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为了适应经济工作的需要，开始设立金融机构并发行货币。
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早在1937年10月就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最初，他们并未发行正式的钞票，而是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代价券。
直到1941年2月，才正式发行了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与此同时，北方的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也从1938年起陆续成立银行，发行各自的货币。
在南方，由于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将建立独立的金融机构提上了日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一方面在日伪占领区排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另一方面又利用法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套购物资，导致法币进一步贬值，物价上涨。这种动荡的经济形势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抗日部队的供给。
1940年，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指导新四军工作时明确指出：“日军和汪伪政权都发行了纸币，并在他们的统治区发行，还千方百计吸收我根据地的物资。现在华中敌后抗战局面已经打开，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钞票，同敌人进行经济斗争。”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1940年开始，新四军驻防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6-7家银行。同时，印钞厂也在艰苦的条件下运转起来，印制和发行抗币，并开展生产贷款等业务。这些银行的创办成为新四军各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新四军各根据地银行创办后，筹集印刷设备和技术人才、建立印钞厂成为了最迫切的任务。为了找到合适的印钞纸，他们费尽周折。例如，淮南银行的淮南币起初是从大别山请来造土纸的老师傅，用麻、破布、桑树皮作为原料制造土纸。
但由于土纸纸面粗糙且没有抛光机，印出来的钞票票面模糊不清，无法使用。后来，通过一个印刷商人的帮助，他们从外地运进了一批道林纸和各色油墨，淮南币才得以在1942年正式诞生。
为了防止伪造，印出来的钞票一律使用号码机打印编号，并在图案花纹上设置多处暗号，以便辨别真伪。早期淮南币的面额较小，只有一角、二角、五角和一些分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需求增长，纸币的面额也逐渐增大。
到1945年上半年，淮南印刷厂又刻制了五元、十元、一百元、五百元的票面。在制刻一百元和五百元票面版时，淮南币的印刷技术也从1942年的正反两套色发展到了正面的四套色，进一步提高了防假性能。
随着市场对票面种类需求的增多和纸币面额的增大，印钞用的票版又成为了新的问题。理想情况下，应该使用铅板或钢板制作票版，但由于根据地条件有限，人工雕刻的木质印钞版成为了替代方案。
淮南银行印刷厂选择使用枣树木作为材料，而大江银行印钞厂则选用楮树根或黄杨树根。这些木材的共同特点是木质坚硬、经得起磨损。
新四军中有不少来自上海的美术家和木刻家，他们将木匠粗加工后的木板磨平、设计、雕刻成印制钞票的版子，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数月之久。这些美术家和木刻家的辛勤付出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七师的青年木刻家吴耘曾这样讲述其中的曲折：
“我是一个木刻工作者，用木刻钞票却是第一遭……木刻钞票是用较硬的梨木或枣木刻的，但是版面还是经不住印刷时的磨损，越印票面线条就越粗，所以印到一定程度，就得把原版从脚踏铅印机上拿下来把线条重刻得深一点，尽量使它保持原来的摸样。当时我用的木刻刀大部分是自己造的，有的是用旧钟的发条改制的，有的是用自行车轮的钢丝做成的。为了刻制'抗币’，就把这些简陋的刀子磨得十分锋利。”
吴耘曾分享道，设计这些流通券时，他不仅将它们视作钞票，更希望它们成为富有意义的抗日民主宣传品。因此，这些钞票上印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战斗和生产的图画，再巧妙地融入文字、印章等元素。
以淮南币为例，图案丰富多彩，展现了农村风景、工农兵形象、战斗场面以及工农生产学习等。一百元面额的淮南币更是印有毛泽东的肖像。还有一张五百元面额的票版，虽然已刻制完成但未曾发行，其正面也是毛泽东的肖像。
印制这些钞票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挑战。除了技术问题和材料供应的困难，日军的“扫荡”无疑是最具破坏性的。例如，大江银行印刷厂就曾在敌人“扫荡”时，被迫将机器、材料和部分已印上颜色的钞票沉入河底。待日军撤退后，打捞上来的材料和钞票都因受湿而损坏，损失惨重。
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银行服务范围广泛、业务全面。抗币、边币等货币系统自成一体，发行量也相当可观。以淮南银行为例，抗战期间共发行了38827457.27元的淮南币，成为淮南根据地的唯一流通货币，稳固地占据了金融市场。
而浙东抗日根据地，虽然成立时间较晚，但其辐射范围却相当广阔，涵盖了4个行政区、14个县、44个区、372个乡、3780个保，人口多达228万余人，地域面积达到11506平方公里。
除了发行货币，这些银行还开展了多种业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放生产贷款。这些贷款主要用于农业领域，如资助贫农购买耕牛、帮助难民组织生产、支持淮河两岸的水利建设等。此外，还包括贷款给公营企业、小业主、贫商等，为各阶层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周转。
为了维持根据地货币的稳定，必须打击假钞、抵制日伪货币、保持币值稳定，并与国民政府的法币保持合理的比价。淮南银行发行货币的保证金就是粮食，政府努力稳定粮价，使抗币与粮食保持等价，从而增强了群众对抗币的信心。
在确定边币与法币的比价问题上，虽然曾有过曲折和弯路，但在实践中逐渐统一了认识。中共华中局对此有明确的指示，强调应根据客观条件确定比价，并支持生产的发行，以稳定经济秩序。
这段时期的金融斗争经验为后来中共武装力量进城、稳住经济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这一时期培养的人才也为后来的金融建设工作提供了有生力量。
上海民众和新四军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许多银行印刷钞票所需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都是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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