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佛国记》

　

 

　　法显与《佛国记》

　　作者：郭鹏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许许多多舍身求法、可歌可泣的人物，晋代高僧法显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佛经翻译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域向天竺的取经者，也是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人，还是第一个用文字记述天竺取经见闻的人。法显对中印交通史，对印度历史地理、佛教、风俗研究，对佛经翻译、佛教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一、法显其人

　　法显，生于东晋咸康元年（335），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生西省临汾西南襄垣县）人。在他出世前后，他的三个哥哥于童年不幸夭亡，其父母怕再出现厄运，便把三岁的小法显送到附近的佛寺里度为小沙弥，求佛保佑。法显长大后，越来越笃信佛教，母亲与叔父多次逼他还俗，他都拒绝了。到了二十岁时，便受了大戒，成了和尚。在寺里，他聪明正直，好学上进，“志行明敏，仪轨整肃”，普遍受人崇敬。

　　后来，他从山西来到当时佛教很盛的长安研读佛教经典。当时的长安，是后秦姚兴的都城。姚兴于太元十八年（393）称帝后，重视佛教，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名僧鸠摩罗什到长安，演说并翻译佛经。但由于佛经太多，无文字记述，属口头传诵，辗转记录翻译，错谬极多，残缺不全；况且上层僧侣与官府勾结，欺压下层僧侣；一些僧侣不守佛法，无统一的佛家戒规。法显看到这些情形，十分感慨，便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去求取“真经”。

　　到后秦弘始元年（399），时法显已六十四岁，与四位志同道合者，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首先到了当时争战不休的陇西，西出阳关，进入“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大戈壁沙漠，经过鄯善、亻乌 夷等国，又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达于阗等国。经历三年艰苦跋涉之后，又翻越世界屋脊的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接着，经历六年时间，先后到达陀历、乌苌、宿阿多、犍陀卫、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毗荼、摩头罗、僧伽施、沙祗、拘萨罗、蓝莫、毗舍离、摩竭提、迦尸、瞻波、多摩梨帝等国。在这些国家里，法显一边瞻仰佛教圣地、圣迹，一边学习梵文梵语，搜集佛教经典、图像，抄录经律，学画佛像。此期间，同行者十一人（由长安出发五人，张掖又增加六人），冻死、病死二人，中途返回六人，留居二人，最后仅剩法显一人。他矢志不渝，克服艰难困苦，一直向前。

　　公元409年初冬，法显从多摩梨帝国（今印度加尔各答）乘坐商人船只，携带大批佛教典籍和佛像，渡海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那里停留抄经两年。411年，法显搭乘一艘商船，返回中国。在海上，遇到狂风恶浪，船漏入水，船上人纷纷把粗重东西扔入大海，法显也将自己随身之物掷入海中，惟死死保护住佛经佛像。船在连阴雨中迷失了方向，随风漂流九十多天，漂到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国爪哇岛）。在那里居留五个月后，又乘船向广州，遇上狂风恶浪，商船迷航。同船人认为是因载了这位和尚不吉利的缘故，要将法显扔入大海，幸遇人阻拦才留得性命。船只迷航，任风浪飘摇，一直漂到长广郡牢山（今山东半岛即墨县崂山）。由牢山登岸时在东晋义熙八年（412）七月十四日。上岸后，受到长广郡守的欢迎接待。413年夏天，法显由长广到建康（今南京）。

　　法显在建康译经七年，共译出近百万字的经律。刘宋永初三年（422），法显在荆州（今湖北江陵）的一个小佛寺——辛寺里圆寂，时年86岁。

　　二、同行诸僧

　　据《佛国记》第一、二段载，法显从长安出发时，“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一道；到张掖后，“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由此知，连同法显本人，一行为十人。而后，到亻乌 夷国后，“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法显等到于阗，此时，文中说：“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新出现一人——慧达。为此，一行则为十一人（连同前往高昌三人）。慧达是由长安出发时的同行人，还是在张掖相遇而同行的，法显未言明。从他（慧达）后来由弗楼沙国与宝云、僧景同路返回秦地这一行为分析，慧达很可能是在张掖相遇而同行的。

