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新伟
引言：故事要从5300年前的一场葬礼讲起。在今天河南灵宝铸鼎原地区，当时分布着20多个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其中一个被我们叫做西坡的聚落显得格外安静，大家默默地从房屋中走出来，走向这个聚落的中心广场。当时正值七月，洁白的野茉莉花已经凋谢并结出细小的果实。就在前一天的晚上，这个聚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像野茉莉花一样凋谢，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个人物的地位相当显赫，所以他的去世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事件。我们通过这场隆重的葬礼，得以窥见庙底沟文化的时代风貌。
现在的西坡只不过是晋陕豫交界地带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落，掩映在茂盛的苹果树林中，当地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并不知道在五千多年前，那个中华文明初生的灿烂时代，整个以西坡为中心的灵宝铸鼎原地区是当时强盛的庙底沟文化的中心。
考古学家经过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发现，在西坡聚落南北各有两条壕沟，东西各有两条小河，河和壕沟把聚落围护起来，在聚落的中心有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广场的四角各有一个大型的半地穴建筑。就在引言中提到的那个盛夏的清晨，西坡聚落的居民们缓缓地走到中心广场，聚集到一个大型的半地穴建筑前面，准备为这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举行一场隆重而盛大的葬礼。
距今5000多年的彩陶时代
在根据考古发掘来细致地描述和复原灵宝西坡大墓之前，我们先转换视角审视一下当时的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了解一下这场葬礼发生的时代背景。西坡大墓属于仰韶时代中期的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精美的彩陶，它以圆点、弧线、弧线三角等为基本构图元素，经过当时“艺术家”们的组合构成了非常精彩的图案，其中有的像鸟，有的像鱼，有的像花。有学者把彩陶的大范围流行称为“中国史前的第一次艺术浪潮”，这个描述非常的恰当，彩陶真正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浓重的艺术气息。庙底沟文化彩陶风靡当时史前社会的各个地区，北过长城、南越长江、东抵大海、西至甘青地区，似乎大家都在学习这种彩陶的纹样，非常盛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中心有一个圆点、四周有弧线的三角，很巧妙的构成美丽的“花朵”。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把这种花与华夏的“华”联系起来，认为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之花)就象征着中国华夏民族的起源，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根系。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庙底沟文化彩陶大范围的传播就标志着一个多元一体的作用圈的形成，庙底沟彩陶分布的范围很可能就代表一个最初的“中国”的范围。但是在20世纪，因为考古资料的缺乏，大家对庙底沟文化的认识仅限于那些华丽的彩陶，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社会什么样？有没有社会分化？是谁做出这样漂亮的彩陶？为什么彩陶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扩张力？这些还都是亟需考古学家去解答的问题。
庙底沟文化时期的“满天星斗”
20世纪80年以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由众多惊人的考古发现组成的“黄金时代”。
在辽宁西部和内蒙赤峰地区，发现了距今55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有大型的祭祀仪式中心，并发现有石砌的祭坛、积石冢、女神庙等，其中在考古学家认定的女神庙中发现了女神像，在积石冢下面发现了当时社会上层“贵族”的墓地，墓葬中随葬了各种精美的玉器。
在黄河下游地区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其早期晚段也在距今5500年前后。在这里可以看到有明显的社会分化，最大的墓里有100多件随葬品，包括精美的彩陶和非常特殊的象牙发饰、獐牙制成的象征权力的权杖头以及镶嵌着绿松石的骨器。
在长江下游地区也可以看到这种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据，如在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墓地，时代大体亦在距今5500年前后。在2007年发掘的凌家滩M23中出土了近百件的玉器，墓室底部铺了一层石器像棺床一样，因为当地土壤酸性强人骨无法保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墓主的威望和财富。
