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的大学之道与六经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十有五而志于学”，首先学的是《诗》。“三十而立”，是立于《礼》。“四十而不惑”，是因为深刻领会了《书》。“五十而知天命”，是因为深刻领会了《易》。“六十而耳顺”，是因为深刻领会了《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得益于《春秋》的创作。孔子从一个苦难的少年成长为中华民族世代景仰的圣人，他用一生的不懈追求实践了他自己所开辟的，以六经为主要教学内容，目的在养成个体和谐人格的大学之道。追随孔子的大学之道，我们的大学一定能培养出人格完美的人才来，和谐社会的理想亦庶几可望。
关键词：孔子；大学之道；六经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3-0097-06
收稿日期：2012-11-06
作者简介：美国钧（1962-），男，湖南宁乡人，教育学博士，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朱子解释说：“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1]
孔子的大学之道与六经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十有五而志于学”，学的是《诗》。“三十而立”，是立于《礼》。“四十而不惑”，是因为深刻领会了《书》。“五十而知天命”，是因为深刻领会了《易》。“六十而耳顺”，是因为深刻领会了《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得益于《春秋》的创作。孔子从一个早年丧父、“少也贱”的苦难少年，成长为一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景仰的圣人，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他自己开辟的、以六经为主要教育内容、目的在养成个体和谐人格的大学之道。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出身不是问题，一个人后来的成长都是靠自己。孔子很小父亲就去世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生活贫困，是一个苦难的少年。重要的是孔子到了七十岁的时候，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真正的自主的境界、自由的境界、自在的境界。孔子在人生的暮年达到了人生最辉煌灿烂的生命体验的高峰。圣人非生而知之，而是一生不懈地追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闻善而徙，闻过则改的结果。由于一生不懈地追求，孔子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通过对经典的领悟都达到了人生的理想目标。
一
古代十五岁读大学。十五岁读大学是有道理的。《大戴礼记·本命》说：男子“十有六情通，然后能化。”《白虎通·辟雍》说：“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术。”古人把情通志明看成是读大学的生理和心理条件。懂得男女之情才能明白世间的事情，理解礼仪制度背后的道理。《礼记·昏义》说：“昏礼者，礼之本也。”不懂男女之情就不会懂得婚礼，不懂得婚礼就不会懂得其他的礼。所以读大学要到通男女之情之后。有明确的志向是读大学的另一个条件，大学要靠自己读，以自学为主，志不可不明。
孔子正是在此时始志于学的。到孔子生活的年代，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辟雍、泮宫早已荒废，即使辟雍、泮宫仍然存在，一个“少也贱”的人是不大可能有读大学的机会的。人生的境遇中有机会一说，但任何机会只属于有志气的人。没有机会，有志气的人也能为自己创造出机会来。
孔子“志于学”，首先学的是《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之于言。”（《毛诗序》）诗歌表达情感，激励志向，“思无邪”的《诗》能将青少年的情感和志向引向正确的方向。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大学教育要从学《诗》开始。“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礼记·学记》）《宵雅》即《小雅》，西周的大学一开始就要学习《诗·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用以激励初入学的学子们的志向。郑玄说，这三篇“皆君臣宴乐相劳苦之诗，为始学者习之，所以劝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2]。孔子说：“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孔子年轻时大约如“吾党之小子”一样，狂简而且文采斐然。狂简就是志向远大，甚至有点狂傲。斐然成章显然是读《诗》的结果。
关于《诗》的教育作用，孔子自己有如下论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兴”是启发、鼓舞、感染的意思。“观”即通过诗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认识社会。“群”即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诗歌，互相感染，互相提高。“怨”即用诗歌表达对不良政治的不满。总之，诗教能激发人的情感；引导人在体察风物人情、相互切磋的活动中完善情感；让人委婉地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还可以帮助人了解大自然，从大自然中获得审美情感。因此，受过良好诗教的人温柔敦厚，通情达理，近能事父，远能事君。相反，不学诗就像面对墙壁站着，什么也看不见，不通人情，遇事说不出一个道理来。
二
