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王牌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在《康熙来了》停播时曾说过“是时代选择了‘康熙’”，把节目的成功归结为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故事。其实，细数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几档访谈节目，在前些年的辉煌时期，其成功的背后都有着不可复制的的条件和气质。
《康熙来了》在2004年开播没多久，身为谐星的小S和读书人蔡康永这对看似不太搭调的主持搭档立刻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在那之后，康熙的全方位效应似乎不需要多加作证：台湾的节目制作尺度宽松，可以辛辣调侃、肆无忌惮，又恰逢互联网将文化缝隙抹平，《康熙》在整个华人世界走红，是意外却也在意料之中。
有不少人将《超级访问》唤作大陆版《康熙来了》，但事实上，前者的开播时间要早于后者。早在2000年，曾在央视做主持人的李静拉上彼时还唱着《阿莲》的过气歌手戴军做起了《超级访问》，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档严格意义上的明星访谈节目。
那几年的内陆电视圈可谓是访谈节目的黄金时期——《艺术人生》、《杨澜访谈录》、《鲁豫有约》等先后兴起，造就了一大波知名主持人，也让观众了解到明星名人鲜为人知的一面，但《超级访问》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明星还原成普通人，呈现的并不是对明星的采访，而是每个不同人物的人生故事”，在《超级访问》担任制作人长达十年之久的赵静告诉记者。
《超级访问》采访邓超时安排孙俪“突袭”，首次揭秘二人的恋爱细节；杨坤在节目中见到了自己失联多年的恩人；谢娜在看到节目组拍到自己当年北漂时所租住的破旧房屋后当场落泪……据赵静回忆，工作人员在节目前会不遗余力地寻找与明星嘉宾有关的第一手资料，给他们制造“意外”，也给观众带来惊喜。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普通大众接触明星的渠道匮乏，明星也需要一个展示自己真实面貌的出口，而电视访谈节目是最直接的渠道，再加上《超级访问》更为新鲜的角度，观众看完一期都会对这个明星完全改观。”
2002年开播的《鲁豫有约》同样试图并善于去挖掘人物背后的故事，主持人陈鲁豫理性睿智善于倾听的形象也传遍了华人圈。从一开始就参与节目制作的前制片人曹志雄向记者透露，《鲁豫有约》当初完全是为陈鲁豫量身打造，“这种理念方式当时看来比较先进，因为那时节目制作的惯常方式是先有了节目之后再去选择主持人，而这种量身定做式让节目的核心人物与节目合为一体，主持人在其中更加如鱼得水。”
在凤凰卫视的那三年，《鲁豫有约》做了大量历史、文化人物的选题，与凤凰的受众极度贴合。2004年底，节目进入内陆，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由凤凰卫视和内陆的数个地面频道同步播出，同时节目由周播改成日播。
2008年，《鲁豫有约》开始上星，在湖南卫视播了两年。从进入内陆开始，《鲁豫有约》的嘉宾是明星和草根各占一半，而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版本中则几乎都是明星——这个做新闻起家的团队开始感受到了卫视竞争的生态。2010年开始，《鲁豫有约》在内陆先后辗转于安徽和旅游两个卫视平台。
在经历了明星访谈的集中火热之后，“娱乐化”渐渐开始成为中国电视圈的关键词，像《鲁豫有约》这样的小体量访谈节目的生存空间慢慢受到挤压，好时光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节目停播，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收视率不行了吧。”然而，不论是《康熙来了》还是《超级访问》，收视率并不是其收官的直接原因——即使在停播前，《康熙来了》依旧是台湾本土收视最高的综艺节目之一。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数位访谈节目制作人和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表示，大概在2009年到2010年前后，他们的团队开始逐渐感受到了一些寒意。“如果说访谈节目开始从峰值走下坡，应该就是这个时间点了。”赵静告诉记者，“简单地说，就是时代变了。”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访谈节目最火热的几年间，市面上有大约150个访谈类节目，“同样的产品，收视群体是一定的，那观众一定会被分流，被大量分流后的数据很难好看，”一位资深电视制作人向记者分析。
