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医临床乏术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2003年在SARS诊治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将SARS定名为“温病”范畴，是个实证，立法：清热解毒，用药一派寒凉。临床应用中，立即遭到质疑，过用寒凉，会导致患者内闭直中。作者运用八纲辨证分析SARS是个虚证，是一个外感戾气，入内耗气损阴，而致的“内伤病”，其病在肺，而其本在脾，并提出SARS与770多年前曾在中国大地流行过的一场疾病十分相似，在金朝首都大梁，五六十日内造成百万人死亡的惨剧。李东垣称该病为：“内伤病”，造成患者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世人用药之误”。李东垣当时就在救治现场，发明创造了“甘温除大热”之法，组方：补中益气汤，称“伤之重者，不过二服而愈”，“其所济活着，不可遍举。”
通过对“内伤病”与SARS的临床症状比较，二者临床症状非常相似，故SARS的诊治完全可以借鉴李东垣的医疗经验。“虚则补其母”，“培土以生金”。
建议：由国务院出面，将2003年SARS患者的病例档案，全部集中调入国家档案馆，然后再组织人员重新进行研讨。
中医后继乏人，临床乏术，这已在中医界形成共识，但临床乏术之严重程度，似乎人们并未认识到。为说明问题，得重提2003年中医在诊治SARS中的临床表现。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对参战诊治SARS，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不怕牺牲，主动请战，知难而上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由于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请缨，中央同意中医参与诊治SARS的战斗，2003年4月1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供各地参考。“方案”认为SARS属于中医的“温病”范畴，是个实证，立法：清热解毒，组方用药一派寒凉。
辨证是中医的灵魂与生命，是立法、组方、遣药之依据，如果辨证错了，特别是将虚证辨证为实证，《难经》云：“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方案”在临床应用中立即遭到质疑，《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5月1日刊登《中医药专家为非典防治进言》的报道，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曹洪欣教授说：“个别人在服用了一些中药后出现了不良反应。”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陆广莘教授说：“根据邓铁涛的观点：这个病在香港和广州主要是一个湿邪内伏的问题，不主张过用寒凉”、“内有伏邪，过用寒凉反而导致内闭直中。”陆教授还说：“对病毒性疾病及热病一味地清热解毒可能也是一种误解。”
“方案”将SARS定名为“温病”范畴，温病就应按叶天土的卫、气、营、血辨证，广大中医工作者在临床中发现SARS患者，除邪从口、鼻而入且具有发热症状与温病相同外，其传变根本不符合卫、气、营、血规律，SARS患者直到死亡，都未曾出现过神昏谵语，斑疹透露等营血证侯。《中医杂志》2003年第9期717页刊登天津医科大学中医科陈建生的论文，及《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2日刊登的赵阳的文章《对非典中医诊治的几点不同意见》，陈、赵二位均不同意将SARS定为“温病”，陈、赵二位认为是“寒疫”属“伤寒”范畴，应按六经辨证。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7月28日。刊登邱模炎，高杰东的文章，邱、高二位反对把SARS定名“温病”，提出SARS属于中医“湿热疫”的范畴，辩证应从吴鞠通的“三焦辨证”并引用吴鞠通的“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的话，批评“方案”。