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刘月的故事，程玲玲和身边几个病友都哭了，她们一起制作了一个希望日历，相互鼓励着熬过最想结束生命的黎明。简单的一张白纸，上面标明日期、星期、阴历的日子，下面不知道是谁写了一句话。
“生命有挫折，那不是尽头。只是提醒你，该转弯了……”
困境
比抑郁症更可怕的，是久治不愈带来的绝望
护士王丽莉的每一个大夜班，都特别漫长。
安定医院抑郁中心的病房设施，与普通病房相似。只是在重症观察室，病床两边都安装了“约束腕带”。当病人有冲动、外跑、自伤等行为时，需要把他们“约束”在床上，等情绪平稳了再打开。
另外一点不同，是病房的门都没有锁，患者全部开着门入睡。护士每半个小时巡一次房，他们要看到每个病人的脸，检查睡眠状态。
夜间，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没有睡；有的凌晨一两点钟就醒了，只能望着夜等待天亮，或者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多数抑郁症患者受失眠折磨，护士必须掌握患者睡眠情况，第二天汇报给医生。
在没有敞开心扉之前，抑郁症患者的心里是个神秘的世界。护士长李金红介绍，对重症抑郁症的护理比其他患者更难。有的患者一心想要自杀，趁护士忙的时候，可能藏药、吞牙刷、把病服脱下来挂在洗手间的横梁上寻死，有时候挺可怕的。
为了防止病人自伤，带入病房的物品都经过严密的检查。每天早晚，护士站通过广播呼叫病人吃药。一名护士给药，一名护士查看。因为有的病人经常会做出喝水、仰头的动作，实际上把药夹在指缝，粘在牙床上。
刘月第一次自杀，主要原因不是抑郁，而是久治不愈带来的绝望。
“当时因为第一次搞对象分手，我什么都干不了，不说话一直哭。家人以为我是‘撞’到什么，带我到处去看都没好。后来我想反正也看不好了，不想再让爸爸妈妈跟着难受。”
近几年，抑郁症因名人患病和患者自杀新闻而受到关注。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也带着绝望的情绪，张玲每天反复回答一个问题：医生，我还能好么？
抑郁带来痛苦，但人们更怕深埋在传统价值观里的偏见。患上精神疾病就等同于“疯子”，是一张永远也摘不掉的羞耻标签。
“抑郁症这么一个能治愈的病，却背着沉重的社会负担”，王刚深感无奈地说，人们知道15%的患者最终走向自杀的结局，这里面有多少人接受过有效治疗，而另一条重要信息被忽视了，近80%入院治疗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再没有复发。
症结
来自生活环境的诱因，成为抑郁症复发解不开的结
每天，都有治愈的患者出院。对新来的病人来说，她们是自己恢复的希望。但是摆在前者面前的是另一个问题，出去以后怎么办？
程玲玲治疗过2次，她母亲知道自己对女儿管教太严不利康复，但是50多岁的人改变性格谈何容易；“郁友”们也担心刘月，7次患病都是因为感情问题，只有29岁的她，以后还要面对感情；还有因高考升学压力导致患病的中学老师，出院后还会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这些来自生活环境的抑郁诱因，像一个解不开的结。想要赶走抑郁不复发，她们还需要面对一个考验——把人生观推倒重来。
在医院，医生能够帮助患者消除临床症状。但是出院后在每天的生活里，则需要自己强大的内心去消化挫折，调节情绪。这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更加困难，为了避免复发，除了药物维持治疗，这个过程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
王凡和父亲都看过心理医生，“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一直在强行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程玲玲也觉得心理治疗“没什么用”。
实际上，因为精神疾病不像治疗血糖、血压，没有一套直接体现病情的指针和数据。在治疗中医生的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
由于心理医生的前期培养投入高，导致好的心理医生数量特别少。医院的号源少，私人诊所收费有的达到每小时1000元。而根据心理治疗的特点，患者必须持续、长期的治疗才会有效果，在经济、时间两个方面都很难实现。有的患者有条件治疗，但是没有遇到谈得来的心理医生，或者一次治疗见不到效果，就否定了心理治疗的作用。
“现在已经有了大量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只要配合治疗，大部分患者会在8到12周的时间里情绪恢复正常。”王刚介绍，好转的患者再接受9个月的维持治疗，病情稳定后逐渐减药、停药，最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尽管在医学上认为完全可能，实际治疗中却很少能实现。张玲介绍，有的病人怕产生药物依赖，情况好转就私自停药了，导致病情急速复发；有的病人病情严重时想住院治疗，住进医院刚刚好转就要回家，再次被外界环境刺激加重抑郁。
“我们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张玲每天要处理多个患者的出院请求，让她遗憾的是，因为对疾病的不了解和对医院的不信任，很多患者没有接受完整的治疗就出院，然后很快又被家人送回来了。
十几年前，临床医学毕业的张玲有很多选择，吸引她留下来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的，也正是这些病人。“有十几年（病史）的病人当时还在上学，现在已经是成年人和成功者，人生没有被抑郁毁掉。和患者一起战胜了抑郁，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应求访者要求，文中抑郁症患者和部分医护人员系化名）
责任编辑：倪子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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