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机会公正影响结果公正
教育机会的公正，既具有起点公正的意义，也具有过程公正的意义，更被赋予了影响结果公正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人们社会地位的取得，主要决定于其所接受的教育、及其基于教育而决定的职业。虽然家庭背景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持性作用，但这种影响却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教育资本而发生。正因为如此，社会地位的竞争，便首先表现为对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国的教育资源，在各个层次都被区分为重点和非重点之后，进一步加强了竞争的烈度。
如果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中发问，则在教育机会的竞争中，谁是赢家？
倘若将教育机会作为公共物品来分配，则最极端的例子——国家可以以各个阶层人口的比例来分配招生名额。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无论在哪个阶层，都有同样的机会进入高等教育——或者以均等机会进入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高等学府深造。但实际上，具有奥尔森意义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或者社会学家所说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取决于各个阶级阶层的团结程度而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少，所以，教育资源总是被上层社会设计的输送管道所影响。唯有国家有意识的政策调整，才会偏离既有的竞争规则而向下层社会倾斜。梁晨、李中清、张浩等通过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案例研究发现，1949年之后的高等教育招生中，农民子弟的比例有所上升，成为所谓“无声的革命”。但在“文革”之后，从长期的历史趋势看，农民子弟所占比例趋于下降，干部子弟所占比例趋于上升。虽然学生档案的整理时间定格在2002年，但可以想见的是：扩招之后的竞争，会使农民子弟处于不利的地位，使其在最具优势的教育机构中求学的机会缩减，而在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教育机构增加其比重。
李春玲也认为教育机会的普遍增加并不必然促成机会分配的平等化。毋庸置疑的是：家庭背景——家长的资源——无论是基于权力的社会资本还是基于收入而形成的经济资本，都会对其子女的入学机会构成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高等教育中，而且更直接地体现在学前教育的幼儿园阶段与义务制教育的小学和初中阶段。吴愈晓将此称为“庇护式流动模式”。
在教育机会的研究中，学者们在偏好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的同时，可能忽视了教育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即不同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优质教育资源中名额分配比例的均衡性问题。“异地高考”矛盾的本质，就是获得了优质教育资源机会的地区，将原来不平等的占有视为制度配置的权利，而形成了习惯性歧视。一言以概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仍然希望将农民工视为劳动力的红利而予以使用，但却不愿与其均等化共享城市公共资源。由此来看，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漫长等待才可予以逐渐解决的问题。正如李培林所说的那样，经济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农民工的社会、心理和身份融入。面对市民化问题，政府不仅要重视全日制教育，还需要重视劳动技能培训。
从教育资源的竞争中可以看出，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社会公正。但自己社会权利的实现却需要遵循社会公正的准则。如果社会公正的实现需要实际获利的利益团体予以退让时，国家或政府的调节能力就会深受考量。但教育决定人们职业升迁的逻辑在工业化背景下不会改变，所以，教育机会的公正，就既具有起点公正的意义，也具有过程公正的意义，更被赋予了影响结果公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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