其次就是内容上的一成不变，“观众喜欢看明星访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满足对公众人物隐私的好奇，但是当这些活跃在大众视野的明星们那些背后的故事基本已是人尽皆知，没有新东西可挖的情况下，难免会同一话题反复炒，再加上电视节目的尺度有限，对于一些观众想要看的东西聊不了，长此以往，节目很难做下去。”
于是，观众对于访谈节目中这种对聊形式渐渐失去了新鲜感，他们渴望新的节目形式。
“选秀类节目、相亲类节目、再到各种引进海外模式的大型真人秀，综艺节目的形式多了，观众的胃口也就变大了，”赵静说道。“尤其是这几年，动辄一季过亿的大体量节目抢占着电视生存空间，而传统媒体的平台属性又决定了节目没有办法向互联网节目那样进行语态上的革新，这是客观大环境。“
据赵静自己的感受，访谈类节目生存空间被挤压的最直观力证是招商变得不那么容易。“广告市场这几年确实受到了波动，广告商开始变得谨慎，资源向一线平台、大型现象级节目倾斜。宁可花一亿元到一线卫视投一个大节目，也不愿意花两千万在三线卫视投一个中小体量节目。”广告商的这种普遍心理让赵静真切感受到了访谈类节目的生存压力。
用这个标准来看，《康熙来了》能够维持12年，简直是个奇迹——它用极少的投入，维持着高收视率，同时也为电视台带来颇为丰厚的利润。但换个角度看，十几年不变的制作费用，在内陆综艺的强势崛起映衬下，无非显得更加辛酸和没落。
康熙的制作费用是50万台币一集（约合人民币10万元，扣除了蔡康永和小S的酬劳），对台湾综艺来说已经算是“天价”。据记者了解，《康熙》前任制作人B2曾一度想邀请金城武来节目，但算一算费用——机票酒店梳化费用超过30万台币，最后只好作罢。
另一位《康熙》早期制作人詹仁雄向记者回忆，几年前去福州，当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曾经团队看着他所制作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节目，一秒一秒地定格学习，而如今，“我常对着内陆制作的电视节目，向公司的新员工分析，为什么这几秒要切这个画面”。
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明星发布信息和展示自我形象的渠道不断涌现并泛化——微博、微信都可以承载这种功能，访谈节目不再是必选的途径。像《超级访问》引以为傲对明星真实的表现，以及相应的需要花费大量功课在前采备调上的制作方式，开始逐渐有了困难。“能展现最真实的一面，收入又高，明星们肯定更乐于用有限的时间去参与到大型真人秀节目当中，最多可能在宣传期上节目聊聊作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节目制作人员告诉记者，“连撒贝宁这样正经的主持人都去上真人秀了，其他明星就更不用说了。”
《康熙来了》也是一样，在开播前两年邀请多位大牌明星后，作为日播节目也面临着“嘉宾荒”的问题，于是与一些其他台湾综艺节目一样，《康熙》开发出了通告艺人模式——这些通告艺人或是一些过气的歌手演员、或与明星沾亲带故、或只是单纯能讲故事敢于表现的普通人，他们上节目大聊自己的人生，然后获得相应酬劳。虽然《康熙》捧红了像沈玉琳、赵正平、曲家瑞等一众通告艺人，但观众的审美疲劳在所难免。
在詹仁雄看来，康熙后期的困境其实反应出的是整个台湾综艺圈面临的问题。他将台湾电视频道，无论大小，都比作“河”，“很多从业者没意识到的是，这条河里的人一直在下船，只剩下了老人，尽管他不否认或许从主观上应该想出更好的适应观众的模式，但也感叹，乘客都要下船了还要划去哪里？”
尽管现在已不再担任《鲁豫有约》的制片人，曹志雄仍然坚信谈话类节目，包括《鲁豫有约》，依然是有生命力的。“电视环境在变，但每一个节目都有属于它自己位置，访谈节目要逆时而变，在坚持底线的原则下可以多做一些变化、升级、改进。”曹志雄并不认为《鲁豫有约》这样的节目必须要进黄金档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但会找到适合它的空间和位置。
其实，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这些访谈节目的工作人员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对节目的转型进行各种尝试：比如《艺术人生》请来谢娜专攻青少年人群；《杨澜访谈录》改版为《人生相对论》，用“明星主讲人”的形式改变节目包装。
《超级访问》试图做过几次改版，比如加入一些年轻化、有综艺感的副主持，但都不太成功，赵静坦言那些改版其实都有点形式大于内容，“归根到底，李静和戴军对明星人生经历的挖掘，才是这档节目的根本。他们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和调性，很难为节目做出改变。”
