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有其特定的编纂原则。《中国方志通鉴》提出：“新编地方志的这些特性，要靠独特的编纂原则来保证，其中一些基本的、普遍适用的、编纂志书必须遵守的编纂通则起着决定性作用。”还说，新方志“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自成体系的新方志编纂通则，包括政治指导思想、业务指导思想，各种详略原则，篇目设计原则，实事求是原则，述而不论原则，横排竖写原则，生不立传原则，整体性原则，保密原则，断限原则，撰写章法，编写条例，续修规定，标点、讲量、数字、称谓、纪年、引文、注释等文字规范和使用标准，等等。这些都是编修新方志所必须坚持和遵守的通用法则，也是方志工作者必须首先把握和运用的基本法则”。[1]中指办编的《当代志书编纂教程》，提及志书编纂要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章，要慎重选取修志模式，要突出地方特色，要突出时代特色，[2]这些都是编纂原则。本章择编纂原则中属于宏观指导原则者讲述。有的编纂原则属于方志编纂体例或操作规范，另在方志体例讲中阐述。
端正指导思想
志书是在一定的指导思想指导下进行编纂的，指导思想既决定了选材的方向和标准，还将贯穿于修志的全过程，体现在志书的各个门类设置及全书内容编写之中，对此要认真对待。旧志以三纲五常为伦理教条，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烈女传”越演越烈，即如章学诚纂乾隆《永清县志》，专设《列女列传》及《列女列传续补》，其篇幅约占全志八分之一。章学诚在传首述及：“永清旧志，列女姓氏寥寥，……今兹博采广询，备详行实。”为表彰妇女守节之德，“但核真伪，不复拘岁年也”。“无事可叙，亦必详其婚姻岁月，及其见存之年岁者。其所以不与人人同面目，惟此区区焉”。[3]可见他是自觉地突出这一指导思想，为此不少花功夫，不吝篇幅。1960年代前后产生的一批新志，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批志书的尝试就深深打上了时代指导思想的烙印，篇目设计及选材撰稿就颇受此影响。1959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部署全省开展修志工作，当年修的《梅县县志》，分“自然环境”、“沿革”、“户数人口”、“华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建国后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情况”、“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新民主主义斗争史”、“历史上的主要人物”、“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十年来的伟大成就”等12章，1961年组织续修《梅县志》，一年后中缀，撰成《梅县人民革命斗争史》。1962年修成的《南澳简志》，分“南澳概况”、“南澳革命史”、“南澳巨变”、“向南澳革命先烈致敬”四大部分。应该看到，存真求实的原则对指导思想的局限性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正是旧志在经过长期历史积淀之后仍然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根本原因。凡是修志者存史意识比较自觉的志书，无论从篇目至内容都显示出较高的资料价值。新方志编修启动于改革开放之初，正值中央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转折，两轮新方志中设置的经济部类的比例不断增强，是指导思想对修志有重大影响的具体表现。新方志编修的篇目内容，从政治（包含军事）占主要地位，渐而转变到经济占很大比例，到逐步注意全面反映地情各部类，其中包括对民俗文化的反映、民生社会的关注，随着认识的变化也影响着志书内容的变化。这一演变过程的背景，正是指导思想发展变化的影响。
新方志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反映在指导思想上，是《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提出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记述新时期的社会状况，必须坚持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坚持用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观察和记述事物。黄勋拔在《方志编纂学论纲》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整体来讲，志书写这一段，以成绩为主是对的。但几十年来，失误、挫折也不少，其中有许多教训可供借鉴，应该实事求是地记述。但是，本届志书，对工作失误和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记述得相当不够；有的是避而不谈，'留给后人写’。”[4]这一情况带有普遍性。《地方志书质量规定》针对这一情况规定了“记述社会主义时期的内容，应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风貌，全面反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程和成绩，正确反映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和问题”。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在志书记述改革开放上，分阶段的写法要恰如其分，不要绝对化；对改革的措施要采取中性记述，不宜过分铺张；注意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同中有异，不要一概而论；注意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以及记述问题的角度。地方志书有其特殊的信息载体角度，一些问题是别的信息载体所不记载的。