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扩大在专业和大众领域的影响力，建筑师成为一个爱出书的职业群体。除了发表一些竞赛或建成项目的图像之外，多会为自己著书立说。已然功成名就的建筑大师，相关传记也是不在少数，最近在看的《弗兰克·盖里传》就是这样一本。
作者是美国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 1950- ），作为盖里四十多年的好友，由他来记录盖里的人生及职业生涯再合适不过了。
《弗兰克·盖里传》（Building Art: The Life and Work of Frank Gehry）的英文版（2015）和中文版（2018）封面
为了保证传记的独立性，盖里也是非常慷慨，自愿放弃了对文本的编辑决定权。同时，盖里向戈德伯格开放了他的全部存档，分享了他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当中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然，还有那些幸福成功的回忆。
豆瓣评分9.0，看的人很少，但有200人想读。是因为买不起么？
戈德伯格是《名利场》的特约编辑，曾为《纽约客》撰写专栏建筑评论长达十五年。写作事业起步于《纽约时报》，此期间于1984年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首位以建筑批评获此殊荣的作家。
他还于2012
年获得了文森特·斯卡利奖（Vincent Scully Prize），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文丘里和布朗（Robert
Venturi and Denise Scott Brown）、斯特恩（Robert Stern）都曾获得过该奖。
戈德伯格和普利兹克大师们，从左至右分别为：戈德伯格、马库特（2002）、扎哈（2004）、罗杰斯（2007）、梅恩（2005）。
在一本正经地探讨盖里的建筑同时，书中也透露了建筑大师背后鲜为人知的八卦故事，包括英年早婚、出轨、离婚、私活、冲突等等。戈德伯格的叙述也活脱一个脱口秀大会。
以下，摘录了一些书中的段落分享给各位纸友。
之前分享过一篇昂格尔斯纪念柯林·罗的文章，由于泥工添油加醋的翻译导致被T教授抨击是“万恶的网文”，幸好这次的《盖里传》出了中文版，省去了翻译的工作，这里直接分享其中有趣的段落。虽然不会像是上次那样添油加醋，但也可能会有断章取义之嫌。那么，有兴趣的纸友还是推荐亲自读一下原著。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社会上的反犹太主义还依旧甚嚣尘上，很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因为不愿意雇佣一个姓戈德堡的建筑师而去另找别处，由此带来的潜在的经济损失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盖里从主观上是不愿意掩饰他的犹太人身份的，对于那些仅仅因为姓氏听起来是犹太人就拒绝一个建筑师的客户，他也是不屑一顾的。
在改姓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后，新的问题——改成什么姓，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他创造出这个拼写方式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建筑师或平面设计师才能想得到的。盖里想要让他的新姓氏（Gehry）在外形轮廓上，看起来和戈德堡（Goldberg）这个单词尽量相似。
看过盖里的作品，诺伊特拉觉得很满意，他对盖里说他下周一就可以来上班了。
说完他就起身准备离开，盖里说：“那我应该去找谁谈我的薪酬问题呢？”
而诺伊特拉却说：“哦，不是这样的，下周一等你来了，你会见到某某人，他会告诉你在这里工作你需要支付给我们多少钱。”
盖里从来不曾想象过，一个如诺伊特拉这般杰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会在自己的事务所里搞这种类似于学徒制的东西，让年轻的建筑师付钱来换取在大师身边工作的机会。
他知道自己是肯定付不起这份钱的，即便是能付得起，对于这样一份“工作”，他也压根没有一点兴趣。盖里感到自己被深深地羞辱了，结束了和诺伊特拉的面试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事务所，此后便再也没回去过。他甚至都没有打电话回去，告知他们他不再想去那里工作了。
建筑师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 1892-1970），1923年从奥地利维也纳迁移到美国，曾与赖特和辛德勒一直工作到1930年，然后开始自己的实践。
虽然到了后来，哈佛大学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所经受的一切艰苦都是值得的，但是，初始的那段日子，对他们而言，确实是噩梦一般的。
绝望的盖里走进一家药店，拨通了城市规划系系主任雷金纳德·伊萨克（Reginald Isaacs, 1911-1986）的电话。盖里说：
伊萨克教授，我是弗兰克·盖里。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我现在住在一家汽车旅馆，身上的钱不多，住不了多久了，在这边我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
但是，伊萨克回答盖里，学校对于他的住房困难也无能为力。他甚至没有给予盖里什么鼓励，除了安慰他说不用着急——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可以趁现在就办理退学，也欢迎明年再来重新申请这个项目。
