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历经近300年,迎来送往16位皇帝,盘点这些皇帝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兴趣千奇百怪:有爱好美食的、爱好斗蛐蛐的、沉迷炼丹的、还有喜欢木工等。最想不到的是有一位皇帝竟然把自己“开除”了,28年不上朝。
公元1572年,明穆宗去世,十岁的朱翊钧继位,年号万历,是为神宗皇帝。
穆宗临去世的时候,把神宗托孤给信任的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个大臣辅政。
张居正后来还是神宗的老师,他一边教神宗读书,一边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对神宗而言,张居正是一位严厉的老师。他小小年纪每天5点起床,坚持参加早朝,然后开始一天的功课。
正如李太后望子成龙一样,张居正希望神宗将来可以成为一代明君。
为此,张居正亲自编写教材《帝鉴图说》,把历代兴衰和帝王功过都记录在册,帮助神宗思考借鉴。
在这样的环境下,神宗比同龄人显得早熟,付出的代价是要失去兴趣的培养。
有一次,神宗在书法课上反复练字,写出一幅自我感觉满意的字帖,拿给张居正看。张居正没有表扬字帖,而是教育神宗不要把时间放在书法歌赋上面,以免玩物丧志。张居正告诉神宗,“陛下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以后可以不用再上书法课。”
起初,神宗按老师要求做“好学生”,张居正很满意,师徒二人感情很好。
张居正犯胃病,神宗亲自下厨给老师煮面条,让侍者送过去,并嘱咐侍者一定要看着张居正把面吃掉。
这样的师徒感情,怎么会在张居正去世后,被神宗下令抄家?
应该有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神宗皇帝对张居正的严厉要求产生不满,长期压抑导致。
神宗17岁的时候,有一次,喝醉酒把宫女的头发剪掉。太后知道此事,大怒要把皇帝撤掉,张居正从旁劝阻,太后这才打消念头。
为了平息太后的怒气,让神宗引以为戒。要求神宗当众表态,神宗觉得有失颜面,于是心里更加厌恶这样耳提面命的教育。但是,神宗不敢把怒气撒在母后身上,便转嫁给老师张居正,找机会发泄。
随着年龄增长,神宗开始对皇权有了自己的看法,他渴望亲政,来展示自己的权威。神宗觉得把掌握大权的张居正推翻,便可以收回皇权,重塑皇威。
其二、改革总是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商鞅、王安石如此,张居正也不例外。
除了利益集团,张居正的昔日竞争对手还有言官集团,这些人无不对张居正虎视眈眈。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多年未见面的父亲去世。按照惯例,张居正要回家守孝27个月。可是那时候,万历改革刚刚开始,千头万绪,如果张居正离开,没有人能够替代他顶起这个大梁。况且神宗还年轻,无力独自打理朝政,需要张居正留下来。
于是,有人建议神宗“夺情”。诏书下达之后,言官们纷纷愤怒抗议。古代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未能尽孝何来忠君”。
神宗三次下诏,说明让张居正以国事为重,并把带头官员拉出去廷杖,反对夺情的浪潮才被被全部打压下去。
“夺情是古代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有皇帝和太后的支持,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卓见成效。但是,人无完人,张居正能够身居高官,多年的职场摸爬,自然对为官规则、用人之道了然于胸。
当时,太后、张居正和冯保组成最佳铁三角。然,张居正知道冯保有些受贿,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还主动送一些冯保喜欢的字画、古琴,以此来笼络人心,巩固宦官和文官两大集团的联盟合作,以便更好的治理朝政。
正是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成为日后那些反对张居正的官员提出异议的把柄。
其三、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引发神宗下令抄家,差点开棺鞭尸。
高拱是前任内阁首辅,位高权重,与徐阶相互倾轧。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
张居正虽然和高拱是至交,但他更是徐阶的得意门生。
高拱想要对付徐阶,遭到张居正的排挤,后来辞官回家。
其实,张居正对高拱很敬佩,高拱离开以后,张居正接替内阁首辅。新官上任需要提拔手下,但只要是高拱曾经任用的人,张居正都不经考核直接录用。
后来,张居正回家葬父,路过高拱家乡,专程探望高拱。两个人追忆往事,动情处潸然泪下。然而,高拱临死前,撰写了四卷《病榻遗言》,里面控诉了张居正种种过往“劣迹”和他与冯保合谋的一些事。
看到遗言,神宗一改往日态度,“下令抄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失天下,险开棺鞭尸。”张居正生前起用或合伙的官员都受到牵连,他的家人或被饿死、或被流放。
直至1622年,天启皇帝才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实际上,改革之后,张居正预料到自己可能会面临到岌岌可危的政治处境,曾经写下:“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而他,的确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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