　　法显一行诸人，西行取经，去向如下：

　　法显：由海路归国；

　　智严：由亻乌 夷国返回高昌；

　　慧简：由亻乌 夷国返回高昌；

　　慧嵬：由亻乌 夷国返回高昌；

　　慧景：死于小雪山；

　　僧绍：由于阗国向罽宾；

　　慧达：由弗楼沙国回秦地；

　　宝云：由弗楼沙国回秦地；

　　僧景：由弗楼沙国回秦地；

　　慧应：在弗楼沙国佛钵寺逝世。

　　道整：留于巴连弗城。

　　宋《思溪资福藏》本中言：“慧景应在佛钵寺无常。”而后述过小雪山时，“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由此可见，前面“慧景应在佛钵寺无常”，实为慧应，“景”字为衍文。

　　以上十一人，在梁代僧佑所著《出三藏记集》及慧皎《高僧传》中，有传者仅法显、智严、宝云三人；唐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有《释慧达传》，其他人无考。《太平御览·释·异僧》中亦有法显、智严二人之传，但其内容是摘《出三藏记集》中二人传记而成。

　　《续高僧传》中的《释慧达传》载：“慧达姓刘，名##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达后出家，住在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曾往吴越。”“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将讫，便使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通篇中未言西行天竺取经之事。推论：（1）此刘##和（慧达）并非与法显同道之慧达；（2）“曾往吴越”，或为“曾往西域”，因传说而误之。不知孰是。元魏太武太延元年，为公元435年，上距法显始发长安之隆安三年（399）仅36年，以其年岁相较，取经是有可能的。该《传》所言，多虚妄流传故事，故很有可能将“西域”（或“天竺”）误为“吴越”。

　　慧简，诸《传》无载。据《二十五史补编》中《补宋书艺文志》（清聂崇岐著）载：慧简译经十部：《阎维王五天使者经》一卷、《瞿昙弥记果经》一卷、《长者子六过出家经》一卷、《佛母般泥洹经》一卷、《贫穷老公经》一卷、《懈怠耕者经》一卷、《请宾头卢法》一卷、《善生子经》一卷、《佛涅槃后诸比丘经》一卷、《譬喻经》一卷。

　　《出三藏记集》中载智严同宝云译经三部：《普耀》、《广博严净》、《四天王》。而《二十五史补编·补宋书艺文志》载“智严等译”经有以下十部：《无尽意菩萨经》六卷、《法华三昧经》一卷、《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四卷、《四天王经》一卷、《普耀经》八卷、《净渡三昧经》一卷、《菩萨璎珞本业经》二卷、《生经》五卷、《善德优婆塞经》一卷、《阿那含经》二卷。录以补《智严传》之不足。

　　《出三藏记集》载宝云“译出《新无量寿》，晚出诸经，多云所译。常手持梵本，口宣晋语，华梵兼通，意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此处只具体指出一部经名。《二十五史补编·补宋书艺文志》载：宝云译经四部：《佛本行经》七卷（《大唐录》作五卷）、《新无量寿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二卷、《付法藏经》六卷。亦录以补史缺。

　　据陈士强先生在《佛典精解》中言：“与宝云一起返回的尚有慧达、僧景。《隋书·经籍志》载有署名‘释昙景撰’的《外国传》五卷。考隋以前并无西行求法并回国的‘昙景’。这里的‘昙景’或许就是‘僧景’。从卷帙的多寡来看，此书的内容是十分翔实的，惜已不存。”陈氏的这一推论，是否可靠，难以结论，只录以备考。