盖里还记得，西塔里埃森的院门口，飘扬着一面旗帜，标识着那里是专横跋扈的，当时已经年满九十岁的赖特的领地。
西塔里埃森是对游客开放的，依照惯例，每名前来参观赖特的这组工作室和住宅综合体的游客，都需要花一美元购买门票。
然而，当售票员告诉盖里，他的两个孩子也需要和他们夫妇一样，购买全票的时候，他怒火中烧，直接拒绝了这一要求，转身就走了。盖里觉得受到了冒犯，带着两个那么小的女儿，他们竟然找我要四美元。
盖里跟他们说：
见鬼去吧！
赖特，西塔里埃森（Taliesin West），1937-1959
让盖里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拉克曼所创造的一种极尽做作的方案汇报形式。每当汇报方案的时候，拉克曼都会安排客户们坐在一面大幕之前，以突出他们的重要地位。随后，幕布徐徐拉开，建筑方案便被逐一呈现出来。
通常，他们都会拿出不止一个方案。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事务所内部不同的团队，围绕一个项目分头工作，做出数个方案，在汇报时依次展示给客户。
他们把汇报的过程搞的特别戏剧化。客户在台下坐好，像看戏一样，先是方案一，然后是方案二，方案全部看过之后，他们还会毕恭毕敬地问客户：
您喜欢哪个？
盖里说：“这把我恶心坏了，我受不了这个。”
那段日子里，盖里工作方面的唯一亮点，就是接了些“私活”。
在大的设计机构工作，拿着稳定的薪水，同时私下里自己做一些类似小住宅或公寓楼之类的小项目，这是很多建筑师试水独立执业的第一步，在能够接到足够的项目，靠自己的设计费养活自己之前，他们其实只能做此选择。
各大设计机构对于员工的这种“开夜车”的行为接受程度不一，很多公司会明令禁止。
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赖特1893年被路易斯·沙利文事务所解雇，就是因为沙利文发现赖特私下里在接一些小住宅的“私活”。被沙利文解雇后，赖特便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从此再也没有为其他任何人工作过。
迪尼斯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绘制建筑渲染图，非常有才华，“即使一栋房子设计得像坨屎，有个他的渲染图，也能顺利地卖出去。”
在那样的建筑里（指范斯沃斯住宅），你早上起来一定要马上把床铺好，不然你就会毁掉整个空间。
密斯，范斯沃斯住宅，1951
与几乎所有建筑师一样，弗兰克也有着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亲自设计一座新住宅的想法，不过，这种想法对弗兰克来说并不是很急迫。
对他来说，一栋新自宅的设计，哪怕一栋旧住宅的改造，都将会是一篇关于他的建筑品味、建筑判断力以及设计能力的宣言书，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要这么快就去承受这份压力。
老婆自己找到房子后，而弗兰克也就乖乖地搬了进去。
盖里站在他刚刚完成的位于圣莫尼卡自宅前，1978年
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一个曾经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阻止这栋建筑的施工的女人，在盖里一家刚刚搬过去不久，出门短期度假时，还曾写信给《洛杉矶时报》，声称这栋建筑已经被废弃了，她的言外之意是市政府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乘虚而入，把这栋房子拆除。
1979年年中，随着这栋房子被《纽约时报》的评论形容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建筑作品——也许是近年来整个南加州地区最值得关注的住宅建筑”，它开始吸引来自全世界的建筑师、学生和建筑爱好者。
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仅仅是开着车缓缓地从这栋建筑旁边经过；有些则把车停在路边，围着房子走来走去，仔细地观看；还有一些胆子大的，会直接走上入口的台阶按响门铃。
不久之后，盖里一家就在他们的房前增设了一道小小的院门。
盖里的二儿子塞缪尔·盖里是在这栋房子里长大的，他回忆道，
每当我去朋友家时，我就会感到奇怪，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家里的墙都是直上直下的，为什么他们的窗子都是方的。
随着他逐渐长大，“我越来越希望能住在一座建造完整的房子里面。”
他还记得他家附近有一栋很普通的白色水泥砂浆抹面的房子，门廊上摆着一把摇椅，他曾无比羡慕那样的生活。
我想住在那里。
德维托离开后，弗兰克用了一整个周末的时间来思考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而星期一一大早，他就来到办公室，裁掉了超过三十名员工。
他留下了格雷格·沃尔什（多年好友），当然，也留下了贝尔塔（多年老婆）。
盖里已经能够与约翰逊谈笑风生，并且混进了约翰逊略带讽刺意味地称之为“孩子们”的建筑师圈子，来往于斯特恩、格瓦思梅、格雷夫斯、迈耶、文丘里、泰格曼和埃森曼等当时的众多新锐建筑师之间。
在梅恩于洛杉矶组织的那一系列的展览和讲座开始之前一年，盖里在约翰逊的社交圈子里的位置得到了正式的确认，他受邀出席了约翰逊领取美国建筑师协会的最高荣誉——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Gold Medal）——的颁奖典礼，并作为嘉宾参加了典礼结束后的一场设计研讨会。
“孩子们”在达拉斯齐聚一堂，集体为约翰逊站台，向他的建筑观点和主张表达拥护和致敬，他们都认为在建筑设计中，美学的考量，至少应该是与管道工程的布局同等重要的。
约翰逊和他的“孩子们”，摄于1978年。
第一排左起: Frank Gehry, Charles Moore, Philip Johnson, Stanley Tigerman, Robert Stern.
