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处世智慧

我读《论语》（104）

公冶长篇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学而篇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宪问篇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泰伯篇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卫灵公篇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中国式的处世智慧

如何处世，是一个大学问。社会是复杂的，太平盛世与社会动乱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古代把这两种情况分别称为“邦有道”和“邦无道”，一个人生活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做人做事的方法是始终如一，还是面对不同的情况立世的方法也不同？特别是对于为官从政的人，如何应对，既牵扯到政治立场，也涉及到从政技巧。针对这两种情况，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自己的处世方法。

“邦有道”时，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可以高调做人做事。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积极入世。“天下有道则见”。“见”，同“现”。天下有道的时候，不能隐名埋姓，默默无闻，要出来做事。

二是出来做官。“邦有道，则仕。”一个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抱负的人，在政治清明的时候，要出来做官。只有做官，才能有条件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所做的事才能惠及更多的民众。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安邦，修己安人才是最终的目标。儒家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做官不是为了个人，而是出于道义，有担当，为更多人的谋利益。

三是建言献策。“邦有道，危言危行。”政治清明的时候，往往当政者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再尖刻的言论也能听进去，这时，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如魏徵犯颜直谏，唐太宗李世民善于纳谏，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佳话。作为官员，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政见，敢于批评时政。

四是有所作为。“用之则行”。如果得到重用，要有所作为，像宁武子那样，“邦有道，则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不能碌碌无为，做太平官。

五是不能贫贱。“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在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下，国家政策有利于人的发展，很多人都奔小康了，你还在贫困线下挣扎，还要国家、他人的救济，或者在社会上不能立足，没有社会地位。这些人，要么是才智不足，不能运用好的政策，使自己摆脱贫贱之位；要么是不努力，缺乏拚搏进取精神，这些都是没有责任感、缺乏担当的表现，应该感到羞耻。要学会在大好环境中发展自我，不但要有良好的社会地位，还使生活富足，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

“邦无道”时，往往是当权者昏庸无能，社会黑暗，人人自危，这时做人做事要低调，学会保全自我。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退隐。“无道则隐。”社会黑暗，一个正直的人，人生的政治理想很难实现，生不逢时，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却没有施展才华的平台，像孔子那样，政治主张很好，却没有当权者采纳并拿来用于治理国家。这个时候，学会退隐，像蘧伯玉，“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既然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再干也是徒劳无益，干脆走人，远远躲开。

儒家的“隐”不同的道家的“隐”，道家是退隐山林，与世隔绝，是消极避世；而儒家的“隐”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是以退为进。譬如，我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逢勃发展，党员人数激增，得到了工农的广泛支持。一个年轻的党，一些主要领导人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国际工人运动相比，就是与国民党相比也是处于劣势。相反，头脑发热，觉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盲目照搬，在大城市发动工人大罢工，过早地把革命力量暴露在反革命面前，使蒋介石感到了来自共产党的威胁，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想将新生的共产党扼杀在摇篮里。面对白色恐怖，我党适时把革命转入地下，不与敌人正面死磕硬碰，保存了革命力量。南昌起义后，革命队伍辗转到山区、农村，开展敌后革命根据地，摸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全国，建立了新中国。

二是隐藏。如果“无道则隐”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舍之则藏”则是一种无奈的行为。得不到重用，这个时候有才能也难以发挥作用，就隐藏起来，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韬光养晦，修养自我，完善自我，独善其身，等待机会。藏不是放弃，是藏其锋芒，也不同流合污，出污泥而染，是一种含蓄而坚定的坚持。

三是装“愚”。“邦无道则愚。”面对黑暗势力，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正义，与之对抗到底，像比干那样，结果是死路一条；另一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这样就丧失了做人应有的原则，是君子所不齿的。没有退隐，还在做官，又正面对抗不了，怎么应对？学宁武子，装愚。愚不是缺乏智慧，是藏其智慧，藏其才华，让人觉得笨笨的，不引人注意，使敌对面产生无害的错觉。装愚，实际上是非暴力不合作，不与敌对的势力进行正面的冲突，既不同流合污，又保全了自己。

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聪明表现到极致，极力掩盖自己的不足，不想给人留下愚蠢的印象。越是不聪明的人，越爱表现自己，所谓的“半瓶子晃荡”。明明没有多少才干，还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牢骚满腹。一个聪明的人，却要装作愚笨，还要装得像，让人看不出来，这是大智慧，非一般人所能做到。郑板桥就感叹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聪明难”，好理解，因为才智高是装不出来的。而“糊涂亦难”，很多人不理解，糊涂有什么难的？难的是人不愿意糊涂，即使糊涂之人，也不愿意让人说自己糊涂，所以，由聪明转入糊涂就更难了。宁武子在“邦有道”时，表现得很聪明，在管理国家事务中政绩突出，是一个文韬武略杰出的政治家。当“邦无道”时，他装作愚笨，并且装得很像，却悄悄地为国出力。孔子就赞扬他，说他的聪明别人可能学得到，赶得上，但是他的愚笨别人是赶不上的。外表看起来聪明而内心愚笨，是真正的愚；外表显得愚笨而内心聪明，是大智慧。

四是“言孙”。“邦无道，危行言孙。”坏人当道，做事的原则不能变，但说话的方式要改变，要委婉，注意分寸，不能逞口舌之快，由言语冲撞而得罪小人，引来不必要的杀身之祸。

荀子在谈到为臣之道时说：“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臣道》）“邦无道”时，作臣子的，没有办法避开这种处境，那就推崇当权者的美德，宣扬他的善行，不提他的罪恶，隐瞒他的失败，称道他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在这里不是要人们对当权者阿谀奉承，把黑的说成白的，而是只说当权者所具有的好方面，不说他不好的方面。

五是不富贵。“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当“邦无道”时，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取得显赫的地位，发国难财而暴富。这时候，既升官，又发财，是丧失了做人的原则换来的，这不是光荣的事，而是耻辱的事，应该感到羞愧。

六是救世。虽然做人做事不高调，不对抗社会，不与黑暗势力正面冲突，并不等于什么也不做，而是做人的原则不能变，要积极作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挽救社会，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即使自己的力量很微弱，也要坚持，像孔子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儒家强调，人生在世，要知进退。一切都要顺应时势，相机行事，该进的时候要高歌猛进是，该的时候要急流勇退，并且进退有度，不走极端。要学孔子，孟子说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该走就走，该留就留，做官不做官，都依情况而定。如果条件具备，就为国家出力，多做贡献；如果条件不具备，就做一个道德高尚、教化众民的圣人或君子。

儒家又强调，不管是“有道”还是“无道”，处世的方法可以随着时事的变化而灵活变动，但做人的大原则是不能变的，人生要有坚守。《中庸》中引用孔子的话说：“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在国家政治清明时，不变更操守，把正确的道推行天下而不移，这样的人真刚强。就是说，在国家有道需要人才的时候,就出来做事,但不因为做大事而忘本, 要坚守自己的道义，坚守自己过去处于陋巷时的美好情操和远大理想。国家政治清明时，国泰民安，在和平温馨的氛围中，很多人经起诱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更需要坚持操守。国家政治混乱，小人盛行，不能小人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至死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这样的人真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