　　从法显、智严、宝云三人之《传》可以看出，他们的后期活动都与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有密切关系。《佛国记》载智严由亻乌 夷国“返向高昌”，不言到罽宾事。而《智严法师传》载：智严“志欲广求经法，遂周流西域，进到罽宾，遇禅师佛驮跋陀罗，志欲传法中国，乃竭诚要请，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高僧传·释智严传》言之更详，载智严在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陀先比丘咨受禅法，渐染三年，功逾十载”。设若智严到高昌未久留，则到罽宾约在402年，在罽宾住三年，约在405年左右同佛驮跋陀罗回长安，此后不久宝云亦由弗楼沙国回秦地，“还长安，随禅师佛驮跋陀罗受业，修道禅门”。后由于佛驮跋陀罗与鸠摩罗什观点不合（前者弘扬佛教大乘有宗，后者弘扬佛教大乘空宗），受到鸠摩罗什一派排挤。遂与弟子东出潼关南下。智严、宝云当为此次随师东出者。佛驮跋陀罗受慧远之邀，到庐山讲经。义熙九年（413）法显到建康，住道场寺译经。宝云亦在该寺。义熙十一年（415），佛驮跋陀罗来道场寺；十二年，智严应王恢之请，由山东到建康先后在始兴寺、枳园寺译经。在道场寺译经者之中，还有佛驮跋陀罗的弟子慧观。这就是法显《佛国记》所云“就禅师出经律”。自此，原来西行取经的“同契”、“同志”，因智严、佛驮跋陀罗之故，又走到了一起，共同开展译经事业。无疑，他们的再次聚合，对以后的由梵文直接翻译成汉文佛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佛国记》书名考

　　自北魏郦道元以降，法显所著游历之作，名称甚多，今核之诸史籍，约有以下名称：

　　1、《佛游天竺记》。见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隋法经撰《众经目录》卷六、唐道宣《集神州三藏感通录·梁荆州优填王##檀像缘二十八》、清《二十五史补编·补晋书艺文志》、唐僧道世撰《法苑珠林》等。

　　2、《法显传》。见《水经注》、《隋书·经籍·史部杂传类》、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宋史·艺文志》等。

　　3、《法显行传》。见《隋书·经籍》。

　　4、《历游天竺记传》。见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

　　5、《佛国记》。见《隋书·经籍·地理类》、《秘册汇函》、《津逮秘书》、《唐宋丛书》、《增订汉魏丛书》、《学津讨原》、民国江##经编《历代小说笔记选》、《二十五史补编·补晋书艺文志》等。

　　6、《释法显游天竺记》。见《后汉书》唐李贤注引。

　　7、《天竺国记》。见《后汉书》唐李贤注引。

　　8、《佛游天竺本记》。见唐徐坚等撰《初学记》（《二十五史补编》载为《释法显佛游本记》）。

　　9、《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见金《赵城藏》。

　　10、《释法明游天竺记》。见唐杜佑《通典》，因避唐中宗李显讳，改“法显”为“法明”。

　　11、《三十国记》。见明《稗乘》。

　　12、《高僧法显传》。见1946年《高丽藏本》。

　　13、《法显记》。见宋《太平御览》。

　　20世纪所刊印的版本及论著、文章、辞典等工具书中，多称《法显传》或《佛国记》，认为这是同一部书的两个名称。如民国时出版的《历代小说笔记选》中选入的《佛国记》，与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显传》内容一致。

　　上列诸书名，究竟是否均为法显所撰，是否就是记述法显西游天竺取经之事，详细校核，疑窦颇多。

　　（一）作者问题。《水经注》引文称《法显传》为“法显曰”、“法显又曰”，认为是法显所撰《法显传》。宋刻各藏本中，书名“《法显传》一卷”下标有“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明僧智旭所撰《阅藏知津》中亦记此书为“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看来，法显自撰，历代已作定论。但此定论，似可再探讨之。