第二排左起: Michael Graves, Cesar Pelli, Charles Gwathmey, Peter Eisenman.
盖里感到十分不解，那些喜欢追忆历史的建筑师们为什么只回溯到了古希腊就止步不前了，他们明明可以走得更远，去模仿一下几百万年前的，史前时代的形式语言，比如最为原始的形式之一——鱼形。
盖里在其中一张草图上画了一条漂浮在海面上的鱼。
（日本）客户看了说：“盖里桑，太好了，我们就像要一条鱼。”
盖里就又画了画。
回到洛杉矶后，盖里很快便忘记了他在餐巾上的涂鸦。他做好了他的餐厅设计，寄给客户，没想到客户收到图后，很失望地打来了电话。那条鱼呢？他们原本满心期待着盖里会给他们设计一栋像鱼一样的建筑。
他们说他们不喜欢我的设计。他们想要一条鱼，他们想要一座像我在餐巾纸上画的草图那样的房子。
然后盖里说：“我可以给你们重新做一个设计，但是得再花两到三周的时间。”
他们说：”不、不、不，周一早上之前必须得做完。”那是个竞赛，不过他们在那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一点。
盖里说：不行，我做不完，实在是抱歉。“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当时是洛杉矶时间晚上10点。几小时后，到了午夜时分，他们又打了过来，说：
盖里桑，没关系，我们用你的草图来建这栋房子就好了，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鱼舞餐厅很快成了神户市的一个新的地标。
盖里，鱼舞餐厅（Fish Dance Restaurant），1987
盖里绘制的草图
最终让加州航天博物馆闻名于世的，并不是盖里精心推敲的造型，而是他在建筑的外立面上附加的一个飞机模型。
博物馆的董事会否决了盖里关于把电梯井在造型上设计得类似于导弹发射井的想法。
但是盖里的另一个关于在立面上设置一个12米高的机库门的主意得到了保留，盖里希望能够通过这扇门让建筑看起来像座飞机库，以此来营造出一种工业建筑的感觉。
不过，客户保留这个想法的原因，似乎并不是出于盖里相同的，对于建筑形式的考虑，他们更多的是觉得这样的一扇门能够方便展览用的飞机进出建筑。
盖里，加州航天博物馆，1984
盖里的“临时当代艺术馆”，在矶崎新设计的，位于格兰大道的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完工之前整整三年，就竣工开幕了。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成就感，更让盖里感到自己作为洛杉矶艺术界最为杰出建筑师的地位得到捍卫的了。
矶崎新，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1986
盖里很担心约翰逊会觉得他是想通过温顿客宅项目来抢风头，毕竟他的这栋加建就紧挨着约翰逊职业生涯早期设计的那座原有的住宅。
盖里说，我可不想在菲利普叔叔的宝贝作品跟前捣蛋。
盖里，温顿客宅（Winton Guest House），1983
盖里无奈地仰起头，看到了架子上摆着的一个小模型。
他把这个双筒望远镜造型图书馆的模型取了下来，随意地摆在了他正在推敲的恰特/戴新办公楼的模型面前。
“这看起来棒极了。” 恰特说道。
不过盖里却并不确定这是否是个好主意。
盖里，恰特/戴新办公楼，1988
当时负责为普利兹克家族管理奖项的比尔·莱西在电话中对他说：“盖里，你得普利兹克奖了。”
盖里说道：“别犯傻了，文丘里还没得过呢。”说罢他挂了电话。
美国建筑师文丘里（Robert Venturi, 1925-2018），在盖里获奖的隔年，1991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
颁奖典礼在上午举行。
丹下健三被邀请上台致辞。
但是，紧接着，让盖里与普利兹克家族都大吃一惊的是，丹下话锋一转，声称在他看来，盖里的作品，根本配不上普利兹克奖。
轮到盖里上台发言时，他并没有马上开始读自己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望着台下的丹下，说道：“我明白了，我必须更加努力工作。”
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Kenzo Tango, 1913-2005），1987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
获奖感言的结尾，盖里说道：
自从我获奖的消息被公布出来，记者们便开始无数次问我同一个问题：这笔奖金打算怎么用。
我的答案是，这还用问，我当然要用这笔钱去把我家的房子盖完，然后把那些已经围了十年的施工挡板和栅栏赶紧拆了。
1989年，在日本奈良的东大寺举办的颁奖典礼，从左至右分别为：盖里、贝聿铭、安藤忠雄、黑川纪章。