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5日刊登北京胸科医院刘德泉、黄卫祖的文章《谈非典病名、病机与处方用药》，刘、黄二位不同意将SARS定名为：“温病”范畴，并提出应定名为“肺湿疫”；其理由是，病变始终在肺，临床症状其邪为湿，且具有传染性，故取名：“肺湿疫。”刘、黄还论证，SARS是个虚证，文中说：“西医的病理检测，白血球降低，血小板减少，T淋巴细胞亚群绝对值下降，氧分压、氧饱和度低等等，表现为气短乏力，喘咳痰少等症状，属于中医的气阴两虚证。从临床观察看，多数病人一开始就有此症状。因此，无论从西医病理还是从中医辨证而言，气阴两虚是整个病程中始终存在的，这也是非典病变迅速、病情危重、病程缠绵的原因。”刘、黄的辨证十分正确，论据也十分充分。总之，临床辨证对“方案”把SARS定名为“温病”范畴，提出了质疑，如何辨证？广大中医工作者都在苦苦探索，寻找出路，正如何绍奇教授2003年6月16日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的《非典引发的思考》文中所说：“对于非典这个至今还难识其真面目的敌人，在开始接触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实践中探索，广东同道也不例外。”
我们静下心来，用中医最基础的理论来辨证一下SARS，中医有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的总纲，八纲为：表里、寒热、虚实、阴阳。
1、表里辨证：SARS患者临床出现恶寒发热，可辨为表里同病，又因为患者有心悸气短，神疲乏力，食少便溏，汗出恶风，汗出而热不解等症状，故辨证为表里俱虚证。
2、寒热辨证：SARS患者的一个主要症状为发热，这里需要辨证是实证发热，还是虚证发热？因患者临床出现精神萎颓，形体倦怠，气短喘咳，大便溏泄，口渴不欲饮等虚证症状，可辨证为虚证发热，是真寒假热证。患者出现的高烧，可视为“至虚有盛候”。
3、虚实辨证：SARS患者临床表现神疲乏力、气短懒言等虚证证侯，即可辨证为虚证。
4、阴阳辨证：阴主静、主寒、虚寒内生，阳气不足，故精神萎靡不振，SARS患者临床表现，神疲乏力，气短懒言，恶寒便溏等症状，故可辨证为阴证。因此SARS是一个典型的虚证，而不是一个实证。因患者临床出现神疲乏力，肢体倦怠，气短懒言，食少便溏等症状，故可辨证为脾气亏虚证。脾失健运，不能运化水谷精微，气血生化无源，土不生金，母病及子，其病在肺，而其本在脾。
《中医杂志》2003年8期594页，刊登署名王莒生、王伏声、王洪、杜万君的论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100例证侯学分析》，“困倦乏力在本次SARS病程中表现较为突出，在有些病例则成为首发或早期唯一的症状，在病证的极期随发热、喘憋、胸闷等症状的发展而加重，患者主诉极度的虚弱乏力，甚至对治疗丧失信心，直至恢复期第四周后仍有40%的发生率，是SARS重要症状之一”。李东垣在叙述“内伤病”的这种症状时谓之“虽妇人女子亦能辨之，岂有医者反不能辨之乎？”。
对待如此虚弱的SARS患者，“方案”组方用药，竟把生石膏为其首选药物，在初期三个处方中有两个使用生石膏，在中期的四个处方中有三个处方中使用生石膏，就是在极期，也有一个处方中使用生石膏，生石膏属大寒之品，在使用注意事项中标明：①凡气虚、阴虚，无实热者，忌用；②寒凉之品，一般中病即止，否则中阳败衰，病作不已。对于SARS患者这种气、阴两虚证，生石膏无疑是一味毒药。再剖析“方案”推荐的第一个处方，组成药物：麻黄、炒杏仁、生石膏、生甘草、银花、连翘、牛蒡子、黄苓、鲜芦根、苏叶、羌活，防风。
麻黄：①发汗作用较强，有耗气、伤阳、劫阴之弊，凡表虚自汗、气虚咳喘、阴虚喘咳等症，当慎用；②肝阳上亢、阴虚火旺者，用之易致眩晕、鼻衄、咳痰带血；
炒杏仁：脾虚便溏、阴虚阳亢者，忌用；
生石膏：凡气虚、阴虚，无实热者，忌用；
牛蒡子：①寒凉之品，非热症、实证、不可滥用；②有滑肠通便、伤脾败胃之弊，脾虚腹胀腹泄，忌用；
黄苓：脾肺虚热、血虚腹痛、肾虚溏泄，慎用或忌用；
鲜芦根：凡脾胃虚寒、或寒咳呕吐者，忌服；
苏叶：有耗气伤阴之弊，气弱表虚及阴虚发热者，慎用；
羌活：温病、血虚动风、阴虚发热者，忌用；
防风：本品有耗气伤血之弊，血虚动内、慢惊风、慢脾风、阳虚自汗、脾虚腹泻，慎用。
12味药中有9味药对SARS患者都是忌用或慎用的。这种处方，对SARS患者，只能是雪上加霜。（药物使用注意事项，均摘自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中药学》，湖南科技出版社，1997年1月）。
