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人们谈起乱世，汉末三国总是无法绕开的话题，这一段历史的精彩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自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二月黄巾起义爆发，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东吴灭亡，魏蜀吴三家归晋。这一百年里，各种英雄人物风云际会，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历史大戏。随着张角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响彻神州大地，东汉王朝的终章正式拉开序幕，历史也终于来到了波澜壮阔的汉末三国时代。而提到汉末三国，也绝无法绕开一个人，他的人生几乎贯穿了整个汉末，是他促成了三国的形成，他是那个时代毋庸置疑的最炙热的太阳，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的乱世枭雄，他就是魏武帝曹操。关于曹操千年来人们对他始终争论不休，其评价之多、分歧之大世所罕见，以至于当今天再提起曹操这个人，总免不了要引起一番争论，而这些争论的焦点也往往集中于他到底是汉室忠臣或篡汉逆贼，但无论持何种观点，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曹操对于东汉末年乃至中国历史带来了何种巨大且深刻的影响。要找寻潜藏在历史中的真相，我们就需要通过历史走进这位乱世枭雄的世界，透过文字了解他富有传奇的一生。
一、曹操的家世背景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其父亲曹嵩官至太尉，原复姓夏侯，后来因被宦官曹腾收为养子而改姓曹。曹腾在安帝时期便为黄门侍从，因拥立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迁至中常侍大长秋。《后汉书·宦者列传》中记载“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侍奉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当时蜀郡太守因为计吏行贿曹腾，被益州刺史种暠发现并以此为由向桓帝上疏弹劾曹腾，要治他的罪，结果桓帝以“书自外来，非腾之过”将此事不了了之，然而，曹腾对待种嵩的态度却是“不为纤介，常称嵩为能吏”，人人因此皆称赞曹腾的为人。根据史料的描述大致可以判断出曹腾的个人能力和处事水平十分出色，同时他在皇帝身边服侍的三十多年里所获得的资源是丰厚的，首先是位及公卿的爵位，其次是遍布海内的名人故交。这两种资源虽然在当时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显著的地位提升，但在无意间却为他的后人曹操的创业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原始资本。
（图为曹操像）
前面提到过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所以作为曹嵩的儿子，曹操与曹腾之间并无血缘关系，这一点是需要首先明确的。《三国志·武帝纪》开篇中所记载的“汉相国曹参之后”的观点从血缘关系上大概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由于曹腾已经收曹嵩为养子那么从宗法的角度看，曹嵩由“夏侯”改为“曹”姓，可以看作自此以后曹嵩及其子孙将归属于曹氏一脉。允许宦官“养子”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东汉时期，宦官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聚敛大量财富以及皇帝的封爵，这些财富和封爵往往需要有人来继承，宦官们无法通过生育后代来继承，于是“养子”便应运而生了。早在曹腾之前的郑众等权宦都有“养子”，且均袭爵封侯。在既成事实和权宦们的压力下，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其“合法性”，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二月，汉顺帝下诏正式承认宦官可以“养子”并且允许其世袭封爵。自此以后，宦官养子便成了无可非议的“成例”得以延续下去。
