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用的日历的功能只是标注时间：大字是通用的公历，小字是传统的农历，再用红字标出节假日，看上去简洁明了。但是，古代日历的内容却远比今天要蕴含更多奥妙。
20世纪初从疏勒河流域出土的汉简中发现有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的历谱，即当年的日历，上书：七月廿七日壬午开天李；廿八日癸未闭反支；廿九日甲申建；卅日乙酉除。"壬午"、"癸未"、"甲申"是当日的干支；"开"、"闭"、"建"、"除"及"天李"、"反支"是当日的历忌，忌什么？后唐同光二年（924）历书中有一段具有普适性质的历忌歌，歌中道：建日不开仓。除日不出财。满日不服药。平日不修沟……开日不送丧。从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出点门道。不过这历忌歌可不能翻译一切历忌项目，它只是庞大艰深的历忌之学术理论的摘录罢了。
中国的历忌之学发源甚早。《史记》中就有尧舜帝"择吉月日"的说法。长沙战国墓出土的楚帛书中的《丙篇》，则通篇为一年中逐月吉凶宜忌的内容，比如说某月"可以出师、筑邑，不可以嫁女、取臣妾"，某月"可以聚众，会诸侯"等等，这恐怕是现今能找到的最早的历忌之术的历史记录，其中项目已不少。可见，早在战国时期，历忌之术已颇具规模。东汉时，王充在他的《论衡》中也讨论了当时的六类历忌之书，除了祭祀、葬事等隆重之事的择日，还有专讲洗头之时日吉凶的沐书，讲裁衣时日的裁衣之书，讲造房、装车、挖井等事的工伎之书。可见历忌之术已深入民心。
大致在六朝隋唐之际，历书，即我们后世常说的"通书"、"通胜"、"黄历"，就是古老的历忌之学与历谱（相当于今天的日历）在大约五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相结合而成形的。这种具有指示日常行事宜忌功能的指南，在唐时大为兴盛，成为上至朝廷下到民间的"生活宝典"。同时，历忌之学也得以广泛发展，至明清历书中，历注在用事宜忌方面已多达四十多项--连会亲友、扫屋子都要看"黄历"，历算的理论流派也越发纷繁复杂，众说纷纭。于是，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责允禄、何国宗等三十名皇家历算官员编撰成一本统一的择日规范，这就是《协纪辨方书》。从此历忌之术有了规范可查的工具书。乾隆还为此书亲制序文说"协纪辨方者""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也"，算是为古老的历忌之术做了个哲学性的总结。
民国之后，孙中山宣布改用公历，年号没有了，干支不用了，政府不再管历忌的事。但历忌、择日的观念深植在民间的根并没有断。民间仍由道家术师、择日师排出"通书"，各地命相师可挂上各家堂号另行出版，或者卖出版权由公私机关印行当赠品。文革以后，大陆民间也渐渐恢复对黄历的排算，择日的民俗苏醒过来。1985年，台湾进行过一次对黄历使用行为的民意调查。结果发现，83.6%的家庭都使用黄历，而且每100个家庭里，竟然有120本黄历书。难怪有人说，自从唐代风行，千余年来，黄历一直是中国民间最畅销的书籍。
许多研究者将中国古代历忌择吉之术的理论依据作了如下概括：古代人认为，天地间有许多神煞，他们性情或善或恶，干预、左右人间事务的能力或强或弱，诸神煞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轮流值日管事，于是，每天诸事的吉凶宜忌就由诸位值班的神煞之性情善恶、能力大小，他们之间相互冲突、合力、牵制或平衡的结果来决定。这个神煞体系随着历史的演进而由简趋繁。早期汉简历谱中所注的建除、反支、血忌等，都被归入神煞体系，到唐宋时代已颇具规模，至清乾隆时皇家颁行的历忌工具书《钦定协纪辨方书》集其大成，各类神煞已近300项。
在古代的历忌之学中，有非常详细地推算这些神星、神煞值班的"工作流程"。在古代，做一个术士，推算时日的吉凶，并非易事。第一步，他要将头绪繁多的诸神煞运行规律"值班表"下死功夫牢记心间；第二步最难，要将值班的诸神星、神煞的性情、能力参透，才能得出平衡的结果。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吧。事实上，不仅如此，诸如阴阳五行、八卦九宫、河图洛书、四时五方等等都被添加进择日的因素中。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历注，往往只有短短三五个字，诸如"利侵伐"、"不可以筑室"等等，其背后却是相当繁琐的功夫。
今天市面上流行着诸多黄历，他们的计算原则，也同样要依据上述理论。从人文角度来探究，黄历这一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是有性情、有个性，中国人的时历从年到月、日、时都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吉凶宜忌，一本历书，上面刻划的是另一张"时间之网"，这张时间之网，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在一起，是中国人看天、看地、看万事万物的态度的结晶，如果要说它是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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