操起卖肉的行当。我后来得知，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村子里不是谁都可以卖肉的，还得公派，爷爷就是村子里唯一的屠夫。“别人无法抓住一只大肥猪，但你爷可以，他抓住猪的尾巴一提，架空了猪的后脚，它就跑不动了。”奶奶神气地说。
那时的肉价只有三四毛一斤，等爷爷干了十多年后，肉价也只涨到八毛一斤。我们今天看觉得很便宜，但在两分钱三根针的年代，能吃上肉的人也是很少的，他只能挑着肉各个乡镇地走，如今上楼都喘气的我们很难想象那需要多大的力气和耐力了。
为了多把肉卖出去，爷爷常常很晚都没有回家。有一回，夜真的很深了，奶奶实在担心，商量着要不要派人去找，可去哪里找他呢？最终只得放弃了，只能祈祷爷爷平安归来。
爷爷回来了，还剩下很多肉没有卖出去，只能自己吃，这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有肉吃是幸福的，但爷爷奶奶更希望能把肉卖出去，好购买生产资料和贴补家用，让肚子有点油水并不是头等大事。于是，他们只能唉声叹气地吃很想卖出去，但又卖不出去，很想吃，但又觉得不应该吃的猪肉。
我九〇年出生，还见过爷爷卖肉一阵子。他打算不做了，父亲想接班，奶奶极力反对，理由不是卖肉不赚钱，而是我父亲的文化太低，怕别人讹诈他。父亲没有成为屠夫，倒是成了一个豆腐佬，将黄豆做成豆腐和油炸豆腐，走乡窜村地叫卖，人称豆腐九（父亲排行老九）。猪肉的蛋白质大家吃不起，豆腐的蛋白质总该吃得起吧？不知这是不是父亲干起豆腐佬的最初想法。我知道的是，卖肉的活儿后来转给了邻村的一男子，父亲做了几年后的豆腐佬以后，也外出谋生了。
乡村的屠夫往往也是乡间的大厨，没有只杀猪不给大家做菜的道理。不做屠夫后，爷爷还是经常做起杀猪的活儿，逢年过节，总有人请爷爷去帮忙杀猪；红白喜事，总有人请他去做菜。他总是逢叫必到，一直到他七十岁左右，杀起猪已经显得有些吃力，叫他杀猪的乡人才开始慢慢少了。到他八十岁时，曾经能给乡人做大锅饭的他，连自己和奶奶的饭菜都做不了了。我如今爱做菜，多少跟爷爷曾经是乡间厨师有点关系。
我念高中的三年，父母在外地种菜谋生，每逢春节，父亲总是一个人留守菜地。有一年，我回家过年，家里正在杀年猪，我远远就看见了父亲，但他认不得我，问旁边的人我是谁，旁人告诉他：“那是你的大儿子啊！你怎么不认得了？”那时，我与父亲不见三年有余。
如今，弟弟开了一个养猪场，除了批量卖猪给别人，偶尔也会亲自杀猪。他杀猪时从不叫我帮忙，知道我是一个假菩萨。弟弟家族排十四，爷爷也排十四，冥冥中也许有点传承。我传了一点他的文化和厨艺，弟弟传了他杀猪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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