巴斯克人对于建造一座具有识别性的地标建筑的决心非常坚定，他们希望这座博物馆（指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能够像伍重的悉尼歌剧院一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建筑和文化符号。
巴斯克人只提出了一条原则：不要超出预算。
丹麦建筑师伍重（Jørn Utzon, 1918-2008）和他设计的悉尼歌剧院模型，他于2003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悉尼歌剧院于1959年开始建造，1973年正式落成。当年澳大利亚总统选举的时候说35亿就能盖完，伍重离开的时候花了247亿，落成的时候花了1020亿。
毕尔巴鄂项目，也进一步推动了盖里事务所的转变，使之从最初的那个并不十分正规的艺术家工作室，彻底转型成一家以技术驱动的先锋事务所，这种转变的跨度之大，以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在毕尔巴鄂项目之前，盖里常常会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到每位建筑师的工位上亲自指导设计，随手画一些草图，告诉手下的建筑师他想要实现的效果。
而在毕尔巴鄂项目之后，他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有时不再将画好的草图直接交给建筑师，而是先会交由他的助理将原稿收好存档，然后再将复印件交给建筑师作为设计的参考。
盖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1997
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建成之后不久，赌场老板斯蒂文·永利找到了盖里，他对盖里的设计很感兴趣，希望能够请盖里在大西洋城为他设计一座新的赌场。
他们之间的这次面谈，在形式和规格上都显得非同寻常。永利先是用他的私人飞机载着盖里飞到了新泽西考察项目用地。随后，他又说服了盖里和他一起继续向东飞跃大西洋，带他参观了他还没有实地到过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他们还带上了约翰逊与他们一同前往，约翰逊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再次去看看那座博物馆。当然，他也高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结识永利，并在心里盘算着如何能从这位赌场大亨那里给他自己也搞来个项目。
在飞往毕尔巴鄂的途中，他和约翰逊一直在用草图和模型推敲着大西洋城项目的设计，而永利则坐在他的私人机舱中不停地打着电话。盖里还无意中听到永利在对他的朋友们炫耀称盖里和约翰逊都在他的飞机上。
2005年的永利（Steve Wynn, 1942- ）和川普（Donald Trump, 1946- ）。永利是美国著名房地产商、博彩商和艺术品收藏家，人称“拉斯维加斯之父”，是川普竞选时重要的团队成员之一。
约翰逊和川普为大西洋城赌场（Casino in Atlantic City, 1992）踏勘场地
川普带约翰逊参观赌场建筑
2000年，建筑师拉斐尔·维诺里在首次参观了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之后，寄给盖里的一封手写信，在信中维诺里说：“我从未见过如此有力、智慧而富有包容性的设计。你让我的生活更美好了一些。”
而盖里则在回信里写道：“很高兴能够得到来自优秀同行的肯定。”
自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项目以来，盖里已经习惯于一个接一个的成功，而西雅图体验音乐博物馆，则是他少数的几个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作品之一。
就连盖里的狂热支持者马斯卡姆，都将这座建筑形容为是如同“在海洋里挣扎蠕动着的某种生物，忽然翻了个身，死了”。
盖里，西雅图体验音乐博物馆，2000
2004年，当拉特纳第一次提出请盖里来设计这座塔楼的时候，他告诉手下的高管们说，他确信，一座由盖里设计的建筑，一定能够产生更高的租金。
盖里希望能够向世人证明，虽然他并不是那类最廉价的建筑师，但是，他的建筑，从本质上讲，也绝不应该被当作是非理性、高难度和昂贵奢侈品的代名词。
盖里这样说道：“我热衷于接受这样的挑战，我想要证明，好的建筑，并不一定要比那些拙劣的残次品更贵。”
当然，他最终完成的这座建筑，比“残次品”还是贵了不少。
在布局上，这些办公室围绕着一个摆满建筑模型的开放空间展开，而其玻璃体，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座“盖里博物馆”，里面展示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盖里建筑设计的范畴：包括一些国家冰球联盟球员的签名球衣、盖里作品展的海报、他与玛莎·斯图尔特等名流的合影，以及一幅来自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的剧照——在那一集里，《辛普森一家》恶搞了盖里，而盖里的动画形象，正式由他本人配的音。