　　南梁僧佑（445~518）所编的《出三藏记集》中所载《法显法师传》，为最早记述法显的传记，成书时间距法显逝世在百年以内。该《传》中并未言及法显自撰游历天竺一事，而在《传》后写道：“其所闻见风俗，则别有记传。”这“别有记传”，是否为法显自撰，不敢臆断。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注：此“别有记传”“就是《法显传》，该书有《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行传》、《佛国记》等名称”。《出三藏记集》中《宝云法师传》最后也言道：“其所造外国，别有记传，征士豫章雷次宗为其传序。”这里的“别有记传”，很可能与《法显法师传》后所言“别有记传”为同一“记传”，即今日所看到这一“记传”。既然已撰有《法显法师传》，这“别有记传”这名称，就不可亦称《法显传》了。如果是自撰，自己是不可能直接书名《法显传》的；且其文体，也非人物传文体。

　　《佛国记》的最后一段中载：“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自云……”从这段《传序》看，像是法显口叙游历经过，由他人记录而成，或者就是雷次宗为之捉笔而成。

　　雷次宗其人，《宋书》有《传》载：“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元嘉 ，“征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二十五年，卒于钟山，时年六十三。”梁《高僧传·释慧远传》亦载：“时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著义疏，首称雷氏。”义熙十二年（416）雷次宗正在庐山从慧远学，时年31岁，“迎法显”，为记录整理法显游历经过，是很有可能的。

　　（二）《佛国记》可能另有两部。现今各论文、论著，均言《佛国记》即《法显传》，然历史上，《佛国记》可能另有两部。

　　1、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载：“竺法维《佛国记》云：‘波罗奈国在伽维罗越国南千四百八十里。’”在记叙灵鹫山时，《通典》载：“竺法维《佛国记》云：‘在摩竭提国南，京天竺属国也’。”《通典卷》一九一《西戎总序》中载：“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法明《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经法师《外国传》之类，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参以他书，则皆比谬，故多略焉。”卷一九三亦载：“诸家纪天竺国事，多录诸僧法明、道安之流传记，疑皆恢诞不经，不复悉纂也。已具《序略》法中。”（法明，即法显，为避唐中宗李显名讳改）这些议论性记述，明确指出，《佛国记》的作者是竺法维，所记内容由法显《游天竺记》而来。

　　《水经注》中，在引用“《法显传》”、“法显曰”的同时，也引用有竺法维的句子，如：“竺法维曰：‘迦维国，佛所生天竺国也。三千日月，万二天地之中央也。’”这些句子，在《法显传》（《历游天竺记传》）中是没有的。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三载：“竺法维《佛国记》云，‘波罗奈国在迦维罗越国南一千四百八十里。’”“竺法维《佛国记》云：‘在摩揭提，南天竺属国也。’”显然《太平寰宇记》是按《通典》而记。

　　宋《太平御览》卷六五三载：“《佛国记》曰：佛有四牙，广半寸。一牙在阿条国，一牙在天上，又一牙在海龙王宫，又一牙在乾陀国。国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擎牙出，牙或时放光明，香花数十斛散牙上，而牙不没。”这段叙述，在今《佛国记》（《法显传》）中是没有的，亦可证，此《佛国记》为另一部。