在中国史前各地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再回过头来看人们原来一直认为的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根系，即庙底沟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却显得一片沉寂。除了以前发现的彩陶外，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什么可以跟其他地区相媲美的东西。当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代替了原来的以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为中心的“中原中心论”。在“满天星斗”模式下，周围的星空都熠熠闪亮，唯独中原地区有一些黯然失色。当时究竟是不是果真如此？这一系列的疑问就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后续考古工作。
解读灵宝西坡遗址
199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来到了灵宝西部黄河、秦岭之间的黄土塬上。这里从汉代起就有丰富的关于黄帝的历史传说，如从秦岭延伸到黄河地带的黄土塬被称做铸鼎原，黄河拐弯处形成的一片湿地湖泊被称作鼎湖，相传黄帝曾在这里用从秦岭荆山采集的铜矿铸鼎，鼎铸成后黄帝就在这里升天，大家舍不得让他走，便纷纷抓住他的衣服并扯下了一些衣带。现在在铸鼎原上还有一座黄帝的衣冠冢，至今仍受到人们的祭拜。
当然，考古学家是追求实证的学者，他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因为有丰富的关于黄帝的传说，更因为根据以前的考古调查工作发现这里的庙底沟文化遗址非常多，大概有20多个，是庙底沟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
通过对这些聚落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这些聚落是分等级的，就像现代社会分为大城市、小城市和一般的村落一样。铸鼎原地区的聚落也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最大的北阳平遗址有100多万平方米，之前提到的西坡遗址是这个地区第二大的聚落，同时也是保存最好的聚落，大概有50万平方米。这种聚落的等级化是考古学家判定当时社会分化和发展以及有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为了解当时社会分化和发展的细节，联合考古调查队从2000年开始在西坡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钻探和发掘。2001~2002年的发掘就有了重要的发现，在西坡遗址的中心位置发现的编号为F105的大型房址，室内面积为200多平方米，房子周围有围廊，加上围廊的面积有500多平方米，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当时最大的单体建筑。
2004年，也是在遗址的中心位置发现一座半地穴房址，大体呈五边形并有一条长长的门道，室内面积为240平方米，房址编号为F106。房址结构相对复杂，根据相关的研究，推测其建筑过程大体上是先挖一个方坑，然后沿坑壁挖下去一圈基槽，再把柱子立到基槽中并用土填满，搭起木结构。有些柱子下面有石柱础。完成这些之后还要在半地穴建筑的内部夯打出墙体，地面要经过七层土的铺设，如先是普通的黄土、特殊调制的泥土、夯土，最上面还要用石灰调制的泥抹成非常坚硬的地面，就像现代的水泥地面一样。另外在特别讲究的房屋，人们还会用赤铁矿粉调制出红色的颜料把地面、墙壁、柱子都涂抹成红色。
这些房址规模巨大，有学者研究认为像F105这样的房址大概需要一百多个劳动力通过90天工作才能够完成，当然这还不算取土和伐取木材的工作量。这样巨大的房屋,还在聚落的中心，应该不是普通人居住的地方，很可能是社会上层人士的居室，所以现在当地百姓把它叫做“大会堂”或“黄帝的宫殿”，当然这个很难去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房屋具有特殊的功能，很可能是整个聚落内部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
复原西坡葬礼的细节
茉莉花谢
重新回到开头提到的在5300多年前那个盛夏的清晨，大家汇集到中心广场大型的房屋里面。故事主人公去世的讯息将会传到现在灵宝铸鼎原地区所有的聚落，由于他的威望很高，很可能还会传到更远的地方。大家打算给他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因为隆重的葬礼不仅是出于对死者的纪念，同时也是维系整个社会组织、表现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身份、地位的一场重要地表演。
2004年考古队在一次系统考古钻探过程中，于西坡聚落南部的壕沟外发现了墓地。之后在2005~2006年又对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发现了34座墓葬，此次葬礼的主人公所在的墓葬为M27。2006年的考古发掘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通过对M27的人骨和随葬品的细致研究，可以尝试描述当时整个葬礼的一些细节，主人公是一个身高165厘米、35岁左右的男性。人们首先对他的尸体进行了包裹，可以看到他耸起的肩膀，并且锁骨已经成了约45°，这些都是包裹的痕迹，正常的锁骨应该是平的，与肱骨应该是垂直的角度。另外，两个膝盖相距只有1厘米并且双脚紧绷，这可能也是由于用麻布缠起来包裹造成的，因此可知对尸体的包裹是葬礼中很重要一部分。同时，另一些人开始准备为他开挖墓穴，即主人公死后永久的居址。墓穴的朝向大致是西方，经过研究这大概是与他死亡时夏季太阳落山的角度有关联。除此之外，还要准备很多与葬礼有关的物品，其中很特殊的一部分是一种用于回填墓穴的泥。在这些泥中夹杂着很多种植物的叶子，当这些泥干后，这些植物叶子的印痕会留在泥上。植物专家鉴定出有野山楂、枣树等的叶子以及野茉莉的细小果实。正是野茉莉的果实让考古人员准确的知道墓主下葬的时间。除了这些特殊的泥以外，人们还要准备一些木板铺在墓室上。木板上还要铺一些编织非常细致的麻布并撒一些朱砂，朱砂可能有辟邪的作用。当然随葬品还包括两个精美的大口缸，在缸的口沿上也涂抹了一层朱砂。当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后，葬礼就要开始了。