曹腾死后，曹嵩嗣位，汉灵帝时擢拜大司农、大鸿胪，后来又通过贿赂宦官花一亿钱买得太尉的职位，但仅仅半年之后便被褫夺了太尉之职。史书上并没有曹嵩有关政绩的记载，大致可以判断他的仕途平平无奇，既无功勋，也无大过。但是，随着曹腾、曹嵩两代人在朝廷中的耕耘，大量曹氏子弟蒙荫入仕，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且拥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政治集团。曹操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裕且颇有权势官宦家族中，家族所积累的物质和人文底蕴是他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对他的成长、顺利进入仕途乃至以后的创业都起到了巨大的铺垫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家族为曹操创造的先天条件，仅凭曹操后天个人的努力是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曹操从小就有机会进入东汉上层权贵子弟的圈子，并结交到大量和他相像权贵子弟，从而逐渐发展出了他的人脉资源，其中便有他儿时的好友——汝南袁氏四世三公的袁绍。
二、任侠放荡的少年时期
年少时期的曹操并未过早地展现出他的远大志向，史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寥寥数语基本概括了曹操的少年时代：从小便表现出聪明机警且工于心计，善于随机应变，但从来不用在正道上，是一个典型的整日游荡无度，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形象，这样平平无奇的人自然也不会引起旁人过多的关注，至多是作为人们教育自家子弟的反面教材罢了。
曹操的叔父经常在曹操父亲面前告他的状，当两人再遇见时曹操便佯装眼斜嘴歪，叔父问他怎么了，曹操回答说：“突然中风了。”于是叔父立刻告诉曹嵩，曹嵩听后大惊，便叫来曹操，看见他跟没事一样，就问他：“你叔父说你中风了，现在这是已经好了吗？”曹操说：“我没有中风啊，可能因为叔父烦我，才说我坏话吧。”曹嵩便怀疑叔父用意。经曹操这一挑拨，以后叔父再向曹嵩说曹操的坏话，曹嵩始终不再相信，此后曹操就能更加放荡自在。
除了在大人面前做一些恶作剧外，他整日与袁绍一类的权贵子弟相伴，也干过许多荒唐的事情。一次曹操与袁绍去看别人的婚礼，趁机悄悄潜入主人的院子里，等到半夜时曹操大喊大叫：“有小偷！”青庐（古代的一种婚俗，以青布为屋迎娶新娘，称青庐）里面的人都跑出来察看，曹操趁机进屋拔出佩刀劫持新娘子。接着和袁绍迅速跑出来，中途迷了路，陷入了荆棘丛中，袁绍动不了。曹操又大喊：“小偷在这里！”袁绍惊恐着急于是自己竭力跳了出来，两人最终得以逃脱。这个故事收录在《世说新语·假谲篇》，虽然故事令人啼笑皆非，但也足见其年少时期做事荒唐的程度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如果史书戛然而止，曹操将会作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官三代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成为某次屠杀中的一具尸首，或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进而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历史往往具有很大的趣味性和不确定性，往往越是被人所看不起的小人物当他们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后，反而能够成就一番巨大的事业。当大多数人不看好曹操甚至还有人因其所作所为而打心底里厌恶鄙视他时，却有人于细微之处觉察到曹操的匡世之才，其中以桥玄、何颙（yóng）最为著名。史称，桥玄“严明有才略，长于人物”，光和年间（汉灵帝时）官至太尉，不仅有一定的威望且有识人之明。他一见到曹操便夸赞他说：“我见过的天下名士甚多，但从未有像阁下这样的。阁下要好好自我保持。吾已老矣，愿把妻儿们托付给你。”称他是“命世之才”。受党锢之祸而被宦官迫害的名士何颙（yóng）甚至断言汉室将倾，能够安定天下的人只有曹操，由此曹操的声名大振。
这期间还有个小故事，据说曹操曾去拜访名士许勋，常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许勋“少峻名节，好人伦”很擅长识人，曹操问他“我是怎样的人？”，起初由于许勋十分鄙视曹操的为人便不予理会，在曹操多次追问后，许勋对曹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听后大喜而去。这句话后来在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时引注的孙盛《异同杂语》中被颠倒了一下，由此成了家喻户晓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图为郑玄像）
曹操对这些人尤其是桥玄的赏识感激不忘，后来曹操征战时路过桥玄之墓还“辄凄怆致祭”，亲自提笔为桥玄写了一篇祭文：
“故太尉桥公，懿德高轨，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幽灵潜翳，邈哉缅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质，见纳君子。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虽临时嬉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哉？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祭文用情深切，将桥玄视为知己，颇具怀念旧恩之感。
