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阿慧同志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什么东西，突然冒出了一句话：忘了咱家那些粮票放什么地方了。
我说：咱家还有粮票？得找找，都是文物了，说不定很值钱呢！
阿慧同志说：有啊，不少呢，就是不知道都放什么地方了。
说起粮票，八0和九0后们大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当然，搞收藏的例外。
有人把粮票形容为“吃饭的护照”，没有它，你吃不上饭。老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使用粮票的年代，没粮票能饿死英雄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很多人都有忘带粮票或者忘换全国通用粮票挨饿的经历。
我小时候，虽说知道只有用粮票才能买回用粮食做的食品，但真正理解粮票，却是通过买油条实现的。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了，母亲给我钱和粮票，让我去饭店买油条。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去买油条，母亲特别嘱咐我：买一斤油条。油条买回来，母亲说买多了，让你买一斤你买了一斤票的！
一斤和一斤粮票的？年少的我困惑不解，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以后再去买油条，母亲嘱咐的就更细了：买一斤不是一斤票的！或者说：买一斤票的不是买一斤！知道了一斤和一斤票的区别：一斤票的油条能买一斤二两油条，一斤油条就是称一斤油条，要找回两三两粮票。问母亲，母亲说：粮票的一斤，是买一斤干面粉，油条已经含了水和油，要剖除掉，所以买一斤油条，要找回粮票。
因为只有用粮票才能买回粮食，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挨饿的经历，平时母亲都想方设法积攒粮票。那个年代，虽说吃“国家粮”的吃粮有保障，但定量供应的粮食并不够吃的。平时吃菜少，难得见油水，饭就吃得多。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和姐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能吃，定量供应的每月二十来斤粮食根本不够。再加上老家来人、招待客人，供应的粮食就更不够了。供应的粮食本来就不够，怎么攒粮票？到集市上买吃粮吃，除了不买小麦，其它粮食都买，不买小麦是因为小麦贵。买的最多的是地瓜，地瓜最便宜。煮地瓜吃，熬地瓜粥。实在吃不了，就晒地瓜干，磨地瓜面吃。
地瓜下来的那一季，家里能省下少供应的粮食定量，母亲就去粮管所提出粮票来。攒够一百斤粮票，母亲就用皮筋扎好，放在她认为安全的地方。家里也没多少安全的地方，有张三抽桌，有个柳条箱，我只知道母亲并不往这里放贵重的东西，太显眼，但不知道具体放什么地方。有一年搬家，在床铺的褥子底下找到了一百斤粮票，母亲大约都是往边边角角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放。
粮票分为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全国通用粮票是粮食部发行，地方粮票由省级粮食部门发行。地方粮票只能在发行粮票的区域内使用，比如，我们山东的粮票只能在山东使用，出了省就必须用全国通用粮票了，所以，全国粮票比地方粮票珍贵。当时，如果到省外出差，要带着单位开的证明，才能到粮管所换领全国通用粮票。我只有一次到粮管所换全国粮票的经历，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走出山东，去天津参加一个会议。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和会议通知，去粮管所用山东粮票换全国通用粮票，想多换点，人家不给换。
因为只有用粮票才能买出粮食，粮票也就有了货币的功能，用粮票可以换一些用品和大米、鸡蛋等。曾经看到一个资料，当时一些农民用大米、鸡蛋换粮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粮食不够吃，用大米、鸡蛋换粮票，再把粮票转换成玉米等粗粮，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想想，农民真苦。
与阿慧同志成家的时候，她带过来一个凉席，是用竹皮制作的，很薄很柔软，可以轻轻折叠起来。阿慧同志说，是她家里用五十斤粮票换的。这个凉席只铺了两三天，就让我踩折了。床是沙发床，记不清我站在床上是打蚊子还是打苍蝇了，一跳一落，踩折了，把阿慧同志好心痛。
八十年代后期，我们这里的集市上也有了用粮票换大米、换鸡蛋的交易。那几年，作为城市人，生活逐步好转，吃的菜、副食品多了，吃的粮食少了，家里的粮票也多了。我在《又到清明吃蛋时，说说我与鸡蛋的不解缘》一文中曾说到过这事，阿慧同志也用粮票换鸡蛋吃，印象中，开始是一斤粮票顶两毛钱，以后降到了一毛五、一毛。到了九十年代初，粮食敞开供应，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粮票一直没有退出市场。它作为买粮食的凭证是退出了市场，却又作为历史的见证，进入了收藏的市场。
粮票，票证年代的沉重记忆。
粮票，记载着中国曾经的苦难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