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有近代曲与古曲之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唐词，如白居易《望江南》、李白（存疑）《忆秦娥》等诸调的历史其实并未追溯到杨慎所谓的“与诗同源而异流”，其滥觞处仅是隋唐时期所产生的新音乐体系：燕乐。隋代乐有九部，而唐乐则在此基础上增一部而成十部，并总称为“燕乐”。
然则虽然近代曲起于燕乐，但至清代万树作《词律》时统计有词调660调，《词律拾遗》、《词律补遗》又补增215调，而《钦定词谱》则收录了826调，然则到此并未止数，后敦煌曲的发掘以及朱彝尊的增补，我们可以说，如今有记的词调已达千数之多。但在这千数词调的来源却又并非全是燕乐，其构成有民间、胡乐、旧乐，甚至是词人的自度曲。因此，词牌曲调的来源便非常值得探讨与梳理了。
《宋史丨乐志》中记载云：
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
然则这十部曲中，大部分曲调实际上都是来自胡曲，即域外、边地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近代曲辞》亦称“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凡燕乐诸曲，始于武德、贞观（太宗年号），盛于开元、天宝（明皇李隆基年号）”
其中，“胡夷里巷之曲”便是传自胡夷诸地的曲子。姜夔《翠楼吟》云“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这里的“胡部曲”即是唐代西凉地域的曲调，《新唐书·礼乐志》也记载云：“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同时，这些胡曲大多又以发源地为调名《新唐书丨五行志》记载：
“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
如柳永的《八声甘州》、温庭筠的《定西番》都是边州曲调。其次，还有曲调一些则是由外域传来，如缅甸、南疆、云南等地，这部分曲调大多以“蛮曲”概之，如《菩萨蛮》一调便是。唐苏鹗《杜阳杂编》有记载《菩萨蛮》的由来是因女蛮国入贡而由倡优裂制。
女蛮国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璎珞被体，号‘菩萨蛮队’。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
此外，另有《八拍蛮》一调，是越中所传。《钦定词谱》云：“孙光宪词，所咏俱越中（春秋越国疆域，包括今浙江大部、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一带）事，或即八拍之蛮歌也。”调名本意即咏八拍的南方民歌。
凡文艺形式，大多都是始于民间，然后为文人所注意，最后方登上“大雅之堂”，词也不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隋唐时期，大多都是以绝句的形式入乐，据龙榆生《中国韵文史》考据云：
开元、天宝间，为以绝句入曲之极盛时代；倚曲填词之风气，犹未大开。直至贞元以还，诗人始渐注意新兴乐曲，而从事于令词之尝试。韦应物、王建并有《三台》、《调笑》之作；《三台》六言四句，未脱“绝句”形式；《调笑》则纯粹后来长短句词体也。二家之词，并见《乐府诗集》
其中，从事令词尝试的词人们，尤其以刘禹锡、白居易最为注意民间艺术，譬如刘禹锡所制之《竹枝词》、《浪淘沙》、《抛球乐》便是采用民歌的风调所为之。《刘梦得外集》有记载刘禹锡的“制作说明”：
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示举《浪淘沙》一例：
汴水东流虎眼文，清淮晓色鸭头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
当然，刘禹锡作的是绝句，随后五代又演作双调小令，柳永又演至慢曲《浪淘沙慢》，这里涉及的又是词体的流变了，详见拙文：词艺录丨论曲子词体嬗变：“令、近、慢、引”及其体制的渊流变化
对于“里巷之曲”的吸收，唐宋皆有，同时，在唐宋词体流变的状况下来看，宋代的民间曲子的创作更为盛行。《宋史丨乐志》记云：“民间作新声者众”，而彼时最为留意民间艺术的词人即是柳永。
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慢曲当起于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等相继有作，慢词遂盛。”《能改斋漫录》
除去“胡夷里巷之曲”之外，唐宋都设有教坊为宫廷所需而创作新曲。所谓“教坊”，就是 管理宫廷音乐 、掌教习音乐的官署。
唐高祖置内教坊于禁中，掌教习音乐，属太常寺 。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改为 云韶府 ，以宦官为使。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教习俗乐，以宦官为教坊使，后遂不再属太常寺。此后凡祭祀朝会用太常雅乐，岁时宴享则用教坊俗乐。《音乐志》
唐高祖设教坊的用意是以安雅乐，但自玄宗开始设的左右教坊专为俗乐教习，崔令钦《教坊记》记载开元、天宝年间的教坊曲共计324首，但实际上专门为宫廷所用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整理出来的胡曲与民间音乐。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虽设有左右教坊，但北宋教坊奏曲比之唐代更多。唐教坊曲多以小令为多，如《诉衷情》、《临江仙》、《浪淘沙》等都属系小词之属，而北宋教坊则更为细致的分作大曲、法曲、龟兹、鼓笛四部，同时北宋并兴起了旧曲变新声的音乐发展。《宋史·乐志》记云：
“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
又记有太宗、仁宗度曲事：
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
到了宋徽宗崇宁四年，又专门开设了大晟府。《碧鸡漫志》按云：
崇宁间建大晟乐府，周美成作提举官，而制撰官又有七。万俟咏雅言，元祐诗赋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复进取，放意歌酒，自称大梁词隐。每出一章，信宿喧传都下，政和初召试补官，置大晟乐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谱稍传。时田为不伐亦供职大乐，众谓乐府得人云。
大晟府石罄残片
又张炎于《词源》中也称：“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
如《烛影摇红》一词便是周邦彦受徽宗命而别撰腔所成：
《能改斋漫录》卷十六：“王都尉（诜）有忆故人词，徽宗喜其词意，犹以不丰容宛转为恨，遂令大晟（徽宗所置音乐研究创作机关）别撰腔，周美成（邦彦）增损其词，而以首句为名，谓之《烛影摇红》云。”
宋乐与唐乐虽然是“旧曲变新腔”的关系，但宋代极少有域外的声乐传进，故而大多都是集中在词人自度、教坊、大晟府制曲几项来源。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配词的曲调不管是在唐、在宋都是极少的一部分。
南宋修内司所编《乐府混成集》，大曲一项，凡数百解，有谱无词者居半。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引《齐东野语》卷十
“有谱无词者居半”的重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大曲内容繁芜，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杀衮等等，每一段或歌或舞或乐器不一而足，不见得就一定能配歌配词；其二就是隋唐二代甚至是宋初年间，词都是以清讴小令为主，并不注意长调、慢曲的制作，故而成如是果。
词调的来源非常复杂，除去上文所言之教坊、大晟府、胡夷里巷之曲外，还有裁剪大曲、法曲的片段以单独制谱，也有词人自度诸曲。而关于词人自度曲一项，又庞涉繁芜，故留于后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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