曹操的这段早年经历似乎多少有些武侠小说的意味，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少年在某一天得到了高人的指点后逐渐领悟了道理，开始了提升自我的“修行”以待天时。事实上，当时的东汉在外戚、宦官、地方豪强等各方势力持续上百年的残酷剥削后加之皇帝昏庸残暴、内乱不止，到汉灵帝时期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随时有可能全面爆发，整个国家政权也已经处于濒临崩溃的地步，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一场大乱世即将来临。早年曹操与权贵子弟厮混时曾目睹过东汉社会的状况，并判断出天下必将大乱的趋势，尤其他在接受了点拨后更加坚定了判断，于是很快便确立了自己的匡世之志——在即将到来的大乱世中开创一番大事业，他要成为乱世英雄。为此，曹操开始博览群书、抄集诸家兵法积极为驰骋乱世做准备。
三、踏入仕途，崭露锋芒
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举孝廉为郎，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主要负责维持洛阳地区的治安。这是一个官阶较低的职位，却是曹操仕途的起点，尽管曹操对这个职务颇有微词，但依旧认真对待，希望在这个职位上有所作为得到朝廷重视。因此曹操一上任便“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并明令规定，倘若有违反宵禁，夜晚擅自外出者，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士绅豪强一律棒杀之。然而仅仅数月之后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父公然违令夜行，被曹操抓住后当场棒杀。自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可以说杀蹇硕叔父起到的效果是显著的，曹操立即成为当时洛阳人尽皆知的“顶流”，以至于灵帝也知晓了此事。首先，洛阳的百姓在听说此事后既对曹操秉公执法拍手叫好，又更加遵守宵禁，不敢违反。其次，官僚士族们也纷纷将曹操视为反对宦官的英雄。与之相对应的宦官集团自然是对曹操恨之入骨的，但又鉴于曹操有令在先，自己理亏，于是以退为进“共称荐之”说曹操才能出众，推荐他外任顿丘令，从而将曹操贬黜洛阳。
（图为十常侍）
被迫离开权力中心洛阳的曹操虽然升官了，但实际上是遭到贬黜，一旦远离了洛阳，宦官们便能够伺机报复他。曹操在顿丘令任上并没有做太久，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宋皇后失宠被废“自至暴室，以忧死。”其父亲以及兄弟皆被诛杀。由于曹操的从妹夫宋奇是宋皇后的兄弟，曹操因此被“从坐免官”。曹操离开顿丘后便回到了家乡谯县，这是他踏入仕途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尽管感到沮丧但并没有自怨自艾，他利用赋闲在家的机会博览群书，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成为当时公认的有学问的人。
命运似乎很是眷顾曹操，在他赋闲在家几年后，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汉灵帝下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曹操因“能明古学”得以被朝廷重新启用，征拜议郎。回到洛阳的曹操先是多次上书为谋划诛杀宦官却反遭其所害的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鸣冤，其言甚切。这一次，曹操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宦官，与当时被称为“党人”的士人集团站在了同一战线上，但彼时正值宦官得势，曹操的上书灵帝压根没有理会。后来，光和五年（公元182年）灵帝下诏“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然而三公却乘机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结果导致“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曹操对此深恶痛绝，借着灵帝询问天灾异象，上书切谏，说三公不秉公办事，举奏时专避贵戚。奏上，天子感悟，于是将奏书以示三府，责让之。而那些以谣言（指讽刺官吏贪污的民间歌谣）被征辟的人皆被拜为议郎。虽然看起来这次是得到了皇帝本人的支持，但是官僚系统的腐败糜烂却日益加剧，之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曹操十分清楚这样的局面已不可避免，于是此后便不再献言，政治腐败和朝廷的昏聩使曹操对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他逐渐明白汉室倾颓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实。
