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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汉字庙堂性的四块拼图
丘山三也君
>《生活》
202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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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级的小彭同学来信:
“
今天看《乡土中国》,费孝通老师说,
'
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想起来了自己不会写字但是可以舌战十里八街的姥姥,其实要是社会不流动,会讲话就可以了,语言就和文字脱离了,文字就无必要性了呀……好的这个问题课本上有,我去翻书
23333333
”
小彭同学说的“这个问题课本上有”,我想有的还就是通用的解释。在我看来,
汉字的“庙堂性”,它的外面,说的是早期汉字的上层垄断;而它的内面,说的是中国人对表意汉字的无限崇敬。
我们帮助同学们从四块拼图整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它也是汉字庙堂性的四种打开方式。
拼图之一:汉字创生的人格化
任何一种表意文字,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其结构形态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学者将这一过程附会于一个美丽的神话:
“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
(《淮南子·精神篇》)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描述。据高诱的解释,
“
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
”
对仓颉这样一位传说中的汉字之父,《春秋元命苞》的记载更为具体: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刚,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
及受河图录字,
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在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中,汉民族寄托了对汉字文化功能的礼赞,和所感受到的心灵震慑。
文字使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犹如在人类的双目之上又增添了一对眼睛,可以鉴往知来,观照四方,并修养睿德,使鬼魅无所遁身。
从先秦老庄的哲学来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者不言,言而不知”,语言往往成为人类传递虚假信息的工具。尤其在文字产生以后,更容易在文明进化中伴随“诈伪萌生”。
然而文字毕竟是人类发展的巨大动力。“天”都会为之“雨粟”,因为文字使人类的经验得以积累传承,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惊天地,泣鬼神。
仓颉造字的传说,一方面体现了汉民族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无限崇敬,从而使汉字的创造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汉字文化形态的形成过程。
所谓“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实际上是一个观物取象的过程。
拼图之二:汉字规范的“鼎盛”化
“鼎盛”指正当盛世。我们这里在字源意义上用“鼎”,指铸鼎而盛。在中国古代,铸鼎是国家力量的象征。这种象征不仅体现在鼎的形制上,更体现在鼎的铭文上。它是汉字庙堂性的主要来源。
在汉字的演进历程中,社会的治、乱与汉字的共时变异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社会政治稳定时,统治者总是用行政措施推行一种标准文字。
社会政治动荡时,文字作为旧规范的一种象征,也受到各种力量的冲击。新书杂体应运而生。我们在春秋战国时代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
在西周时代,周王依靠宗法分封制,牢固掌握着国家政权。当时的文字也垄断在贵族、政府部门及为他们服务的巫、史、卜、祝的手中。
当时刻在周王室的主要器皿——青铜器上的汉字,都浑厚自然,庄严不苟。这种刻有铭文的铜鼎是国家祭祀用的礼器,并因而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据史书的记载,周王封赐诸侯大夫,须赐予重器,作为信符和标志。各诸侯国世传的“重器”成为其权力和身份的化身。当一个诸侯国灭亡时,更要“迁其重器”。《左传》云:
“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
(《昭公十五年》)
“楚子
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
观
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
(《宣公三年》)
这里所说的“问鼎”已带有威胁国家政权的意思。
如此重要的铜鼎,其所刻铭文多为周王功德、祖先业绩、赏赐事件及政令等,其文字风格自然就端庄凝重了。而铸鼎主要是周王室的权力。
拼图之三:汉字失范的“方言”化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的地位一落千丈。各地诸侯割据争霸,铸鼎自重。
本来铜器的数量严格受身份等级的限制,而诸侯力量一旦膨胀,铸鼎之风也就漫延开来。
鼎器的形制、装饰由此呈现出地方化的色彩,而刻在鼎器上的文字也逸出了西周铭文的规范。
从现在出土的春秋时期以齐、楚为代表的东土国家的铜器铭文来看,文字结构或繁化或简化,文字风格纤巧细长,华丽而富于装饰感。
汉字在春秋时期的共时变异,尤以楚系文字为甚。
楚系文字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诸侯国。
从地理上看,当时文字变异的中心有齐、楚两个,如胡光炜在《古文变迁论》中所言:
“齐、楚为河东两大国,邻近诸邦,皆为所化。北方诸国,如邾、如曾、如铸、如纪、以至晋燕,皆属齐派。……南方诸国,如鄦、如余阝、如若阝、如黄、如宋、如吴,皆属楚派。”
主要由楚人所使用的文字,以其特有的风格,影响了受楚文化浸染的南方诸国文字。
楚文化的特点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楚人生活在江、湘、汉、淮流域,对水脉有着系之生存的崇敬。他们不仅把水脉作为神灵加以祭祀,所谓“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左传·哀公六年》),而且把水脉作为文学歌颂的对象和哲学思辩的符号。
老子《道德经》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水的崇拜使楚文化以水之柔美秀丽和修长为审美的尺度。
楚国的礼器形制颇具修长、清丽的风格。楚人的舞蹈也以长袖细腰为风尚,如《楚辞·大招》所云:“小腰秀颈,长袂拂面。”
楚人书写的文字首尾匀细如一,富于波折变化,排列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柔韧劲键,疏阔奔放,纵横恣肆,且多奇诡之美,洵为修丽之楚风。
拼图之四:汉字演进的世俗化
一般说来,文字规范的失禁往往是新书发展的动力。因为文字只有便于书写,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对于文字改革的迫切愿望则来自各地下层的人民。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中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逐渐强大,“公室”崩塌。文字也从少数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特别由于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
大批商人、手工业者和平民开始使用文字。这无疑为文字的放任和唯便是从提供了历史条件
。
下层人民文化水平低,对于文字没有传统的成见,只有功利的要求。这就成为文字趋简、趋易的强大动力。
我们看战国时的铜器铭文已是民间书体的风格,渐渐装饰化,潦草化。战国时货币上的文字也已趋简。
战国时的玺文(印章上的文字)、陶文(陶器上的文字)多反映民间铸工的书写习惯。
战国时的简牍文字和缯帛文字,其线条都趋向直线、弧线,逐渐笔画化。这显然是书写的生理习惯使然。
在秦统一中国以后,新的政治秩序要求新的文字规范,而这规范只能在民间书体的基础上产生。《说文解字·叙》记载了这一段历史:
“其后诸侯力政(征),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其实,李斯等人不过是根据秦地流传已久的比较简省的字体,参照籀文加以整齐划一,以形成新的字形规范。
后来秦汉之际社会动荡孕育了隶书,汉末和南北朝社会动荡孕育了楷书,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说明,
汉字的共时变异和失范,往往是历时演变的杠杆。
我们把以上四块拼图合起来,就能深刻领会汉字庙堂性的丰富内涵——
1.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符号和表达系统,它天然的道体性质,在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2.
汉字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典型符号,它的表意性垂范“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是汉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
3.
古汉字随社会发展而由规范到失范再到新的规范,分合兴替中为应和社会的变革和大众的需求,汉字逐渐世俗化,增强工具性。民间新书体使本原意义上的汉字庙堂性升华到一个更为纯粹的境界——
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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