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
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但他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梁陈方案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城外集市
让我们看一看梁思成要保卫的是一个怎样的“北京旧城”。
即使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也早已从香烟牌上见识了大前门。今天，在人们看到孤独兀立在车水马龙中的前门箭楼和正阳门之间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如此一说，你对北京的毁城也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可以使我们后人洞悉当年的情景（“○”为毁城者的言论，“△”为梁思成的辩护）：○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城墙除 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争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内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这一次，是科学和理性的败退。于是，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随后，北京城墙不幸地被拆毁了。
德胜门外大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