也许有人会讲，SARS是一个新型疾病，大家都没有经验，失误是难免的。但我认为SARS与770多年前曾在中国大地流行过一场疾病十分相似，在金朝首都大梁，五六十日内，造成百万人死亡的惨剧，请看李东垣的记述：“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即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非惟大梁为然，远在贞佑、兴定间，如东平，如太原，如凤翔。解围之后，病伤而死，无不然者。余在大梁，凡所亲见……”李东垣将发生疾病的原因归罪于战争，“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李东垣认为造成患者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世人用药之误”故称为“壬辰药祸”。首先考证一下，李东垣记述是否真实，据史载李东垣“忠信笃敬，慎交游，与人相接，无戏言”。洁身自爱，仗义疏财，是一位道德与医德都是非常高尚的人，他家境富有，不是一个“衣食医”，决不会夸大事实去攻击广大中医工作者来抬高自己，况且《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面市后，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对李氏说法提出质疑与辩驳。由此也可以证明李东垣记述是真实的。
李氏称该病为“内伤病”，我认为是一个传染性疾病，理由如下：1、传播范围广，据李东垣记述“非唯大梁，远在贞佑、兴定间，
如东平，如太原，如凤翔，解围之后，病伤而死，无不然者。”
2、发病率高，据李东垣记述“不受病者，万无一二。”传染率高达99.98%。
3、死亡率高，大梁每日死亡1-2万多人，“五六十日之间……将百万人，皆谓由伤寒而殁”，如此凶猛的疾病，不是传染病又为何病？
我认为SARS就是李东垣谓之的“内伤病”，其根据，二者的临床症状极其相似，请看下列“内伤病”与SARS的临床症状比较表。
李东垣的“内伤病”与2003年SARS临床症状比较表
病名
症状
内伤病
SARS
临
床
症
状
发热、蒸蒸而躁热、手心热。
发热、手足心热
恶风寒
恶寒
头痛、身痛、颈痛、腰痛
头痛、身痛、关节痛
汗出而热不解
出汗、汗出而热不解
肢体沉重、四肢不收、怠惰嗜卧
困倦、神疲乏力、周身不适
鼻中短气，少气不足息、上喘懒语、人有所问十不欲对其一，纵勉强答之，其气亦怯，其声亦低。
气短而喘、倦怠懒言、心悸气短。
恶食、哕、呕、吐、口不知五味、亦不知五谷之味
恶心呕吐、胸脘痞满、纳呆
口渴、口干嗌干
口渴不多饮
大便难或涩或结、或泄黄如糜、或溏泄色白、腹胀腹痛。
腹泻、大便溏泄、便秘。
小便赤黄
——
咳嗽、久病痰嗽
干咳少痰、或痰带血丝、极期、恢复期咯痰
心下痞、夯闷、心胸痛、心乱而烦、心惑而烦闷不安
胸闷、心痛、五心烦热、喘憋
嗌痛颔肿
咽痛
SARS的症状来源于张晓梅等观察65例SARS临床报道，《中国医药学报》[2003：18(5)：263]、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刘喜明、提桂香等四人文章《对非典分期分型的经验总结61例临床分析》、《中国中医药报》[2003.6.2]、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贾彦焘、王耀光等人的文章《40例SARS症状观察与病机探讨》，《中国中医药报》[2003.8.18]。王莒生、王伏声、王洪、杜万君的论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100例证候学分析》，《中医杂志》（2003年8期594页），李东垣谓之“内伤论”症状，摘自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李东垣医学全书》]。
从李东垣的“内伤病”的症状与SARS的症状对比，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从症状学的角度来看，李东垣的“内伤病”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因此，我们在诊治SARS时，完全可直接借鉴李东垣的医疗经验。中医讲辨证施治，只要症状相同，即使是异病也可同治。
李东垣为了治疗“内伤病”的发热，根据《内经》：“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发明创造了“甘温除大热”之法，立法：益气升阳，调补脾胃，组方：补中益气汤。李东垣谓之曰：“脾胃之证，始得则热中，今立治始得之证”，“如伤之重者，不过二服而愈。”