　　何以历代将竺法维的《佛国记》误为法显所撰，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唐代所撰《隋书》。该书在《经籍》卷中列：“《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佛国记》一卷，沙门释法显撰”。这样并载，便成了三部书。《二十五史补编》中载清章宗源撰《隋书经籍志考证》言：“《游天竺记》，卷亡，释法显撰，不著录。《水经·河水》注引释法显《游天竺记》。”“《佛国记》一卷，沙门释法显撰。今存。”章氏言《游天竺记》，《隋书》不著录，确如之，但言“卷亡”，不确。且核《水经注》王国维校注等版本，所注引者，均标为《法显传》，并未注为《游天竺记》，而其引文内容，即今传之《法显传》内容。可见章氏所言《游天竺记》即《法显传》名，卷本并未亡。而后言“《佛国记》今存”者，殆指今传之《法显传》。同书中还载有清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文内，对《法显传》、《法显行传》考证条中载历代诸籍《法显传》名称，其中有：“《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法显传》一卷，亦云《历游天竺记传》，东晋沙门法显自说游天竺事。”“大清《龙藏汇记》书字号《法显传》一卷，计一十四连。”姚案：“是书今存一卷，亦名《佛国记》。明胡震亨刻入《秘笈汇函》，常熟毛晋并为《津逮秘书》。”姚氏对《佛国记》考证条下言：“法显有别传两部。明胡震亨刻书跋曰：此书旧名《法显传》。《法显传》原有两种，其一种二卷者，已亡；其一种止一卷，即今书是也。《传》尾有晋人记云‘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应是一卷者，后出详备二卷者，遂废不行耳。《四库提要》曰：是书胡震亨刻入《秘笈汇函》中，从旧题曰《佛国记》，而震亨附跋则以为当名《法显传》，今考《水经注》引此书者，皆曰《法显传》，则震亨之说似为据。然《隋志·杂传类》中，载‘《法显传》一卷、《法显行传》一卷’，不著撰人，《地理》类载‘《佛国记》一卷’，注曰：‘沙门释法显撰。’一书两收，三名互见，则亦不必定改《法显传》也。又《简明目录》曰：法显于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历三十余国，归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此书，中多自尊其教之词，不足与辨。其山川道里，则未尝不可资考核也。”姚对《佛国记》条未作结案语，只录各家言，可见亦难下结论。近人章巽亦曾推断，隋代《法显传》可能有详略二本，今流传一卷本为略本，即其后序中所言“先所略者”，详本为“复具叙始末”而成的二卷本，今亡。此论与明胡震亨观点相同，亦只为臆测，或有可信。然另外一本《佛国记》，注明“沙门释法显撰”者，笔者臆测，有三种可能：或者将竺法维误记为法显了，或者把法显所撰《历游天竺记传》名错记为《佛国记》，或者将法显翻译之作《佛游天竺记》错记为《化国记》。由此千年以来，以误传误，直至相沿成习，著家都以此认可了。

　　2、《二十五史补编》中清秦荣光撰《补晋书艺文志》载：“《游历天竺记》一卷，据《法苑珠林》题称东晋平阳沙门。《佛国记》一卷，案：义熙中，法显自长安游天竺，经历三十余国，归成是书。以上二种并沙门释法显撰。”同书中清文廷式撰《补晋书艺文志》载：《佛游天竺记》一卷，《初学记》二十九引作《释法显佛游本记》，《三藏记集》右六部凡六十三卷，晋安帝时沙门释法显以隆安三年游西域，于中天竺师子国得梵本，归京都，住道场寺，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共译出。”清《四库全书》中载有《佛国记》名。民国二十八年杨家骆撰《四库全书大辞典》中“《佛国记》一卷”词条解：“晋释法显撰。法显于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历三十余国，归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此书，中多自尊其教之词。《汉魏丛书》本、《唐宋丛书》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秘册汇函》本、《佛藏》本、阳湖孙氏有明初聚宝门来宾楼姜家刊作《法显传》本。”从以上《补编》、《辞典》中所记看出，法显所撰《佛国记》另有所指，是由师子国所得梵本，回国后在道场寺同佛驮跋陀罗“参互辨定”，共同翻译出的，或称《佛游天竺记》，而非今传之《法显传》。

　　（三）《佛游天竺记》非今《法显传》。上文已据《二十五史补编》及《四库全书辞典》言明，《佛游天竺记》为据梵本译成，自非今之《法显传》；再，不论是法显自撰，还是他人代撰，都不可能将法显称“佛”，因“佛”在《法显传》中是指释迦牟尼等佛教先祖，有特定含义，一般佛教僧众是不能称“佛”的。

