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2年，留日学生杨度就曾在与日本学者的对话、辩论中，反思了我国国民“缺德”的根源，杨度认为国民的劣性，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隶性”。他说：“损人利己。为吾国今日社会之积习。先生所论公德之教育，实为对症进药。然此等根性从何而来？实亦其奴隶根性之幻象使然也。”
“如果抛开公民教育，片面地展开在公共领域中举止、规范方面的道德教育，其效果将是非常有限的。”檀传宝表示，“对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很多学者也一直在呼吁。”
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一百多年来，一直有学者在呼吁公共道德教育时，提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指导思想：以公民取代臣民。
檀传宝解释说，一百多年来，呼吁建立公共道德的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只有国民成为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才会更加自觉地履行规范、承担责任。
从根本上说，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更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现代化社会中，能否建立起健康的公共道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取决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如果国民只能被动地按命令要求遵守规范，自然会有很多不满情绪。而在一个缺少公平正义、并满怀怒气的社会中，高水平的公共道德自然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从理论上说，人们当家做了主人。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的制约，诸多社会制度安排仍然有待不断改进，因此国民的公共意识、公共道德水准还差强人意。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我们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一方面，这并不是我国特有的，而是历史进程的自然现象。”檀传宝说，“很多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过去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阶段。”
“然而，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市场经济必须经历的阵痛阶段，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在如何做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困惑。”檀传宝表示。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从学校教育看，檀传宝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造就健康的校园生活：用健康的、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讲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校园去生成现代公民。
“理性和积极地参加公共生活”是中小学加强公民教育要特别注意的重点，这也是全部公民教育的一个归宿——最终要让公民积极理性地参与公共生活。
“比教材和公民教育课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把学校生活改造成公民生活。因为在学校的管理制度不能体现民主精神、课程与教学一味采取强制灌输模式、师生关系与生生关系充满等级观念的情况下，再好的公民教育课也会流于形式。”
在檀传宝看来，德育的社会环境建设很重要，希望在一片雾霾的社会环境下，让儿童茁壮成长是“荒诞的愿望”。因此他强调了成人社会的表率作用，“成人社会应当做公民生活的表率，否则，当未成年人接触社会的时候，在学校受到的教育反而会让他们失望，继而后退到比较保险的‘臣民生活’、‘私民生活’的惯性中去”。
谈到公德教育，大多数人一致认同，媒体的责任不可推卸，然而，目前我们的媒体起到了正面的力量了吗？很多人对此表示了不满。一位学者表示，目前我们的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把大量的空间、时间用来做商业广告，而对国民进行公德教育的空间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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