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孙中山称为“国父”，最早是在1924年7月20日的国民党广州青年党员大会上。次年3月12日，卢绍稷发表《东西两国父》一文，称：“华盛顿血战七年，赢得美国独立，被美国民众尊为国父。孙中山与华盛顿同为革命领袖，华盛顿为独立而斗，孙先生为三民主义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几死者十余次，其精神毅力、功绩，较之华氏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应为国父。”这是“国父”称号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孙中山逝世后，灵柩安放在北京中央公园，仅收到的挽联就多达五万九千幅之多，其中很多挽联都把孙中山称为“国父”。比如《民国周刊》挽联：“国父云亡，白叟黄童齐下泪；邦人多难，凄风惨雨浩伤情。”自此以后，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者越来越多。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将孙中山称为“国父”的人，则是樊钟秀。1925年3月19日，樊钟秀在建国豫军司令部所在地河南临颍县城内西北广场举行公祭大会，祭台前横幅为黑布白字，大书：“沉痛悼念国父孙中山逝世大会。”祭台两边竖着两幅白布挽联，其中一幅写道：“继承国父遗志”、“北伐尚未成功”。20日，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樊钟秀送来一素花横额，中间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等均称孙中山为“国父”。自此，“国父”一词逐渐成为民间对孙中山的通称。
1929年5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盛大的奉安大典，在《公祭总理文》中称：“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功烈炳然兮久长，与日月兮齐光。千祀万世兮，祚轩辕苗裔于无疆。”相较在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那场祭告来说，这次大典规格更高。国民党试图盖棺定论，将孙中山塑造为融汇古今中外文明精华、指引中国和世界人类拯救之途、至高无上至大无私的现代救世主。当时的宣传口号大都是这样的：“总理是艰苦卓绝崇高伟大的革命导师。”“总理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1930年的报纸，却突然不再使用这一称呼，个中情由至今无人知晓，有待考察。
四年以后，孙中山“国父”称号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即与孔子并列。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蒋介石等几人的提议，“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并很快制定了相关纪念办法，其中就明确规定，孔子诞辰纪念日的宣传内容，还应包括“讲述国父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这是将孙中山纳入传统“圣人”序列。
1939年11月，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联合12人共同提议，将孙中山尊为中华民国国父，理由如下：“（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兴中华，建民国，改革五千年专制政体为共和国家，解放全民不自由之束缚，复兴民族，跻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有自由平等地位。吾人通令各省市，此后应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崇敬。”他们还列出“总理诞辰、总理忌辰、总理遗嘱、总理遗像、总理遗教、总理陵墓、总理故乡”等专有名词。1940年3月，国民政府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出决议：“中央以总理孙先生倡导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所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披四表，功高万世，凡在国民，报本追远，宜表尊崇，爰经常务委员会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体遵行。”
对于这一政令，人们一时间不知所措，所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为此事发了专函，制定三项原则：“一，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一律改称国父；二、在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三，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1943年，重庆北泉议礼会甚至制定了一整套新的总理祭祀仪式，具有浓重的复古色彩，按照这套仪式，中山陵无异于古代的“太庙”，所以，这套祭祀仪式并未获得广泛推行。
综上，孙中山之所以被称为“国父”，与国民党的有意推动密不可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一直将孙中山尊称为“国父”（近年来，随着“台独”势力抬头，这一称呼有减弱的趋向），而大陆官方在正式场合或文书上一般称其为“革命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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