例如，对于多数信息载体来说，关注的是新生事物，而从志书记述历史与现状的存史作用来说，记述正在消失的事物与记述新生事物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新志不但要记述好新出现的变化，还要记述好消失去的事物。例如，广东省在2015年启动全省自然村人文历史普查，开始统计全省有18万个自然村，仅一年时间，在城市化进程中就消减约4万个自然村。地方志书对此应有所记载。改革开放以来，加大城市建设力度，广州市每年有上千个地名消失，传统民居、老字号店面、骑楼式街道陆续消失。要记述新住宅区、建筑物的出现，也要记述好消失的地名和建筑物。至于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同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广州过年原来各家各户忙着炸“煎堆”、“油角”，转变为商品化，由厂家成批生产，包装出售，近年已少有人问津。这一俗象的变化，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口味的变化，也反映了消费习俗的变化。记述这些变化，不可能来自官方的什么总结报告之类，需要修志者独具匠心，有所留意，作具体的动态的记述。
（二）坚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观察和记述事物。《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存真求实”提到确保志书质量的高度上来规定。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要切实把握存真求实，是很高的要求。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不能以非好即坏的观点一刀切，切忌人为地定调子，选材要全面、真实，不能刻意隐恶扬善。例如，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乡村的宗祠祀祖视为封建行为而式微，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作为寻根敬祖，聚系人心的传统文化行为予以推许。志书只要将其何时衰歇，何时复兴如实反映，就完成其存史任务。又如卫生、教育领域的改革效应，社会各界认识不一，政府部门的评价有不同口径的说法，志书并不担负下结论的任务，而是要将重要的改革举措，各地的状况如实记述下来，为这些领域的改革提供资政的资料。不要把现成的政策规定与社会现实混为一谈，先定调子，然后将材料往里装，这样的记述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某志“教育改革”节中，说到当地从1980年起就“坚决改变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其实，1979年以前单纯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并不十分严重，倒是其后愈演愈烈。或者当地教育部门在其报告中曾有此提法，但实际情况是否“坚决改变”又是另一回事，志书要反映的是事实。新时期的历史进程是复杂的，新志不但要记述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而且要记述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的问题的决策和措施。这是“信史”之体现，也是有效资政的前提。
避免政治化倾向
志书“政治化”倾向的问题，从首轮修志，就有所表现。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一种政治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5]政治化在志书记述中的表现，诸如套话连篇，不适当地使用领导同志的题词照片，采用上纲上线夸大其词的评语，滥设领导干部名表，报喜不报忧，讳过饰非。修志人员有不少原来从事并习惯于公文写作的，要适应修志的编纂要求，实现从公文写作到志书编纂的转变。要防止不顾志书记述体例去跟追逐时尚提法，如有的志书曾出现板块化的“三大国策”、“科学兴区”之类的设计。对一些隆重一时的举措如建大广场、政绩工程、机构改革之类，要贯彻述而不议原则，不要讲过头话。对一些热点问题、社会矛盾也应正确反映。政治化也反映在人物记述上，一些人物传稿，对传主作概念化评述。志书图片政治化的表现，就是大量采用反映领导活动的图片，而不注意反映事物的历史与现状的场景，甚至有弄虚作假的摆拍场面。之所以将避免政治化倾向提到编纂原则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在第二轮修志中，将资料来源大部分依赖于总结报告之类，受此制约与影响，使政治化的倾向更为突出了，因此，有必要强调这一问题，在今后仍应引起注意。
突出地方性与时代性
时代性，体现在志书篇目随着时代变迁有相应变化，增加新出现的社会事物门类，删去已经过时的社会事物门类（这里要处理好记述消失过程的事物的关系），包括由于观念变化带来的篇目调整；在志书记述内容上，反映时代变化。地方性，就是要反映地方特色，篇目设计一看而知为某地所独有，不能换个地名仍然成立，内容也要注意突出同中之异。
时代性与地方性往往是结合在一起来体现的，在同一时期，反映时代性，在具体地方会有不同的表述重点。首轮修志启动之始，为了设计好《广州市志》的篇目，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集中一段时间梳理出广州城市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海上丝绸之路重港、全国著名侨乡、近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先行地、岭南文化荟萃地等几大基本特色，为市志篇目设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二轮新方志，同是以记述改革开放为中心内容，而在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就有不同表现和特点，其差别在篇目上必然有所体现。