（图为汉灵帝）
就在东汉朝廷上下沉浸于腐败和堕落中时，一个人的出现为洛阳的统治集团送去了致命的助攻，使这台已几近崩溃的“马车”彻底失控。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一个叫唐周的济南人向东汉朝廷告密说，冀州有个叫张角的人将在几个月后率领他创立的太平道百万余信徒发动一场规模巨大的起义。惊恐的东汉朝廷当即下令逮捕张角以及所有相关的人，得知计划败露的张角随即决定立刻起事，当年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聚集信徒以黄巾裹头高呼“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宣布起义，拉开东汉朝廷终章的黄巾起义正式爆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惊惶失措的汉灵帝慌忙命令各州郡“修理攻防，简练器械”，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以卫京师，同时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灵帝听从皇甫嵩的建议解除党禁，赦免党人，“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发天下精兵，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讨伐张角，以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懏（jùn）为右中郎将讨伐颍川黄巾军。
（图为东汉十三州部）
时年三十岁的曹操被拜为骑都尉，随军前往颍川讨伐黄巾，自此，曹操正式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当时皇甫嵩与朱儁讨伐颍川黄巾时出师不利，被波才领导的黄巾军打败，皇甫嵩兵少驻守在长社，波才率领大军围之，汉军皆惧，皇甫嵩遂趁黄巾军松懈，在晚上采取火攻，黄巾军众皆“惊乱奔走”。恰逢曹操率军赶到，于是与皇甫嵩、朱儁合兵一处大破黄巾，斩首数万。大军乘胜讨伐汝南、陈国黄巾，大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
（黄巾起义）
随着汉军一路征讨，各地大规模黄巾起义被平息。张角病亡、张梁张宝相继战死后，黄巾军彻底失去了领导核心，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被东汉军队逐步镇压。曹操因为镇压黄巾有功被升为济南国相，辖有十余县；国中的官吏大多都趋附于豪强贵戚，贪赃枉法，此前历任国相均因惧怕其背后势力而不敢整治，直到曹操上任后将大小官吏奏免其八，其余奸宄（guǐ）遁逃，窜入他郡。当时民间淫祀盛行，这种风气在西汉时期便已经形成。起初，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章因诛灭诸吕作乱有功被封为城阳景王，他的九个兄弟也均获封为王，“故其国为其立祠”，自此各郡纷纷效仿，曹操所在的济南尤为盛行。各地祠祀，奢侈日甚，致使民坐贫穷，俨然成为地方一害。由于涉及权贵和世族的利益，同时又与贪官污吏、富商大贾相互勾结，历任长吏均不敢轻易触动。曹操上任后毁坏祠屋，禁断淫祀，于是曹操所辖境内“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曹操在地方上的作为已经严重触及了权贵们的利益，他也十分清楚自己的行为必然引来他们的疯狂报复，虽然并不后悔，但也担心招致家祸，于是上书请求调回京城担任宫廷禁卫的官职。权贵们看出了他想要避祸的心思，想把他排挤出京城之外，于是“征还为东郡太守”，曹操的担心被验证了，于是称病不去就职。朝廷又给了他“议郎”的闲职，此时的曹操显得更加理智，“常托疾病，辄告称疾归乡里”。既是出于避祸而尽量不去刺激权贵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他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曹操心里非常明白，权贵集团利益的“大树”早已根深蒂固，他们不断发展自己的根茎爪牙，疯狂地吸食着国家财富，是依附在国家机器上的寄生虫。这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堕落与腐败，仅凭他个人是无法撼动其万分之一的，即使他打倒了一批，等他走后那些权贵的势力又会卷土重来继续压榨奴役百姓。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曹操离开济南相一职后不久原本被禁绝的淫祀、奸宄复起，一切好似发生了，但终究也只是漫漫长夜中那一闪而过的微弱的光。
在权力博弈的游戏中永远不能忽视人性，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告诫着每一个踏入仕途的人，政治不是理想主义。曹操称疾归乡的做法非常正确，这不仅是个人避祸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向权贵集团暂时性退让示弱，至少在明面上不会再与他们作对，以换取其放过曹操。回到家乡的曹操很清楚自己短时间内大概率没有机会再入朝为官了，于是“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打算通过做一段时间的“隐士”来充实自己，同时根据天下局势的变化等待再次出山的机会。