为了应对《超级访问》在明星访谈上的瓶颈，也为了适应新的媒体环境，东方风行于2009年推出了以李静为品牌的访谈节目《静距离》，风格更加个性化、自由化，明星在这里不需要聊人生，只需要聊聊近况等，往往是一些片段式的访问。《静距离》在网络上的表现好于《超级访问》，节奏方式比较更适合新媒体，并接替《超级访问》继续在重庆卫视播出。
《鲁豫有约》的尝试是最全面的。在经历了播出平台的数次改变——寻找自己更精准的受众群体之后，他们更将目标锁定在了新媒体。例如，去年下半年，《鲁豫有约》推出“香港女神季”系列，打破了节目“僵坐演播室”的空间限制和表现形式，开玩“互动访谈真人秀”；11月，其微信平台发布上线，意在打造“轻熟女垂直生活社区”，是传统电视类访谈节目在互联网的一次大胆尝试。
除了节目本身，媒体对主持人陈鲁豫的转型也十分关注。去年底《鲁豫有约》所属的能量传播在新三板悄然上市，陈鲁豫作为能量传播第五大股东的消息不胫而走，甚至被同事们戏称“陈千万”。
事实上，在这些老牌传统节目不断寻求改变和突破的同时，一些新形态访谈类节目的出现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似乎让人看到了这种节目的新希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金星秀》。
《金星秀》是目前周三档收视最高的节目，也是性价比最高的节目——节目总共十几个人的生产建制，投入不到真人秀节目的十分之一，却可以创造堪比一档真人秀节目的利润。
但是，作为脱口秀节目的典型代表——与《今晚80后脱口秀》、《壹周立波秀》、以及更早之前的《东方夜谭》类似，严格来说，《金星秀》与“访谈节目”在概念和形式上都是有区别的。“现在国内大部分的脱口秀在形式上跟国外贴近，那就是主持人个人脱口秀表演，加来宾访谈或表演，两大部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那么，属性不同的两种节目类型，怎么能做到融合？
一般来说，访谈节目对于主持人的专业素养、现场把控能力要求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像《艺术人生》、《杨澜访谈录》等代表性访谈节目的主持人都有过硬的专业背景。而舞蹈演员出身的金星，以自称“会聊天”就可以hold住一档包含明星访谈的节目，听起来确实不太靠谱。
在《金星秀》制片人李建中看来，这恰恰是节目成功的因素之一。“金星性格真诚直率，又比较接地气，又自带话题和综艺感，她的风格已经被很多观众接受并喜爱了，所以当她在跟明星嘉宾访谈的时候，观众更多关注的是‘她如何跟来宾互动’，而不再是‘听明星讲自己的什么故事’。”
蔡康永曾在《康熙来了》节目中表示“（访谈类）主持人虽然有很大的权力，但始终是为嘉宾服务”，换句话说就是，在传统意义上，一期访谈节目好看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嘉宾的身份、话题。而在明星故事“被榨干”、私生活透明化的今天，这种思维也自然而然被淘汰了。
说《金星秀》的成功是访谈类节目未来发展的一个有效借鉴，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也是互联网模式的成功。尽管它的播出平台仍然是传统电视台，但实际上是节目带着浓重的互联网思维——家庭生活、娱乐文化、民生社会等接地气的话题，足够直白、犀利的态度，加上好笑又便于传播的段子和流行语，其节目受众大多为互联网主流用户。
“《金星秀》虽然在形式上效仿欧美脱口秀，但用金星自身的经历和经验搭配上她独有的语气和方式，包袱一抖就响，直来直去，完全变成了本土化的东西，”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道。“刘仪伟也很有个人特色，但《东方夜谭》放在十年前，模仿国外脱口秀那一套就显得气质不对。”
另外，与很多脱口秀节目热衷于讲笑话和段子不同的是，《金星秀》试图在节目中去传达一种价值观，对于社会民生、文化娱乐界的一些现象能够表达出节目组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但《金星秀》的价值观并不等于是金星的价值观，而是节目组与金星设想并试图去表达的主流观众和网友应该接受或者能够接受的一个价值观。”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尽管金星的表达方式以犀利著称，甚至强烈的个人观点有时会带来负面评价，但它依然能作为一个现在成功节目的典型案例。“形式其实是次要的，如果新时代下的访谈节目还想做出亮点，把这些因素集中到一起找个平衡点是很关键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