　　（四）《法显记》亦非《法显传》、《佛国记》。宋《太平御览》卷六五七载：“《法显记》曰：僧尼罗国王以金等身而铸像，##装宝珠。有盗者以梯取之，像渐高而不及。盗贼叹其不救众生，像俯首而与之。后市人擒盗，盗言其事。视像尚俯。王重赎其珠，而后装之。”此段文字，今《法显传》（《佛国记》）并无，可知并非同一书。

　　综上所述，今之《佛国记》，历代名称甚乱，各本自题其名，莫衷一是。诸名之中，《历游天竺记传》较为切合实情。其一，出处较早，首见于隋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其二，出处权威，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所载，是为朝廷藏典档案目录，可信度较高；其三，唐代颁定名称，由唐僧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所载此名；其四，与唐太子李显注《后汉书》引文用名基本相符。

　　四、《佛国记》版本考

　　《佛国记》五代及其以前版本无考。宋以后，多汇入佛教典籍经藏本中。除传入国外者外，国内版本主要有：

　　1、《崇宁万寿大藏·法显传》；北宋崇宁三年（1114）刻于福州东禅寺。

　　2、《思溪圆觉藏·法显传》：南宋绍兴二年（1132）刻于湖州思溪圆觉禅院。

　　3、《毗卢大藏·法显传》：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刻于福州开元禅寺。

　　4、《思溪资福藏·法显传》：南宋嘉熙三年（1239）刻于江西吉安州法宝资福寺。南宋景炎元年（1276）法宝资福寺毁于元军兵火，经版无存。现日本藏有《资福藏本》。清代末年，学者杨守敬从日本购回一部《资福藏》，有残缺，今藏北京图书馆。

　　5、《碛砂宝·法显传》：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刻于江苏苏州。

　　6、《赵城藏·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金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三年（1148~1173）刻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世界孤本，极为珍贵，其中《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今收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它藏于北京图书馆。

　　7、《佛国记》：明汲古阁本。

　　8、《法显传》：明胡震亨《秘笈汇函》。

　　9、《佛国记》：清嘉庆十年（1805）虞山张氏据汲古阁本刻。

　　10、《历游天竺记传》：1932年支那内学院刻本。

　　11、《历代小说笔记选·汉魏六朝唐·佛国记》民国二十三年三月（1934年3月）江##经编辑出版。1983年8月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此本错讹甚多。

　　12、《法显传》：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首页题下有“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副题，标有“通”字样号，且有日本馆藏印章二枚。以此知原本为宋《思溪资福藏》内之版本，清末杨守敬由日本购回者。

　　13、《法显传校注》：章巽著，1986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4、《佛国记注译》，郭鹏著，1995年2月长春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佛教文化通俗读物丛书》。

　　可能还有一些版本，因无法遍览诸籍，难以完备。

　　五、法显的贡献

　　法显西游取经，不只在我国佛教的发展史上，而且在中外交通、文化传播，印度等国宗教、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外人民友好往来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近代学者柴德赓先生在其遗著《史籍举要》（北大历史系许大龄等人根据柴先生在江苏师范学院讲稿整理而成）中评价《佛国记》说：“全书只一卷，不过万余字，但其价值很高，是研究当时中国与印度等国交通及笈多王朝时代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故外文译本甚多。”现代学者王征在《佛门奇僧》中也评价法显：“他留下的《佛国记》，以亲身经历介绍了各国的宗教、风俗、地理等情况，保存了许多关于中亚细亚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重要史料，颇为各国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有英文、法文等译本。法显不愧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颗巨星。”几乎每一部系统性的中国史著作，中国佛教史著作、中外文通史著作，以及有关词书、类书等工具书中，都给法显及其《佛国记》以很高的评价。

