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养生、 处世、 审美

      -----儒家与道家的天道观

已故国学大师钱穆，在其最后遗稿《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指出：

“‘天人合一’论，是中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钱先生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是九十六高龄。钱老自谦，言“老矣，未能深究”。但是，无须做什么历史的，逻辑的论证，单就这一论点，就石破天惊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及其伟大！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周易》中已有类似的表述。但是，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则见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董子云：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儒道两家的“天道观”明显有异，在对“天”的认识和解释上截然相反。

儒学经典反映了儒家对“天”的认识：

《尚书》：“天佑下民。”

《论语》：“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孟子》：“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春秋繁露》：“天者，百神之君也。”

可见儒家把“天”看作造化之神和宇宙的主宰；把“天”人格化，甚至神化了。

反之，道家则把“天”看作自然，或自然规律。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云：“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顺自然而行），其死也物化（事物的互相转化）。”

《列子》云：“清虚之天。”

《淮南子》云：“不以人易天。”

可见道家的“天”之所指，皆为自然，自然规律，或自然之本来属性。

因此，就其认识论上说，道家实优于儒家。然而，两千多年来，儒与道在天道观上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从而使“天人合一”与“一分为二”共同构成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天人合一”在人的“养生”，“处世”，“审美”三个方面的影响不可估量。

就人的养生之道（规律）来看，“天人合一”指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即人必须顺应自然及其规律。《庄子》在《养生主》中讲了庖丁解牛的故事，提出“因其固然”，“顺其天理”，即顺任自然的养生之道。他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就是说，天生万物，而“人”与“我”亦万物之一。因此，人可以，而且必须与“天道”（自然及其规律）合一而颐年养性。饥须餐，渴须饮，寒须衣裘，困须宿息，就是人适应自然，顺任自然的最普遍的行为。《黄帝内经》说：春秋要早睡早起，夏天要晚睡早起，冬天要早睡晚起，也就是强调人对四时的自然之气的顺应。所以，养生莫过于顺天适性；让生命顺应自然，就是在“养生”上的“天人合一”。

如果就人类的整体对自然的顺应来看，则实践“天人合一”，在当代就更具迫切性。当今，地球的生态不平衡，正是人未能顺应自然所造成的。这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某些自然规律尚未被人们所认识，即在认识上尚未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略）；

另一种是人向自然过度地索取，破坏了自然生态的相对平衡，引起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如滥伐森林，使水土流失，旱涝失控；工业污染，农业和人畜的生存受到威胁；乱捕青蛙，则虫害转烈；乱捉水蛇，则田鼠猖獗……这已经是常识范围的事了。最近，国家环保局公布了第一批湿地保护名录。湿地，即常年积有浅水或低洼潮湿的地域，与农业，林业并列为三大生态系统。湿地可容纳大量水分，为江河，农田灌溉提供大量的水源，湿地还可以调节气候，还是大量珍禽异兽栖息的地方……但是，这些认识在中国是到七八十年代才有的。七十年代初，在洞庭湖大搞围湖造田，以致周围县市两度受灾，损失惨重。今天的两湖平原，在我国古代是江北（江汉平原）的“云泽”，和江南的“梦泽”合成的一片汪洋的浅水湿地，连成一片，合称“云梦泽”。1170年（八百多年前），陆游46岁时，入蜀为夔州通判，乘船过长江，诗中还说“云梦风烟自古今”。元明以后，云泽全淤，至今只能在飞机上看到武汉及其周围一带河道纵横，就是云泽留下的痕迹。而梦泽水逐渐干涸，但留下了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五十年代前期），而今“第一”已经让位给了江西的波阳湖了。围湖造田，固然多开垦了几亩地，但是其遗害殃及子孙，至今长江时常洪灾，就是上游大水至此，没有南北“云梦”可以贮水之故。

由此可见“天人合一”，顺天，顺任自然，遵照自然规律办事，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养生”之道。

从“处世”之道来看，儒家主张积极干预现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家则力主顺应时势，“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在《人间世》中假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描述与统治者（卫国国君）相处的艰难。因而提出了有名的“心斋”理论和“外端内虚”，“内直外曲”的“处世”之道：即保持自己空明的心境，无为名利所动，这样才能感化万物；然后外端肃而内虚怀，心中是非明确而外表随和大度；在上者能纳谏则言，不能纳谏则止（不言；非不肯言，实是不让言）。这样，就能做到“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从而将“顺”与“谏”，“人”与“己”合一：保持内部人格的“方正不阿”，又显示了外表的“顺情随和”。中国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形成了“外圆内方”的人格和“处世”之道，与道家的“天人合一”观不无关系。当然，“圆”在这里不应理解为“圆滑”，而是安时处顺，和对于客观时势的顺应。

从“审美”之道来看，道家师“自然”，重“天籁”。《庄子》云：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它主张艺术应该“返璞归真”，浑朴天成，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反对雕琢斧凿，矫揉造作，未病自呻。强调的是“天工”，是与“天道”，与自然合一。

而儒家则倡“中和”，重“人籁”。《中庸》云：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它主张创作主体必须“致中和”，克制过分的情感流露，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无过无不及；强调的是“人巧”，与“心性”合一。

道家与儒家，天籁与人籁，天工与人巧的“天人合一”，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和中国的，东方的审美特色：

“师法自然，中和为美！”

据 1995年旧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