据史料记载，李东垣在大梁爆发“内伤病”前，他主要是做官，“遭世兵囗，渡河居汴梁。通医之名，雷动一时。其所济活者，不可遍举”。《内外伤辨惑论》与《脾胃论》均是李东垣在治疗大梁“内伤病”之后的临床总结，“壬辰北渡乡里，因悯世医背本趋末，舛错莫省，遂著是书，庶释其疑”。由此可见《两论》的经验是极其珍贵。清代名医陈士铎称补中益气汤“为万世不删之定则。东垣一生学问，全在此方”。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土在《临床指南医案，卷三、脾胃》中说：“脾胃之论，莫详于东垣。其所著补中益气、调中益气、升阳益胃等汤，诚补前人之未备，……若用之得宜，诚效如桴鼓。”邓铁涛在2003年11月18日在香山科学会议上发言说：“李东垣谓之的‘甘温除大热’，用补药退了39-40℃的烧，我个人就实践了不少这样的病例，……这种甘温除大热的成果，到现在还是超过世界水平的。”由此可见，李东垣创立的“甘温除大热”之法，历代中医运用都有良好疗效，其评价极高，因此该法仍可指导今日之临床。
综上所述，我认为SARS是一个外感戾气，入内耗气损阴，而致的一个“内伤病”，其诊治自当遵东垣之法。当然这种观点，需要临床验证，目前临床虽不可能，但动物实验仍可做。
中医谓之的“外感病”与西医的外感病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个概念，西医认为所有由外部感染而致的疾病均称为外感病。而中医的“外感病”是相对于“内伤病”而言，是以患者的临床症状辨证来区分，而不是邪从外入就可称为“外感病”。李东垣曰：“外感乃伤其形，内伤乃伤其气。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经》《刺法论篇第七十二》中谈“大疫”时，“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对于这种传染性很强的“大疫”，《内经》认为是个“虚证”，是“天虚而人虚也”。SARS的临床症状完全证明了《内经》的论断，它是一个虚证，是一个“内伤病”。
2003年10月1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医疗单位推荐新修定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中医诊疗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鄙人才疏学浅，对《指南》某些新提法看不懂，特列出其中几条，供大家探讨。SARS患者湿热阻肺，气阴两虚是战斗在一线广大中医的共识。但湿从何来？《指南》认为：“肺气郁闭，气不流津，则津变为湿，湿蕴为痰”。而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水湿，脾虚生湿，脾失健运，湿浊内生，聚湿生痰，脾为生痰之源。影响肺则肺失宣降而喘咳，其病在肺，而其本在脾。
《指南》认为：“气阴亏虚，是肺之气阴亏虚”，根本不承认有脾气亏虚证。《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8月18日刊登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贾彦焘等9人文章《40例SARS症状观察与病机探讨》中说：“40例患者在早期就全部出现乏力、倦怠、懒言等症”。《中医杂志》2003年11期876页刊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李春生教授的文章《关于SARS的中医命名治疗建议》中说：“患者CD4淋巴细胞减少，脾淋巴结萎缩，免疫力迅速下降，则显示人体元气大伤。”无论是西医的检测数据和病理分析，还是中医的临床症状观察都证明SARS患者有脾气亏虚证。“虚则补其母”，“培土以生金”。治病求本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一个根本原则，而《指南》从肺而治是治标不治本。
《指南》认为：“肺气郁闭，气不流津，痰瘀闭肺，损伤肺络，故表现为干咳，痰难咳出或痰中有血丝等”。而中医学认为：“肺阴亏虚，虚热内生，虚火灼肺，以致肺热叶焦，而失宣降，故干咳而痰少，或痰粘不易咯出，口燥咽干，若肺络受损，则可见痰中带血。
《指南》认为：“肺胃相关，气机失降，则出现脘腹胀满，纳差、恶心、呕吐。肺与大肠相表理，肺肠同病，可见便秘或泄泻”。《指南》还认为：“疫毒之邪耗气伤阴，肺之气阴亏虚在感邪发病初期就可出现。发病早期即可见乏力、倦怠、懒言、口干、自汗等症。”而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脾气虚则化食磨谷的机能减退，故有腹胀纳差，大便溏泄。胃阴亏虚，胃之津液不足，胃失和降，故有恶心、呕吐。阴津不能上承，故口燥咽干，胃燥津伤，影响及肠，故肠道失润而大便干结。脾主四肢肌肉，脾失健运，精微不能输布，营气亏虚，气血生化不足，四肢肌肉及全身得不到营血的充养，则有倦怠乏力、气短懒言等症。