盖里和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 1941），2009
那一集的剧情很简单：在得知迪士尼音乐厅取得的成功之后，春田镇的居民们，觉得他们的城市，也需要通过建造一座类似的建筑来变得高雅时髦一些，于是，在辛普森的鼓动下，他们决定邀请盖里来为他们的城市也设计一座音乐厅。
辛普森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盖里，不过盖里最初对这个项目没有一点兴趣，他把辛普森的信揉成一团，随手丢到了地上。
然而，地上那揉皱的纸团却忽然启发了他，他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设计的起点。
盖里，你真是个天才！
他盯着地上的纸团，对自己大声呼喊道。
音乐厅很顺利地建了起来，但是，在一场灾难般的开幕晚会过后，春田镇的居民们，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于古典音乐根本没有真正的兴趣。
最终，那座音乐厅被改成了一座监狱。
《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剧照
一个致力于保护布洛涅森林的组织，曾经发起了一场旨在阻止路易威登基金会博物馆项目的诉讼，并且，在2011年2月，成功地使得这座建筑的建设许可遭到了撤销，而项目的工程进度，也不得不停滞下来。
盖里非常愤怒，而且，据这个项目的一位公开的支持者，建筑师让·努维尔所言，盖里将那些抗议者成为一群“极端个人主义的、粗俗的市侩庸人”。
对此盖里称，这句话是努维尔自己说的，而不是他说的。
努维尔、盖里和库哈斯
盖里，路易威登基金会博物馆，2014
2012年，盖里与哈迪德、萨夫迪，以及努维尔，一同被邀请参加了位于北京的一个重要项目——中国国家美术馆的方案竞标。
与他以往的任何作品都不同，这座建筑，是一座庞大而对称的方盒子。
这是盖里的第一个，可以用诸如“庄严”和“高贵”之类的词汇形容的设计，也是他做过的设计当中，大体上最为接近古典主义构图的一次尝试。
盖里，中国国家美术馆竞赛，2012
对于脸书这样一家创始人还不到30岁的公司来说，一位已经80多岁的建筑师，似乎并不是他们最为惯常的选择。而硅谷，也并不以对建筑的兴趣而著称。
那里的许多公司对于严肃建筑学的态度，似乎与他们对待时尚的态度差不多——他们认为自己身上穿的套头衫就是最高的时尚。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盖里和贝尔塔，邀请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里西拉·陈，到他们位于圣莫尼卡的自宅与他们共进晚餐。他们四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扎克伯格还帮盖里注册了脸书的账号，不过盖里后来一次也没登陆过。
脸书（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和盖里一同讨论模型
盖里的这个设计（指艾森豪威尔纪念碑）“成功地实现了在华盛顿已经越来越少见的一种认同：真正的跨党派精神。几乎所有人，无论什么党派，都痛恨这个设计”。
盖里，艾森豪威尔纪念碑，2015
希拉里·克林顿的自传《艰难抉择》中，她用建筑比喻了国际关系，她写道：
我常将旧体系比作是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清晰的线条，清晰的规则。支撑起整个建筑结构的巨柱——那些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条约——异常坚稳。
但是岁月无情，即便是对最伟大的建筑亦是如此，如今，面对着全新的世界，我们也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建筑形式，一种在精神上更为偏向于盖里，而非形式化的希腊古典主义建筑。
被克林顿在书中提及，盖里感到欣喜不已，他把这本书摆在了他办公室里的咖啡桌上，足足摆了好几个星期。
希拉里·克林顿 ，《艰难的抉择》（Hard Choices , 2014）
第一个记者的问题，是问他如何回应那些关于他的建筑只是一些追求炫目效果的样子货，而非追求功能性的实用建筑的指责。
这一次，或许是因为太累了，盖里没有采取他以往惯用的那种礼貌的回答方式。
他直接竖起了中指。
整个会场因为他的这一举动，陷入了一阵尴尬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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