在篇目设计上突出地方性，要注意从科学分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现时各地由于包装地域宣传工作的需要，组合一些“大文化”，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设计者要从查用的角度，妥善处理好记述对象分类记述与整体记述的关系。如《宁波市海曙区志（稿）》中专设“月湖文化”编。由此而引出一个如何妥善处理其与当地文化地标天一阁的关系问题。该编在“藏书文化”章设“范氏天一阁”条目，这就使天一阁降到了第三记述层次的太低的地位。在“建筑文化”章设“芙蓉洲”条目，记述了天一阁的园林建筑艺术，不熟悉宁波情况的人很难从篇目上找到这一内容。此外，又在“文物古迹”编记述天一阁的明州碑林，在“文物管理”章设“天一阁维修”、“中国地方志珍藏馆”等条目，在“科技”编的“建筑科学”节设“天一阁”条目，记述天一阁的防火及保护古籍成就。全志总述、旅游门类等也涉及天一阁，而在“文物古迹”编设“楼阁亭台”章，却又只字不提天一阁。读者要全面、完整地了解天一阁，查阅起来十分费劲，查完了还得自己分析。如果在“文化”编中设专章，集中于一处记述天一阁，他处记述采用互见，记述、查用就会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是第二轮修志的记述重点，是时代性的突出表现，如何记述体制改革，首先是个结构性问题。普遍的说法是集中写、分散写、集中与分散结合三种形式。实际上，改革贯穿各行各业的活动，集中写，在各处也免不了写到改革；分散写，在小范围中也有集中记述改革的。因此只有两种方式：大集中小分散还是小集中大分散。前者或可视为集中，后者或可视为分散，只是在具体志书中程度不同而已。要从实际出发选择记述形式，不能笼统地说哪种方法较好。集中写的程度取决于地方上改革开放的话事权与力度，即在宏观上的重大决策能力与行为程度；取决于地方上重大决策的内容有多少。一般说来，行政区划级别越高，可集中写的内容就越多，如省一级，集中写有许多与具体行业不重复的内容。具有地方立法权的深圳经济特区单独设《改革开放志》就顺理成章，地级市需要集中写的内容就少一些，到了区县一级就更少了，集中写必然有不少内容与分散重复。将体制改革集中写，好处是整体记述“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也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在内容上如何体现全面客观，准确把握对体制改革过程与现状的评估；二是在形式上如何体现科学规范，妥善处理好与相关各部分的重复交叉。改革开放无论从时间还是涉及领域上均已进入常态化的阶段，从目前所见志书的记述效果看来，还是分散到党政决策以及相关篇章中记述较好处理。
时代性不仅是在宏观上、大的题目上体现，在社会风气、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上都有所反映，修志者对些应予以认真观察，存真求实地记述好。修志者征集资料的眼光应该不囿于部门工作范围，承修部门不能以部门职能所限为理由，将收集、记述部门工作以外的社会问题的资料视为份外。如续志中的服务志，改革开放后，城市服务业已不限于原来服务业管理部门管理的属下单位，而是呈多元化动态化状态，服务业的从业人数及经营统计数字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经营项目除了传统的服务行业之外，还包括新兴的行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已有几十大类和数以百计的小类，也有许多新的情况。因此，有必要根据需要选择记述。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每年发布《广东十大服务行业居民评价调查》，就是自行选择了服务行业中的10个门类进行调查。因此，从修志机构到承修部门都应当树立自觉存史的意识，恰切把握存史的尺度，才能使志书质量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和提高。
注意控制篇幅
志书是资料性文献，其体裁特征是资料性，从这一点上说，似乎收载有存史价值的资料越多越好；然而，志书是著述而不是档案库或资料汇编，其功能必须在使用时才能得到体现，不允许其篇幅无限制的多多益善，而且篇幅大小直接影响到资料征集、整理、撰稿、总纂、出版的工作量、工作周期乃至费用。无论从编纂和使用的角度看，篇幅都不宜过大。既要信息量大，又要限制篇幅，由此，旧时志家在倾向于资料丰富的同时，又力求简洁。“文约事丰”、“文约事博”，成为评价理想良志公认的标准。章学诚提出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四要”标准，[6]是将“简”放在首位。古人对志书简约有过多种努力尝试，也有追求极简而物极必反的，历史上最著名的简志是明代万余字的《武功县志》和数千字的《朝邑县志》，在学界就引起先赞后贬。修志既要力求简洁，又要割舍适度，重要资料悉予保存，其实还是回到文约事丰的标准上来。古代修志有规定时限，有指定内容，因而篇幅庞大的情况并不突出。清道光年间，阮元从奏纂修《广东通志》至完成此志，前后历三年半时间，这在当时修一部志已算不短，而在当代，不要说修一部省志，就是一部县志也不可能。因此，旧志讲究实效，篇幅过大的问题并不突出，简本过简反而成了大问题。新志编修，强调时代发展、需求变化而必须加大记述内容，所用人力、时间也为旧志编修所难比拟，加上文风浮燥的影响，使志书篇幅膨胀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就应当引起修志者所注意。
1986年12月，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中，专门讲到“地方志的分量”，提出“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作为一部实用性的文献，不能分量太大，分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既不容易达到而又必须达到的奋斗目标”。[7]中指组从1985年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起，不止一次对控制志书篇幅作出具体规定，实际上改变不了我行我素的志书篇幅膨涨状况。为了“拓展及强化方志的服务功能”，实行“执简驭繁、言约事丰，避免面面俱到”的结构形式创新，中指组1999年编纂出版了一套《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将原来长达700万字，少则120万字的一批志书删简为均在30万字左右。[8]至少说明了志书简略的必要性以及篇幅可以适度控制。2015年，中指组组织编修中国名镇志，文字篇幅均在约25万字左右，也可以看成控制篇幅的一种成功尝试。