《指南》认为“部分病人终因肺之化源衰绝，出现多脏腑功能衰竭而亡”。而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运化水谷精微，上输于肺，由肺脏注入心脉，再经过经脉输送全身，以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以及皮毛、筋肉等各个组织器官。总之，五脏六腑维持正常生理活动所需要的水谷精微，都有赖于脾的运化作用。水谷精微是生化气血的物质基础，故称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为肺之母。不知何时肺篡母位成为“化源”？
对SARS患者的内湿祛湿，《指南》提出“宣肺化湿”。中医学认为：肺主宣化，一是使水液迅速布散全身“若雾露之溉”以充养、润泽、护卫各个组织器官，二是使一部分被身体利用后的废水和剩余水份，通过呼吸、皮肤汗孔蒸发而排出体外。如肺气失宣，腠理闭塞，则出现无汗等症，其治宜宣肺。而SARS患者有自汗症状，属于肺卫气虚、肌表不固，腠理不密。运用宣肺化湿，是否不妥？
治疗SARS的关键是退热，《指南》认为：“清热解毒、透邪化浊要贯穿治疗始终”，而中医学认为：实者泻之，虚者补之，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对虚证退热，历来是用补法，而不是清法，如阴虚发热，运用滋阴补肾的六味地黄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对于气虚发热，用“甘温除大热”的补中益气汤，这都是千百年来临床上屡用屡效的方法。
《内经》《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有关论述，对SARS的中医诊疗也许有所启示，“雷公曰：于此有人，四肢懈惰，喘咳血泄，而愚诊之，以为伤肺，切脉浮大而虚，愚不敢治”，“帝曰：子所能治知，亦众多与，此病失矣……四肢懈惰，此脾精之不行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血泄者，脉急血无所行也。若夫以为伤肺者，由失于狂也。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
对于SARS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均未能取得良好的疗效，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医如何诊治SARS存在不同观点，认识也很不统一，我认为这事关中医药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健康福祉的大事，国家应予重视。为此我建议：
1、由国务院出面，将全国的SARS患者的病例档案全部集中收入国家档案馆。
2、组织专门的班子，选派不同意见的专家，重新对SARS进行辨证研究，并发动全国的广大中医参加。
3、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允许各种观点的人参加，参加会议人员不论资排辈，不论是国家官员，专家教授、平民百姓，一律平等，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一切按中医的理论统一认识，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其争论是不可避免，但要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不能以势压人。对事不对人。
认识统一后，允许保留不同意见，好在SARS病毒还保存在实验室中，可做动物实验进行验证。
如果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对中国、对世界、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对于中医药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推动，此项工作花费不多，如能成功，其收益是无法衡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