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前文，格罗皮乌斯在他极为重视的柏林新国家银行竞赛中未能取得名次，最终在希特勒的拍板下选择了一个简化的新古典主义式方案。于是，格罗皮乌斯转向了和他关系甚好的宣传部长汉斯·魏德曼以寻求其他机会。
左：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入口透视。右：汉斯·魏德曼（Hans Weidemann, 1904-1975），1935年
魏德曼邀请了十多位前包豪斯成员参与“不作不是德国人”展览，包括格罗皮乌斯、密斯、赫伯特·拜耶等。
赫伯特·拜耶（Herbert Bayer, 1990-1985），1933年
“不作不是德国人”（Deutsches Volk-Deutsche Arbeit）展览，1934年，展厅全景。
“不作不是德国人”展览，1934年，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与前同事施密特共同完成了有色金属工业设计部分的展场设计，该展览于1934年春天开幕。
左：施密特（Joost Schmidt, 1893-1948），1919年进入包豪斯学习，1925年留校任教。右：施密特为1923年在魏玛举行的包豪斯展设计的海报。
“不作不是德国人”展览，1934年，轴测图，施密特绘制。
令人震惊的是，展览充满了意识形态和宣传性：它强调了纳粹的种族主义以及“人民社会”的概念。这种宣传展览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文化项目的标志，纳粹官员利奥波德·戈特赫尔（Leopold Gutterer, 1902-1996）称其为“一个领导人民的有用工具”。
参展的前包豪斯成员备受质疑。他们是否早就知道展览充满意识形态并用于宣传，这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格罗皮乌斯并不是纳粹，他认为纳粹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对手。格罗皮乌斯曾写信给胡宁，
我一生从未对政治积极，并且从未属于任何政党，我只关心自己的工作。
然而，在寻求与新政权调和的过程中，他的决定却给我们完全不同的印象。
再比如，格罗皮乌斯还在魏德曼的撮合下与城市规划师希尔布莱特共同参与了一个纳粹发起的建筑竞赛：德国工人住宅。场地在蒂尔加滕（Tiergarten），右侧是柏林的核心。魏德曼出任竞赛评委主席使得格罗皮乌斯信心倍增，评委还包括特塞诺、施佩尔、博纳茨，以及一些对现代主义表示同情的人。
德国城市规划师希尔布莱特（Rudolf Hillebrecht, 1910-1999）
从左至右分别为：特塞诺（Heinrich Tessenow, 1876-1950），施佩尔（Albert Speer, 1905-1981），博纳茨（Paul Bonatz, 1877-1956）。
格罗皮乌斯的方案除了住宅之外，还构想出一个举办运动、戏剧、音乐会的场所，包含一系列休闲设施等。在1934年给魏德曼的信中，格罗皮乌斯这样写道，
德国工人住宅应该是德国工人精神的神庙，应该是永恒的，新的无产阶级集体概念——无阶级区分。形式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格罗皮乌斯对纳粹极尽迎合，不但在1934年1月发表于《德意志建筑报》（Deutsche Bauzeitung）的声明中公然支持政府，甚至在方案效果图中清晰地表示了纳粹旗帜，就像施佩尔在其设计的党部大楼一样。
格罗皮乌斯和希尔布莱特，德国工人住宅，1934年
施佩尔，纳粹党部大楼，1936年
然而，最终还是在希特勒的干预下撤消了竞赛，格罗皮乌斯依旧未能得到这个项目，这也成为他在德国参与的最后一个项目。
格罗皮乌斯的方案很容易让人想起密斯为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所设计的方案。1934年7月，密斯受宣传部邀请提交设计方案。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公开竞赛，而是密斯和戈培尔的私人讨论。纳粹政权也谨慎地希望与密斯这样的现代主义者和解。
然而，展馆的布局和主题却早已于两个月前由宣传部画好：四个主展厅包围着最重要的“荣耀大厅”，剖面上写着“农民和土地”以及“人民和国家”。密斯深谙项目的实质，于是在设计中也极力呼应纳粹。密斯这样描述他的设计，
展览建筑必须用印象深刻的形式表达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意志，它必须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战斗力和英雄意志的象征。
密斯，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German Pavilion at the Brussels World Fair of 1935），1934年，室内透视
密斯手绘的草图同样包括了“卐”字旗帜，虽然有些抽象，以及一个巨大的德国鹰。密斯还写道，荣耀大厅将成为国家的象征。
密斯，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1934年，主立面透视。
密斯，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1934年，平面及立面研究。
建筑图纸和模型被带到勃兰登堡-普鲁士艺术学院由希特勒亲自评判。据说，当希特勒看到密斯的方案时，反应极其强烈；他打碎了模型，掀翻了桌子。后来，密斯的助手塞尔吉乌斯·伍根伯格被叫去取回了模型的残骸。
被成为“密斯右手”的建筑师伍根伯格（Sergius Ruegenberg, 1903-1996），1925年至1934年为密斯工作，参与设计了吐根哈特住宅，为1929年巴塞罗那德国馆的巴塞罗那椅绘制了大量草图，二战后为汉斯·夏隆工作了十年。
实际上，希特勒不喜欢所有的方案，随即命令德国撤出了那届世博会。这使得施佩尔设计的1937年巴黎世博会德国馆显得格外重要。其实，希特勒也曾想撤出巴黎世博会，但施佩尔设法说服他留了下来。后来，施佩尔在其自传中透露，他曾秘密地获取了苏联馆的建筑方案，并向希特勒保证，德国馆会碾压对手的设计，成为代表“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
1937年巴黎世博会，面面相觑的德国馆（左）和苏联馆（右），埃菲尔铁塔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1937年巴黎世博会，德国馆和苏联馆。
格罗皮乌斯拼尽全力也未能在建筑实践上有所斩获。最终，不堪忍受的他准备在1934年迁居英国。密斯的情况略好于他，留在德国的时间最长，希望挽救那些还能够挽救下来的东西。但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能建造任何东西，而使自己致力于庭院住宅理论研究，直到这种局面变得无法维持时，于1938年被迫移居美国。
格罗皮乌斯的德国时光可谓：成也政权，败也政权。本奈沃洛就曾在《西方现代建筑史》中评价道，
在德国，现代建筑师们的专业地位主要是与政府委托相联系，并且从事津贴建筑工程。这在1925到1933年间本来是现代建筑运动的着力重点所在，使得格罗皮乌斯和得以与国家的经济现实进行有益的接触；可是现在，这却成了瘫痪的原因，因为它使得建筑依赖于政权。
意大利建筑史学家本奈沃洛（Leonardo Benevolo, 1923-2017）和其所著的《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1977）
那么，格罗皮乌斯的英国时光又会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特别感谢@纸方君为本系列绘制的封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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