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梁启超、傅雷、丰子恺 他们如何做父亲》，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丰子恺是出世的典范，梁启超为入世的楷模。
作为父亲，丰子恺和梁启超无疑是最成功的。丰子恺是出世的，他本身就是佛教徒，对待孩子充满了爱和包容，他尊重孩子的天性，对孩子没有什么要求。他的孩子们虽然都没有太大的成就，但是都是多才多艺，学界精英。梁启超是入世的，在近代中国，很少有人能超过他的影响力的，梁启超对于国家和家庭，始终抱有极强的责任感，只有他，才能发出《少年中国说》这样的铿锵之声。但是，梁启超一样是包容的，即使遭遇到了被割错肾这样严重的医疗事故，死前还呼吁人们不要因个案否定西医。梁启超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一完人，他超越了那个时代，也超越了中西文化。在教育子女方面，他更像一个人生导师，对于孩子他洞若观火，因材施教。他给孩子建议，但是将选择权留给了孩子。最终梁启超的子女都成了栋梁之才，更有3个儿子成为院士。
作为父亲，我认为傅雷和胡适是反面教材。胡适是新文化领袖人物，因忙于政治，在孩子教育方面精力不济。幼子胡思杜留学八年，一事无成，反右运动中带头批判父亲，依然落得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下场。若说胡适在教育孩子方面是失败的，还能接受，可是要说傅雷教育孩子是失败的，相信很多人都不认同，《傅雷家书》俨然成为中国父母育儿圣经，傅雷也成了中国父亲们的楷模。在我看来，傅雷的失败，在于其过于用心。《傅雷家书》中可见，他对儿子事无巨细，无论是对文学艺术的理解，还是对孩子脾气习性、生活习惯、待人接物，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看法，都希望孩子能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傅雷不是在教育孩子，他是用自己的心血在灌溉，他太过在意孩子的成长，处处呵护、事事小心。傅聪敏感、脆弱、反叛，内心总是充满挣扎与苦闷，这些特质，不能不说，受到了傅雷很大的影响。傅聪的“叛逃”，或许一半来自于对中国局势的恐慌，一半来自于远离父亲的渴望。而傅雷夫妇的自杀，除了中国进入惨无人道的文革大环境，儿子的“叛逃”也是他们身心上最大的枷锁。傅聪成了材，却并没有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作为一个异国流浪的艺术家，很难说他获得了自己希望的成功。
胡适和傅雷，是当下中国两类父母的典型代表，一类放弃了作为家长言传身教的责任，将孩子扔向了社会。现在很多国人自己在国内打拼，孩子早早就送到了国外读书，父母和子女，成了放风筝的人与风筝，仅仅靠一丝纤弱的线相连，又相隔万里，文化有东西之别，其中风险，可想而知。而傅雷代表另外一类家长，把孩子看成了生活的全部，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期望成长，关注孩子的技能，而不关注孩子的心灵，关注孩子的成就，而不关注孩子的信仰。
对于四位民国时期的父亲，点评如下：
丰子恺：父亲就是孩子，孩子就是父亲，推心置腹，共享人生。孩子们虽然都不是龙凤之才，却都是豁达之人。
梁启超：导师型，孩子心灵的导师，人生的明灯。9个子女各有所成，3个儿子荣任院士，父亲的成功，无人出其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孩子都具备了完善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质。梁思成自不必说，次女梁思庄在文革中饱受冲击，被打的遍体鳞伤，最终毅然度过，未改其衷。这些人的胸怀度量，都高人一筹。
胡适：放任型，父亲职责的缺位。
傅雷：保姆型，孩子不是父母的影子，父母也不是孩子的侍卫，走得越近，刺得越痛。
【丰子恺是一个好父亲，更是一个好孩子。他终生都怀有一颗天真的童心，一颗赤子之心。他的文字和他的画一样，平淡，从容，充满稚气又不失天真。这种天真不是未经世事的单纯，而是阅尽沧桑后的返璞归真。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李叔同、丰子恺先生身上的这份静，这份诚，这份真。当然，更缺乏他们的才华与优雅。这都是教育缺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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