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之城”的内伤

□徐宏力
　　拿到去美国讲学的出访城市名单,底特律赫然在目,最近风闻该市政府申请破产,令人唏嘘不已。底特律是世界著名的汽车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公司盘踞在那里,NBA中的底特律活塞队,也因汽车内脏而得名。该市附近百公里远近的许多城镇都是车件配套产区。当年何等辉煌,如今竟然落到这步田地。美国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居民没车就等于没腿。陪同人员说,他们的所有信息都在驾驶证里,包括最重要的安全号码。我不会开车,只会坐车,家里也没车,到了美国怎么办?我问。他说,不知道。底特律是美国的动力底盘,这个都市的困顿可否看作美国的危机?如果是个案还不要紧,倘若源于制度设计的基因缺欠就很危险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可逆转,城市一崩盘,老百姓怎么办?未来中国是不是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按照直线逻辑推断,发达国家的麻烦,新兴国家也可能遇到。
　　初到底特律,没看到明显的破败相,通用公司总部附近的城区依然欣欣向荣。河边的正午阳光温热而柔和,穿梭的人们有序而安详。对面就是加拿大,在中国人的印象里,那是个寒冷而温馨的国度。美国多数地方像大农村,底特律看上去是个大城市。在艺术馆里,我们欣赏了梵高与毕加索的真迹,政府收藏着如此昂贵的艺术品,不难想象当年的富足。即便在破产申请里,这些顶级画作也不许出售。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因为骆驼的骨架大。
　　陪同人员说,他们不敢带我们到市中心去,那里的无业黑人多,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区域,政府没钱雇用足够的治安人员,出了事警车半天不到。我笑言,可以穿上防弹背心潜入,实地考察一下什么叫破产。为了满足这种好奇心,陪同人员开车沿着市中心边缘走了一段路。景象的确惨淡,许多厂房玻璃都碎了,门不知被什么人摘走,门洞大张,像填不饱的嘴。街区如殡仪馆一样沉寂,准确地说比殡仪馆还安静,因为殡仪馆里还有哭声,这里好像连哭的人都没了。垃圾随处可见,当年修剪整齐的草坪荒着,长出了些意外的杂草。有的小区外面插着“禁止入内”的牌子,为了防止坏人骚扰,走不掉的居民缩在里面严阵以待,指望不上警察,只好靠自己了。难怪美国禁枪困难,好人更需要热兵器壮胆。中国城市建筑上最刺眼的字是“拆”,底特律最显眼的字是“售”。一美元就能购得一栋别墅,最穷的中国人都买得起,但如果没有军事装备,你不敢入住,住进去也交不起高额房产税,这种钱收得不近情理,当局疯了。为了减赤,底特律立法开设了赌场,楼外人迹罕至,楼内人头攒动,玩小钱儿的多,大玩家都上拉斯维加斯了,更大的去了澳门。
　　我去了美国才知道,敢情破产保护就是合法赖账,一切从零开始,债主只能自认倒霉。底特律政府欠债185亿美元,根本没有偿还能力,但是法院依然驳回了申请,因为债务中有救济金,归零后弱势群体就没了活路。郑先生是个“老底特律”,我问他,都说美国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底特律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说没办法,政府是吸金黑洞,谁敢再借给它钱?不怕有问题,就怕没题解。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已经瘦死了,大有什么用?又不是看谁更大,而是看谁活得更好。
　　底特律有内伤。上世纪七十年代黑人暴动,与中国“文革”一样打砸抢。结果收入高的白人与白领抛弃了家园,纷纷出走,低收入或者无收入的黑人占到了城市总人口的82%。纳税的少了,吃救济的多了,政府自然入不敷出。有些黑人没心思工作,就靠多生孩子多领钱,追求家庭人口规模效益,而且照样开着车、玩着手机,过着悠闲的生活,就这样一辈辈形成了代际传承的慵懒文化。都市社会得了癌症不能明言,一说就是种族歧视。美国号称自由世界,然而并没有不设条件的言论自由。
　　美国文化的重大缺欠就是过度注重人权,忽视了人的责任。不负责任的懒人有权力不工作,纳税人没有权力不赡养他们,还要养老送终,干活的供给不干活的,而且赋税在逐步提高,劳动者会不会越来越泄气、越来越像孙子?游手好闲者会不会越来越得意、越来越像祖宗?中国政府认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但要把话说全了,没有劳动权,生存权是句空话,别干美国的傻事儿。人的权力与人的责任要平衡,天赋人权中应该包含着天赋责任。
　　美国民主党重福利,共和党重就业。黑人与少数族裔是民主党的票仓,白人与白领是共和党的票仓。如今美国黑人与拉美族裔的人越来越多,将来形成主体族群,共和党就为难了。深层问题结成死扣,价值观就会动摇。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也保持着量入为出的习惯,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是家庭责任,自给自足的信念不愿拖累别人,社会责任顺势而成。美国人奇怪,为什么中国还没解决温饱问题就造出了两弹一星?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责任体系,社会动员能力极强。杨振宁问两弹元勋邓稼先得了多少奖金,邓说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入世责任感。至于个人,当然很重要,但不像美国那样绝对重要。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爷爷叫李云龙,是贫苦的中国移民,有了些积蓄后,就想把孙子培养成英国绅士。李光耀是新加坡“英校生”中的佼佼者,后来又到剑桥大学深造。但是他主政后并没走英美道路,“儒家资本主义”的特色非常明显。新加坡的国家精神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让社会对你负责的前提是你要对社会负责,不能片面地伸张个人权利。当局为了整肃私欲的恶意危害,甚至有些过分举动,保留了鞭刑。西方人一方面批判他无视人权,一方面又称赞其为“小国的大政治家”。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