葬礼程序
墓地南面可以望见苍茫的秦岭，北面10公里外的黄河隐没在一片烟雾之中。人们从西坡聚落的中心广场出发向南越过壕沟，来到墓地开始举行这场隆重的葬礼。人们首先把墓主的尸体安放在墓圹中间的墓室中。随葬品被陈列在他脚下方的一个方形的小坑里。墓室上再覆盖木板，木板上再覆盖麻布，至于麻布上是否有特殊的图案就不得而知了。最后墓穴用特殊的泥填好，并用开挖墓穴的土(该墓圹的面积约为17平方米，长5米、宽3.4米，挖出的土方约为20多立方米)堆出一个高大的坟丘，至此这场葬礼就结束了。
墓主是谁？
大家不禁会问墓主是谁？除了知道他是一个身高165厘米、约35岁的男性，并具有特殊的身份之外还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呢？考古学家也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就像侦探破案一样获取关于他更多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向人们更生动地讲述当时发生的故事。
通过对墓主人头骨的研究，发现他的头骨的形态跟西坡聚落另一座大型墓葬M8的头骨形态非常相似，这意味着他们之间很有可能存在血缘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上层有可能是属于同一家族，并且出现了社会组织的领导权通过血缘传递的情况。墓主极可能是一个当时社会上层家族的一员。
墓主的两颗下门齿已经没有了，而且创口已愈合，这很可能是在生前有意拔掉的。拔门齿这种奇特的风俗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等地区都曾很流行。此外，还发现有一个证明墓主身份特殊的证据，他的肋骨发生过断裂且有愈合的痕迹，研究人骨的专家分析认为这种肋骨正面折断很可能与当时的竞技活动有关。
考古队在对墓主腹部的土样进行提取并进行显微镜观测时，发现有圆圆的寄生虫卵。这种寄生虫卵通常和食用猪肉有关，如果食用的猪肉多，腹部就会有较多这样的寄生虫。虽然现在寄生虫早已消失，但还是可以通过显微镜发现寄生虫卵。在很多墓葬里都曾发现过寄生虫卵，但以往大多墓葬土样中发现的寄生虫卵都只是1~2个，此次多达70多个。很明显墓主吃的猪肉比别人多。另外，通过对骨骼里15N的分析同样也可以反映出墓主的食肉情况，15N的含量高一般就表明吃的猪肉较多。在西坡墓地中，我们的主人公和M8等其他4座大型墓葬墓主相比，体内15N的含量明显高于他们，这又一次证明墓主确实吃肉比普通人多，地位比普通人高。因为即使在早些年的农村，人们也不是经常吃猪肉。在当时的西坡聚落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消费猪肉，如婚礼、成年礼、葬礼等。这些场合都会请地位高的墓主参加，他的猪肉摄入量因此会比普通人高。
还有一对特殊的随葬品——大口缸，很多考古学者研究表明大口缸是一种重要的器物，可能是在比较大型的活动中才使用的器物，也是表明墓主身份的重要的实物证据。通过以上这些分析研究，各种各样的信息汇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主人公不再是一具干枯的白骨，形象更加丰满起来。我们似乎仍能感受到墓主生前有很强的能力，能够组织和管理聚落和族群，建造大型的房屋，挖掘非常耗工耗时的围沟以及与其它地方的社会上层进行交流。西坡聚落可能是当时庙底沟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们的主人公则很有可能是中国史前时代的第一代“领导人”。
史前社会的交流与发展
不得不提的是，我们的主人公并不孤单。在辽西的红山文化地区，也出现了这样的高等级大墓和身份特殊的墓主，他们有权力建造石砌的祭坛和积石冢，获得珍贵的玉料并制作有特殊含义的玉器随葬品，建造女神庙，可以主宰以女神崇拜为核心的宗教；大汶口文化也有这样的人物，可以制作精美的随葬品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凌家滩文化大型墓葬M23的墓主可以在自己的墓葬中使用精美的玉器，让自己的周围布满了精致的石器，在他的墓葬填土中发现有中国史前时代最大的玉器——87千克重的玉猪。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时候，各地区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北方的红山文化特别注重宗教的权力；东方的大汶口文化特别注重精美的随葬品；南方的凌家滩特别注重精美的玉器；而地处中原的庙底沟文化却显得十分简朴。前面提到这场葬礼的主人公所在的M27中只有不到10件的陶器，其中的两件大口缸是唯一显示他身份地位的器物。由此可见，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较为密切的庙底沟文化更为注重的是大型的聚落、房屋、墓葬，反而不太强调那些奢华的用品。因此有学者提出这可能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重视修建大型工程和内部的集体团结，这些特征很可能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持续发展并最终对国人产生最深刻影响的重要原因。