历史似乎并不打算给曹操长期归隐的机会，仅仅归乡年余他便等来了出山的时机。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曹操被征为都尉，成为实际上拥有一定兵权的将领。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使曹操的才能与胆识逐渐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与赏识，加之此时已有兵权在手，很快便有人来找他共谋大事。史载，曹操官拜都尉后不久，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人，暗地里连结豪杰，计划趁灵帝北巡河间旧宅时，起兵劫持灵帝，并诛杀诸常侍及黄门，同时谋废灵帝，改立合肥侯，王芬等人邀请曹操参与，遭到拒绝，王芬等人也失败了。此时的曹操早已今非昔比，在政治上已经趋向成熟，遇事考虑周到谨慎且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当他得知王芬等人的计划时便料定其必败无疑，他写信给王芬表示拒绝时说道：“夫废立之事，天下之士不祥也。”并举出伊尹、霍光的例子表示，当初伊尹心怀至忠之诚且位居百官之首，借其宰相的权势才得以“进退废置，进从事立”；霍光深受托孤之任，且居宗室之位，内有太后秉政，外有群臣同欲，况且皇帝即位不久，根基未稳，遂事成如摧朽。又说；“今诸君徒见曩（nǎng）者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何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简而言之，曹操试图委婉地表示王芬等人没有行废立之事的实力和资格，即使侥幸成功也会因为德不配位而败亡，并用短短八个字将其定性为如同“七国之乱”的谋逆造反，灵帝虽然昏庸，但其根基相当稳固不是能够轻易被王芬之辈推翻的，同时曹操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芬等人的计划绝不会成功，希望他们能够审时度势，以免招来祸害。但是王芬显然已经失去了理智对曹操的建议完全不以为然，反而又去找平原华歆、陶丘洪共同谋划，华歆看出王芬疏而不武，必不能成事，于是便劝阻陶丘洪不要参与其中。事实也正如其所料，“芬等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由此可见，在王芬等人还在秘密谋划期间其计划大概率就已经暴露了，毕竟谋废皇帝的事无异于谋逆，他们非但没有秘密进行反而还四处邀请同伙，在这途中必然有人在拒绝后顺便选择向上级揭发举报，为了不打草惊蛇先通过天有异象不宜出行为由收回兵权然后处理主谋，进而将谋逆团伙连根拔起。曹操等人的判断可谓精准无疑，再一次印证了政治斗争绝非儿戏，在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曹操向来谨慎这一点在之后谋诛十常侍等事上均有所体现。
上文提到的黄巾军主力被镇压之后，其余各部仍在发展壮大并不断攻城略地。中平年间，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聚众十余万，天下骚动。为了应对局势，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皆统于蹇硕。次年，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灵帝崩，因其生前喜爱皇子刘协，于是遗诏命蹇硕立刘协为帝，然而何皇后也生有一皇子刘辩，加之其兄长何进为大将军，受官僚士族支持掌握有实权，必然会坚持立皇子刘辩为帝。蹇硕很清楚必须先铲除何氏才能立刘协，但是阴谋没有得逞。在外戚兼大将军何进的支持下，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听政，何进秉政。
蹇硕与十常侍密谋诛杀何进，不料走漏消息反被何进所杀。袁绍建议何进“尽诛宦官”却遭到了何太后的反对，袁绍又建议何进“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于是何进便召董卓率兵进京。此举遭到众多官员的反对，认为在天下大乱之际召外兵入京是十分危险的，但何进根本听不进去。曹操听闻此事后更是笑之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就在何进为诛杀十常侍而犹豫不决时，不慎走漏消息，十常侍得知后率先发难，一面跑去何太后处哭诉乞求活命，一面派宦官执锐把守宫门。何太后召何进入宫让其当面对质，结果何进刚一入宫便被宦官诛杀，随后何进的部属攻入大内尽诛宦官。张让等人裹挟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出逃，被尚书卢植等人追上，张让被迫投河而死。当时董卓率兵已然赶到洛阳，在得知少帝去向后亲往迎奉。少帝见董卓兵至，恐怖涕泣，不能辞对，而反观陈留王刘协却对答自如，且又是由董太后抚养长大，“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十常侍诛杀何进）