　　在佛教及佛学研究领域，法显取经及译经事业，开创了佛经翻译的新阶段。他取经之前居住的长安，是后秦姚兴的天下。姚兴好佛，且组织人译经，最著名者为道安等。但因内陆僧众，包括道安在内，不懂梵文。外来西域僧侣，又不善汉言，以致“或善胡意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出三藏记集》卷一），“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合，……咫尺千里，觌面难通”（《宋高僧传》卷三）。道安主张直译，想以此保持佛典本意，但因梵文与汉文风格不同，直译之文甚难理解，诘屈聱牙，难以成诵。法显所处的时代，虽当时后秦佛教大盛，人多信佛，但佛教经典如此，直至他到天竺的第六年（405），西域佛教徒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到长安时，“既览旧经，意多纰谬，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鸠摩罗什传》）。这就是《佛国记》开首所言“慨经律残缺”的实际情况。法显到天竺几年间，学梵语梵文，回国后到建康道场寺。该寺当时是东晋全国最大的译经场之一。法显精通汉语、梵文，能直接将梵文译为汉文佛经；同时，还有宝云等汉、梵兼通的同契，有佛驮跋陀罗与之“参互辨定”，使佛经的翻译发展成直接翻译，其准确度大为提高。诚如《续高僧传·玄奘传》中载：“前后僧往天竺者，首自法显、法勇，终于道邃、道生……通言华梵，妙达文荃，扬导国风，开悟邪正。”

　　法显西游取经勇猛精进的精神，对当时及以后的一些僧人激励甚大，在他的精神鼓舞下，一些僧人也仿效其行为，前往西域取经，一时络绎不绝，促使了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僧人昙无竭（即法勇），在听了法显躬践佛国的传闻，便邀约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前往天竺取经，后仅剩五人回来；《宋高僧传》载：唐代僧义净“年十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加以勤无弃时，手不释卷，弱冠登具，愈坚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发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数十人。乃将登泊，余皆退罢。净奋励孤行，备历艰险，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长，俱加礼重，鹫峰鸡足，咸遂周游，鹿苑祗林，并皆瞻瞩，诸有圣迹，毕得造寻。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并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经数十部，为我国佛教史“五大译经家”之一。像这样的例子，晋、隋、唐、宋不在少数。可以说，法显的精进精神，成了后世佛教界的力量无穷的榜样。

　　《佛国记》的问世，对当时及后世了解西域、天竺、师子国等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以至后来一些著述家在记述这些国家时，或直接、或间接录用该书内容。如唐代杜佑的巨著《通典》，在记载《师子国》时，言：“师子国，东晋时通焉，天竺旁国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余里。多出奇宝。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所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贾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明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杜佑的这段记载，与法显所记对照，语句文字极为相似，只是记述顺序及个别字词稍变而已。可见，法显游记为后世史家所重。

　　《佛国记》以典雅的文字，记述了西域到天竺、到师子国一路的宗教、民情、风俗、佛教传说故事，以及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内容，是西域各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研究笈多王朝历史、研究当时社会状态的不可多得的史料，也是我们研究晋宋时代中印交通的信史资料。在这方面，不止一国的研究人员都在盛赞和感谢法显、玄奘等人所作的努力，包括他们留给后世的宝贵的文字史料，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

　　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宗达在他的著作《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中写道：“法显、玄奘、义净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相当厚的书，这些书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译成英文。三个人都在印度呆了许多年，学习了印度的语言，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游遍全印。在这方面，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1987年，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教授给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的信中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义净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法显的贡献是世界性的，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印度、尼泊尔、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国的贡献同样是不可估量的。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交通、文化的发展，欧洲、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学者纷纷开展对《佛国记》的研究和翻译，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大影响。直至今天，斯里兰卡首都科仑坡附近卡鲁塔地区还存有一块“法显石”，作为中外友好交流的源远流长的物证和象征。

　　法显虽然辞世1500多年了，但他却以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这部不朽的作品，永远留下了一块丰碑。

　　——原载《佛国记注译》，北京图书馆《文献》杂志1995年第1期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