但是，由诗所兴起的狂劲需要用礼来裁抑，使之合于规范和法度。诗教启发人的情感，激励人的志向，造就的是生龙活虎、热情奔放、敢怒敢怨、真实鲜活的人，如同一块璞玉，需要雕琢。如果说诗教是教育人懂得人有什么欲望和情感，欲望和情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那么礼教的目的则是要教育人节制和约束个人的欲望和情感，在具体的活动中如何“立人”、“达人”而不害人[3]。“兴于诗，立于礼”，“三十而立”是立于礼，是达到了《学记》所说的“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的境界。
带着年轻时的狂劲走入社会，很容易越出轨道。读书的时候狂一点不要紧，参加工作了仍然狂傲不羁，则难以立足于社会。要在社会上站得稳，立得起来，打不倒，就要有本事，光有热情和志向是不行的。那时的儒生读书的出路是做官。当官要懂得典章制度。礼就是那时的典章制度，所以说“立于礼”。立于礼不是简单地把仪文背下来，能照着做就行了，而是要养成一种“恭俭庄敬而不烦”的品格，而且要做到“强立而不反”。《礼记·经解》说：“恭俭庄敬，《礼》教也”，“《礼》之失，烦”，“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按照《学记》的说法，要经过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五个阶段，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强立而不返的境界。
史籍中有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但问礼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有说17岁的，有说34岁的，有说51岁的，有说57岁的。陈鼓应认为，孔子问礼的时间可能不止一次，地点也可能有多处，所问的内容也不一样[4]。但无论如何，孔子30岁左右已经是当时著名的“礼学家了”，已经有人向他学礼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据钱穆的考证，厘子卒年，孔子34岁[5]。30岁左右，孔子也谋得了管理仓库和管理牛羊的小官。现在的大学生出路很多，可以当官，可以发财，可以教书，可以做研究，各行各业各有各的本领，立于礼不够，要立于专业。立于专业有小成和大成之分，小成只是懂技术，大成是在懂技术的基础上又懂哲学，即所谓“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
三
深于礼教仅能谋个一官半职，养家糊口，真正走进社会，在社会上立足，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困惑。许多事情不是按规定和制度能够办好的，许多事情也并不是按照规定和制度在办，这就是现实。读书出身的学生，走进社会后都要面对这样的现实。然而，学生的脑子里满是“礼”或“专业”的条条框框，面对现实必然会有困惑甚至痛苦。怎么办？到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书》里记载着古代圣王处理现实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智慧，先王处理重大问题时所凭借的是礼的精神而不是礼的条文，如果依照条文，商灭夏桀，武王伐纣，都是有违大礼的。“疏通知远，《书》教也。”（《礼记·经解》）《书》不但教给人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而且还教人以宽阔的胸怀看待复杂的现实问题。所以，我想，孔子“四十而不惑”是因为深刻领会了《书》中的历史智慧。
大学里出来的学生，总是对现实不满，甚至产生厌世的悲观情调。历史则告诉我们，再糟糕的事情、再险恶的用心、再恶劣的行为历史上都曾经有过，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从来不曾停止过。深于《书》教，则心胸疏朗通达，站得高，看得远，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不再困惑，能等待时机，也能抓住时机，能按制度办事，也懂得权变。孔子去见南子——一个名声不好的妇人，学生不高兴。孔子欲往事公山弗扰——一个叛国者，学生感到困惑。学生拘泥于成礼，孔子却看得远一些，一个乱邦，有君子去治理，周道将得到恢复。现在的学生，走进社会后开始多少有些困惑，没过多久也“不惑”了，但不是找到了历史智慧，而是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这是因为他们虽然也学了一点“礼”（专业），但远远没有达到“强立而不反”的境界，在现实当中碰几个钉子，很快就放弃了原来所学的，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没什么两样。这是教育的失败。
孔子不仅仅深谙《尚书》这样的正史，他对当时能看到的各种野史杂记、志异神话都有广泛的涉猎，是当时著名的“博物学家”，别人碰到疑难问题都来找他解答。《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47岁那年，“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孔子世家》还有这样的记载：“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厘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孔子所涉猎的知识如此之广，远远超出了几部西周的经典，难怪吴客惊叹他是圣人。不惑是勤奋学习，广泛涉猎的结果，大学教育不能只局限于狭小的专业知识。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都是学识渊博的人。
四
孔子学了《诗》，有远大的志向；学了《礼》，懂得西周的制度；又学了《尚书》，通权变，具有处理复杂问题的历史智慧。是一个大政治家的气象了。但这样孔子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吗？“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他是很想当官的，以至于别人还因此嘲笑他。50出头他就当到了鲁司寇，官职不算小，但仅仅干了三年就辞官不干了，当不下去。那年齐国送了一批美女给鲁国，鲁君掉进美女堆里，朝也不上了。孔子进谏，不听。第三天分祭肉的时候，没有孔子的份，表明鲁君讨厌他了。没人听你的，还讨厌你，这还干得下去吗？这一年，孔子55岁。这是他的命。