四、诸君面北，我自向西
董卓进入洛阳后担心自己的兵少恐难以服众，于是每晚偷偷将部队派出去，天亮后又大张旗鼓地进城，造成了董卓兵盛的假象，洛阳的其他势力均因畏惧而不敢轻举妄动。董卓趁机迅速收编了何进的旧部，其势大盛，于是废少帝，立刘协为献帝，并鸩杀何太后，自为太尉，领前将军事，又进为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董卓一面疯狂打击政敌，一面纵兵劫掠洛阳贵戚，“突其庐舍，淫掠妇女，剽虏资物”，使京都大乱，人情崩恐，不保朝夕。董卓为拉拢曹操于是表奏他为骁骑校尉，曹操通过董卓的所作所为判断其必败，且天下已经大乱，董卓进京后各地诸侯蠢蠢欲动，此时正是成就事业的大好时机，曹操遂不就拜，变易姓名，逃归乡里，以求他图。
（图为董卓像）
曹操逃回家乡途经成皋故人吕伯奢家时，吕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曹操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随后知道杀错了人便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后来在路过中牟时又为亭长所疑，于是将其拘押在县衙，功曹认出了曹操，以天下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为由放了曹操。《三国志·武帝纪》中并未记载其在吕伯奢家中的事，但在《魏书》、《世说新语》、《异同杂记》中均有相关记载且说法各异，但综合来看曹操确实错杀了人。史书并未留下那位释放曹操的功曹的姓名，《三国演义》说是陈宫，并将这两件事编排为陈宫捉曹、放曹的故事，那句错杀人后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也随即成为曹操奸诈嗜杀形象的代表。然而演义终究只是艺术创作的产物，相较于史书无论是客观性还是其严谨性均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应当以史书记载为主。诚然，演义也不无借鉴参考的价值。通过演义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对历史人物普遍的看法，以及价值取向，可以当作是民间情感的体现。
脱险后的曹操并没有立即回到家乡而是前往陈留，散家财，与好友陈留太守张邈等人共同起义兵，将以诛卓。此举得到了曹氏家族的鼎力支持，纷纷从谯县赶赴陈留从军，曹操以其兄弟辈夏侯惇为裨将；夏侯渊、曹洪、曹仁等为别部司马；以子侄辈曹休曹真等统领警卫部队，经过紧张的筹备的义兵五千人。这五千人便是曹操草创事业最初的本钱。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讨董，众各数万，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首举义兵，行奋武将军。
此前所论及黄巾起义拉开了东汉王朝的终章，并不是说由于黄巾起义带来的破坏直接导致东汉王朝的崩溃，而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中央的精力有限不能兼顾全国，便允许地方官吏自行招募私兵抵御黄巾。由于黄巾军始终无法完全剿灭，使得地方军权得以牢牢控制在地方长官手中，加之中央内部动乱不止，几乎无暇顾及地方拥兵自重且逐渐不受中央控制的问题，各地长官实质上已经是割据一方的诸侯，成为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经历十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汉末军阀割据的局面。
董卓听闻诸侯起兵前来讨伐，惊恐不宁，于初平元年（公元90年）二月徙天子都长安，尽焚宫室，自己统兵坐镇洛阳。与长沙太守孙坚交战，不利，大败而归，孙坚枭其都督华雄等。董卓遂退回长安，并派遣大将徐荣前去阻击诸侯联军。徐荣连战连捷，接连挫败义军。当时袁绍屯兵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酸枣，袁术屯南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在邺。但都因董卓兵强不敢率先出击。见此情形曹操十分心急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曹操慷慨激昂地对诸侯分析时局，并陈清利害。他认为诸侯既然举义兵就应该乘势进军讨伐董卓，利用其根基未稳只要一战将其击败，则大事可成；若像现在这样举步不前不仅会招来舆论上的怀疑，而且一旦董卓缓过神来，集中力量对付诸侯联军，加之其手握天子必然使诸侯陷入不利境地。但是这番透彻的说理并未打动各路诸侯，见诸侯依旧不肯出兵，曹操便与鲍信、张邈部将卫兹合兵一处向西进军。行至荥阳汴水时，遭遇徐荣的军队，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曹操和鲍信受了箭伤，卫兹和鲍信的从弟鲍韬于乱军中战死。在部卒的殊死掩护下曹操得以突出重围，途中曹操的坐骑因重伤不能动，曹洪将自己的坐骑让给曹操，曹操辞让，曹洪便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但绝不能没有你曹孟德！”于是曹操骑上曹洪的马，曹洪步行紧随其后，趁着夜色渡过汴水，才得以脱离险境。