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较之旧志需要记载更多的内容；新方志的用途，也较之旧志更为广阔，志书篇幅增加势在必然。另一方面，志书篇幅大，固然有利于保存史料，但是，篇幅过大，不仅造成修志时间及人力耗费，而且使印制成本加大，读者保存、携带、查用均不便。更重要的是，现时志书中套话虚话并不鲜见，总结式、报告式的文体有所蔓衍，倘不下功夫榨去水份，放任篇幅膨胀，将会危及志书的生存价值。时代再变化，对于志书篇幅来说仍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一般来说，省志、市志、县（区）志篇幅逐层减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另一方面，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同一层面的行政区划，其地情复杂性并非与某些表面因素就成比例量化。如有的人提出人口多的县符合入志的人物就多、人口多的县企业厂家也相对多一些，就未必成立。志书篇幅控制的合理性在于适度，这个度是多少，是方志理论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造成志书篇幅过大的原因，一是重复记述。同一件事物，一堆数字，在概述（总述）、大事记、正文乃至附录中反复出现，甚至在正文多处出现（如名胜古迹，可能反复出现于文物、建筑、旅游资源、宗教等处），重床迭屋；二是冗文空话。志书使用章节体，记述事物看似层次分明，系统完整，而为了承上启下，铺陈过渡，乃至彰扬部门成绩，也可能掌握不当，出现不少冗文空话，这也是造成篇幅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记述过详，从微观上没有把握恰当。四是题外之话，一些志书用了很大篇幅记述工作过程、办事程序、背景材料；五是评述冗长不当。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如延伸内容不当，排版格式不当（如制表太疏）等等。[9]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从当代志书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收载资料有何标准。主要原因是主观上控制篇幅的自觉性不高。有的志书辑入大批篇幅庞大的专题调查报告，信息量固然大了，志书体例明显受到影响。不妨设想为将调研结果入志，将调查报告另行结集，既可存史，又不致自扰志体，或许更两全其美。
控制志书篇幅，大体有两种途径：外施压力与内求精炼，也即外部提出要求与编纂者提高自我控制意识和能力。有规定与外部压力固然好，没有外部压力，面对一部众手成书的志书，也没有理由在组织编纂时不提出篇幅规模的要求和采取一些控制篇幅的措施。探索控制志书篇幅的度与掌握控制志书篇幅的技巧，是成熟的修志人员必须具备的业务能力。
方志繁本与简本的争论或者还会继续下去，而修志实践不会因此而停步，在此背景下，志书编修形式多元化不失为一条出路。李铁映提出：“志书可以分门别类，分别出一些精装本、普及本和简写本，满足多方面的需要”。[10]黄勋拔提到“简志加丛书”的形式，即编一本简志，另加一套丛书，“能够适应各个层次的需要，让其各取所需”。[11]有的修志部门对此有所尝试。李秋洪称：“编纂不同结构和篇幅的省级志书，以满足对省级地情资料的不同需求，这正是第二轮《广西通志》决定编纂多部本（74部）的同时，又编纂多卷本（6卷）《广西通志（1979-2005）》的基本考虑和出发点。”[12]2016年，广东省启动省志简志单卷本编修工作，计划以已出版的两轮省志共一亿字内容为基础，重修省志简本，文字控制在约一百万字，旨在加强志书的服务功能，这也是一种控制篇幅的试验。
（本文原载《简明方志编纂教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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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下）》第947页，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
[2]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当代志书编纂教程》第十三章，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
[3]章学诚：乾隆《永清县志七·列女列传第八、列女列传续补》。
[4]黄勋拔：《方志编纂学论纲》第2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年2000版。
[5]胡乔木：《在全国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6]章学诚：《修志十议 呈天门胡明府》，《章氏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例二》。
[7]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4日），
[8]王忍之：《前言》第4、5页，《顺德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9]陈泽泓：《关于志书篇幅的思考——以广东省首轮县区志为例》，《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11期。
[10]李铁映：《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5月7日），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3-4期合刊。
[11]黄勋拔：《方志编纂学论纲》第57、5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李秋洪：《断代志编纂简论》，《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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