命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必然性，或是个人无法预知和防备的偶然性。偶然性不可预知，所以知命是对生命中必然性的认识。像孔子这样，大政治家的气象，但成不了大政治家。个人的努力只能养成一种气象，最终成不成，还要有社会条件，还要有机遇。社会条件不是个人能改变的，机遇不是人人都有的。这就是命。但成不了政治家不一定就是孔子命不好，孔子最终明白他的生命所系是中华文化。政治家当不了，当个教书先生可以吧？可以。当个学者，去研究古代的典籍，把古代文化继承下来，传授给学生，可以吧？可以。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孔子就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是当教书先生的料，后来成了万世师表，这也是知命。知命就是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有人就奇怪了，为什么孔子知道自己成不了政治家，还带着自己的学生周游列国，有时还突发奇想，要去当官呢？这不奇怪，这是他的政治情怀。一个人的抱负总是忘不了的，抱负不能实现，总是不甘心的。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是了解各国政治，同时收集整理各国典籍。孔子自卫返鲁，《雅》《颂》各得其正。他为了找到夏礼，到杞国去考察。为了找到殷礼，到宋国去考察。遗憾的是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很好地保存他们先祖的文献。如果没有孔子，说不定西周的典籍也保存不下来。这是很辛苦的。一路上遭遇了各种艰险，在陈国还曾经绝粮。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回去吧，回去吧，不要在外面流浪了，回去教书吧。他牵挂家乡的那些孩子，他想回家乡当个教书先生。陷入困境时，学生也会发牢骚。有一个仪封人，他劝孔子的学生说：“同学们啊，你们不要有怨言，这世界这么黑暗，你们的老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他的原话是：“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仪封人说得很准呢。
孔子五十知天命是因为深刻领会了《易》。历史并不按照个人的意愿发展，世间的事情有许多是非人力可为的，这就是天命。不知天命，想依照个人的理想，凭借个人的智慧改变现实，有可能铸成大错。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如何才能知天命呢？学《易》。《易·乾》里说：“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六爻得位，谓之各正性命。“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六爻皆命。以初九而跃于渊，不知命。以九五而潜于渊，也是不知命。孔子壮年多有议论，或曾犯过，故而感叹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可见他对《易》用力之勤，体会之深。学《易》之后，孔子以知天命之年再开坛讲学，后来还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收集和整理典籍，当个教书先生，做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这就是孔子的天命。
五
知天命则不至于妄作，不至于犯大错误。然而，不知天命的人可以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只要能遵循日常的规范，大都能平安地度过一生。知天命的人则不然。若生于盛世，知天命的君子积极有为，成就天下，人生的价值得以实现，其乐无穷。若生于末世，知天命的君子潜隐不现，命与时乖，心有忧愤。
所以，知天命还没有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因为这还只是把握了个人的命运，老百姓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国家的事情仍然在心中，放心不下。即使不是搞政治的人，也还要关心政治，绝对退出政治生活的人，对政治生活麻木不仁的人不可能成为文化的整理者和传播者，更成不了一个好老师。因为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文化。没有看到哪个大学者是不关心政治的。不能从政又关心政治，那就会处处不顺眼，处处不顺耳。
孔子却说他到了六十岁就耳顺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耳顺是一种境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了乐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人的情感、理智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要靠音乐修养。在古代，懂音乐的乐师是学问最渊博的人。《礼记·经解》说：“广博易良，《乐》教也。”见识广博，心地善良，是乐教的结果。乐章由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组成，这五个音当中哪个音最美呢？单独一个音可以说是美的，也可以说是不美的，关键要看在哪个乐章中，和谐之音就是美的，跑调了就不美了。其实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好，每个人又都不好，要看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家庭、和谐的校园当中每个人都好。在一个污浊的环境当中，好人只是少数。孔子六十岁以后深通音乐，起了大爱之心，他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那个嘈杂的世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愤恨，多了一份同情，这是无疆的大爱！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成于乐”还有更深的内涵。《诗》的教育是激发情感和志向的教育，《礼》、《书》、《易》的教育都是理性教育，《礼》是实践智慧、《书》是历史智慧，《易》是哲学智慧。合情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不一定合情，情与理之间常常构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协调情感与理性？孔子的做法是前有诗教后有乐教，中间有礼教、书教、易教。诗教陶塑一个朴素的情感本体，乐教在接受了理性教育之后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回到情感品质上去，从而达到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塑造一个理性的情感本体。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标志着一个人人格的最终完善，所以说“成于乐”。