此外，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各地区都有各自的特色，但他们之间也体现了非常密切的交流。就像西坡墓地中出土的大口缸不仅是在河南西部有发现，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安徽的凌家滩文化以及环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都有发现类似的器物，这是他们密切交流的一个证据。这些大口缸基本都发现在大型的墓葬中，甚至位置都相似，这也表明了传播的其实并不是这种器物，因为各地的器物都是在当地制作的，传播的应该是跟葬礼或者社会生活中一种很重要的礼仪有关。同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可能存在着简单学习的情况发生，但也很有可能是和上层社会的密切交流有关系。
另外，如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玉器非常相似，这种相似只可能通过当时上层社会直接的访问交流才能够实现。前面提到的的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中的贵族很有可能行走千里到达过凌家滩地区。当然凌家滩的墓主也可能向北到达过红山地区。他们可能交流统治社会的经验、天文地理的知识、制作玉器的技术，这些都是当时非常重要且神秘的知识。另一个各地之间存在交流的证据是象牙器的使用，如在西坡庙底沟文化墓地、大汶口文化墓地、崧泽文化墓地均有发现象牙镯。当时这些社会上层体现出来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创造力，他们想加强统治和获取统治的经验，这也是他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的动力。
广泛的社会交流也使得他们产生了相类似的原始宇宙观、墓葬礼仪以及彰显权力的观念，另外也可能形成了相似的“天下”概念，就像《禹贡》中描述的那样。我们的主人公以及各地的“领导者”们可以制作精美的玉器，建造大型的工程，他们在自己去长途旅行开展交流的过程中，不会没有任何形式的记录。当红山文化的贵族不远千里来过凌家滩后一定会记录下自己的旅行，他们可能会画一张类似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的“地图”，他们会记录下自己经过的山川、看到的物产以及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物，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聚落，在像西坡遗址发现的那样的大型建筑里面向人们展示他们的见闻，可以想象人们的震撼。
这种远距离交流对领导者展示自己的身份地位非常重要。尽管严谨的考古学家认为没有确凿的实证来证明，我们相信，就是因为这样的交流和记录，在当时已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核心地区的共同观念，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存在一个可以交流的圈子，这个圈子可以叫“共同的天下”或者“共同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中国相互作用圈”，他曾用这种模式来描述中国文明的形成、发展。在距今约5300年前后的中国史前时代，在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大体同步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就真的形成了一个作用圈，张光直先生非常明确地提出这个作用圈就可以叫做“最初的中国”。他认为这个作用圈的形成开启了一个持续千年的程序，为后来的中华文明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或者说按下了一个关键的按钮，从此中华文明发展的程序就启动了，我们的文明就开始向着一个未来的难以逆转的方向在发展，由此可以想象这个时期是多么的重要。
对于三皇五帝的传说，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很难对它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解答。通过前面的描述我们可以说那些传说并不是完全虚妄的，也并非都是后世儒家学者为了塑造一个辉煌的古代盛世，为了证明大一统合理性的胡乱编造。西坡大墓的墓主、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等被称作“中国史前第一代的领导者”们远征各地并获得各种物品、组织大型工程、维护社会稳定必然会发生很多“英雄业绩”。这样的称呼也许并不算太夸张，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他们留下的大型遗址、墓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英雄业绩，并且会在各地的人群的记忆中流传了下来，这可能就是形成三皇五帝传说的背景。
通过这场发生在西坡墓地的在距今5300年前后的隆重葬礼，我们可以管中窥豹领略庙底沟文化时代的风貌。如今河南灵宝西坡墓地的第八次发掘仍在进行，考古人还会做更多的工作，让这个故事能够更加丰满，让公众能够见到中华文明最初形成阶段的灿烂，感受到中华文明根基的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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