死里逃生的曹操稍作休整后便来到了酸枣联军屯驻处，却见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义愤填膺斥责诸侯，并再次提出的自己的策略：“诸君听吾计，使渤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式，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迟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这次诸侯依旧不为所动。
事实上，诸侯之所以迟迟不肯进军不单单是畏惧董卓兵强，而是本就各怀心思，不愿将自己的军队消耗在战场上。当时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军阀割据的时代已经到来，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保存并扩充自己的实力，以便在日后的混战中逐鹿中原。诸侯们这样想，一心要讨伐董卓的曹操自然也能想到，但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等着坐收渔翁之利，而是义无反顾地冲在了最前方。在此时能够确信曹操仍是心向大汉的，但这次讨伐董卓的经历不单是其对汉室忠心的体现更是曹操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那个前半生投身大汉建设事业的热血青年与曹操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杀伐果断、雄心勃勃的乱世枭雄。曹操认识到诸侯的本质是在坐等逐鹿乱世，同时也意识到培养自己势力的紧迫性。于是痛定思痛的曹操意识到必须有一块稳固的根据地才能确保其成就一番事业。
离开联军后，曹操自觉兵少便前往扬州募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时，士卒多叛，于是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在曹操离开后不久，联军内部便发生内讧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想要得到曹操等人的支持，但遭到曹操的拒绝。曹操给袁绍答复：“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春，袁绍、韩馥立刘虞为帝，刘虞终不敢当。七月袁绍通过胁迫韩馥夺取冀州。
声势浩大的讨董联盟在还未取得成功之时便因内讧而分崩离析，诸侯间随即便开始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汉末三国的大乱世终于到来了！
文献参考：
1.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
2.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3.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
4. 《曹操传》（今）张作耀著.
笔者后记：
关于曹操和汉末三国，这是个永远值得讨论的话题，笔者早前对三国有着一定的兴趣，尤其对曹操印象十分深刻。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笔者曾一度认为曹操就是演义中那个诡谲奸诈的形象，但是随着对史料的阅读，这种近乎刻板的曹操形象逐渐褪去，转而代之以一个拥有雄才大略，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中顺势而为，通过不懈努力一步一步成就一番事业的乱世英雄的形象。
在笔者看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超越其本身的历史局限，应该根据其所处的时代加以分析评价。由于笔者目前能力尚浅，不足以用精炼的语言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以及这位传奇人物完美展现出来。因篇幅有限，短短万余字并不足以书写曹操的一生，故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分别展开。此外，汉末三国的时代背景纷繁复杂，在之后的写作中也将对其进行介绍以便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文章各处若有不足，望诸位不吝赐教一一指正，笔者在此拜谢！
文字:黑郁金香
审核:心海酱
编辑:满城尽带黄金甲
配图:十月仲秋
校对:天师酱
发布:轴心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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