理性约束人的情感，在理性教育的基础上重新回到情感的起点上“修内”，使诗教所兴起的情感归于理性教育所获得的“道”，才能达到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达到内心归于仁爱的宁静与平和。《乐记》中反复论说了这一道理：“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内心的情感归于仁爱，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这就是乐教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礼教所造成的尊卑等级也可以通过乐教在情感层次上填平。《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上下相亲相敬，内心宁静和乐，事事顺眼，事事顺耳，事事顺心，乐教最终完成了儒家的人格塑造，也最终实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
六
然而，学至于此犹有未善。深于乐教只是个人的内心归于仁厚而达至宁静，只是对于潜隐不现、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争于剥复，以图振起，才是潜龙之德。潜隐于渊而能有所作为，为所欲为而不超越法度，这境界是自由的境界、自在的境界，是人生体验的高峰。孔子是通过作《春秋》达到这样的境界的。孔子自卫返鲁，不再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删《诗》《书》，序大《易》，赞《周礼》，正《雅》《颂》，述而已，惟《春秋》为孔子所创作。《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以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而能使乱臣贼子惧，孔子诚素王也。为学至此境界，亦可谓止于至善也矣。
《礼记·王制》里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早年也是在《诗》、《书》、《礼》、《乐》上用功夫，给学生讲授的也是《诗》、《书》、《礼》、《乐》。但到了晚年，孔子赞《易》作《春秋》，与“四术”合而有“六经”。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议论：“孔子晚年为什么要把《易》与《春秋》列为教材呢？从孔子自己的论述来看，《易》长于思维能力的培养，《春秋》长于政务能力的训练。此二经比传统的四经更具有实用性。孔子在继承西周大学教育人文性，反对技术性和实用性的同时，又将思维能力和政务能力的培养引入大学教育中，使学生的人文素养、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都得到提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6]所谓“更具实用性”要从两个方面看。《易》本为非常实用的卜筮之书，学《易》必然也会学习占卜。“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属辞是连缀文辞，善辞令，会作文。比事是比照事例判断是非，寻求解决疑难的恰当做法。汉朝人就常常比照《春秋》决疑断狱。《易》与《春秋》也是“具体可操作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是，这种实用性的背后有深刻的义理。孔子给《易》加上《系辞》、《彖》、《象》等“十翼”之后，《易》便由一部卜筮之书变成了一部哲学著作。孔子自己钻研的、给学生讲授的是大易哲学而不是占卜。学了《春秋》虽也能“属辞比事”，但更重要的是深明《春秋》大义，做忠臣义士，不做乱臣贼子。当今的大学教育，所缺少的正是实用技术背后的人文精神、哲学底蕴和理论基础。
孔子晚年作《春秋》还给我们另一个重要的启示。人文学者要以修身为本，创作是次要的。只有当自己的人格修养达到完善之后，才可以有所创作。以孔子之智、孔子之仁、孔子之勇，且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为尚，我们这些先天不足的大学教师，一天到晚忙于做研究，发文章，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呢？《春秋》寄寓了孔子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是孔子完成自己和谐人格塑造之后对政治伦理的追求，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的教育完成了对学生和谐人格的塑造吗？《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以他的一生实践了修身为本的大学之道，追随孔子的大学之道，我们的大学一定能培养出人格完美的人才来，和谐社会的理想亦庶几可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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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先秦学术发展顺序倒置之检讨[J]. 哲学研究，1988（9）：40-48.
[5] 钱穆.孔子传[M].北京：三联书店，20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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