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故书新评》的文献学意义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

一、“真精神”与“真学者”

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

《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

《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

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

《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

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

《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

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

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

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

《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

二、“因其疑可见其真”

《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

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

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

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

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所“发明”，以及“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的见解，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学术规律。

《史记志疑》一书之所以有重要的价值，可能主要不在于“创造”，而最可贵于“此过疑之精神”。这是因为《史记》一书累世历经窜扰，内容有所错乱。对于这一过程，傅斯年称之为“《太史公书》（注：原注：“从钱晓征考订名。”）遭厄最甚”，并总结为“五厄”：“迁以直谅之才，不为暴君隐恶。其书在于当年，未能溥行于世。虽曰‘藏之名山’，终无补于‘书缺简脱’而又经杨终之受诏删定。褚少孙学非通人，‘妄言补苴，污秽旧史。’其后增益削改者不一家，以至颠倒错乱，读者淆焉。此一厄也。班固者，宗法子长，如其体制；仅具体而微，未尝‘青出于蓝’也。其必掩人之善，衒己之长；其毁子长之言，竟无一语不刺谬者。然而班书行世，司马微矣。此二厄也。汉魏六代学人，于此书未知见重。徐广、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之徒，均非通才，故义多不彰，词每曲解。《汉书》上闻君主，受诏传学，服虔以来，训解昭晰。自此而降，孟坚每多忠臣，子长终无‘巨子’。此三厄也。师古校《汉书》，归其本始，后人窜改，尽加删刈。至于宋明板本校正，代有其人，本书真面，流传今世。若夫《史记》，则注者既无令善之才，是正词文，而俗子妄人，每加改易。至于今日，竟成断烂不可读之书。此四厄也。宋人射策之学盛，渐有以论时文之法论《史记》者。明人归有光，清人方苞、吴汝纶辈，复就太史公书，圈点涂识。误字则认为笔法，脱简则认为笔法，后人改补矛盾处则认为寓意。持此方术以论《史记》，下于束高阁者一万等。此五厄也。而《史记》真不成书矣。”可以看出，傅斯年在这里，其实简略概述了一部《史记》学史，包括《史记》流传史和《史记》研究史。其中识见，多有超拔绝异之处。作为一个不到二十三岁的青年学生而能够发此深刻透彻之论说，在今天看来，是令人吃惊的。五四先行者们大多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方能够准确地击中旧文化的要害，这与二十世纪晚期的一些激烈的文化批评者们往往以空疏之论立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傅斯年说，“此《史记志疑》者于矛盾之端，错简之处，增考之迹，诂训之义，皆致其疑。因其疑可见其真。古文家文法之谈，村学究史笔之议，可假此括清之矣。世有愿为子长之学者，刊落妖言，复其朔始，则玉绳之作，其导源也。”他提出了一个文献学的原则，可以说也是文化研究的共同的原则，就是“因其疑可见其真”。这一观点，现在看来，也是有价值的。

傅斯年力倡“敢于疑古之精神”，以为是推促学术进步的首要条件。他在《故书新评》中以对于《史记志疑》的评价作为首篇，不是偶然的。

疑古，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文献学研究中，曾经成为一种体现出革命意义和科学精神的学术主流。究其前源，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起“敢于疑古之精神”的鲜亮旗帜，而旗手之一，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就梁玉绳的这部名著作总体评论时，对于其学术优劣有中肯的判语：“是书之长，在于敢于疑古，详于辩证。其短则浮词充盈，有甚无谓者。又见其细不见其大，能逐条疑之，不能括全体为言。盖于《史记》删改之迹，犹不能直探其本也。崔怀琴之《史记探源》，视此进一等矣。”（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至第141页。）这样的评断，应当说是公允的。

傅斯年对于《史记志疑》的分析以及他后来开设《史记研究》课程的讲义稿，（注：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06页。）都值得汉史学者、《史记》学者，以及中国文献研究者们重视。

三、庶民文化的价值：“其情真”

刊于《新潮》第一卷第一号《故书新评》中的第二篇，是对于宋郭茂倩撰《乐府诗集》一百卷的评论。题下注文：“汲古阁本。湖北崇文书局本。”

这篇文章的主题，如傅斯年所说，“今先置此书本身之价值于不论，论‘乐府’之价值。”实际上对于“乐府诗”这种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傅斯年写道：“乐府诗歌者，中国最优美文学之一也。盖中国文学中有两种最有势力，而又最可厌恶之原质，到处发现而乐府之大部（非其全体）幸免焉。斯其所以贵也。其质惟何？一曰文学为独夫政治之附，二曰文情为字面之客体。”

他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学之第一种丑恶原质，是附庸于专制主义政治的奴性。傅斯年又说：“世所尊为独贵之文学，皆所谓庙堂之作，易词言之，则为独夫政治之优倡也。此风气殊不以朝堂制作为限，凡一切文体，恒见其被感化。今任执一家文集观之，有不彼此优倡之化者乎？藉曰有之，亦极少也。”傅斯年鄙视中国人衡量文学以“堂皇典贯”为第一流的传统标尺的传统，说道：“此是妄人所谓堂皇典贵，其实但有卑鄙龌龊，何堂皇典贵之有。”但是，“乐府之郊祀、雅乐，固是‘兔园册子’，然清商燕乐，却不被其流化。世所传之乐府歌词，恒为情词备至之妙文章！其不受徘优之化，视‘杂体诗’更为能自洁焉。此一长也。”

乐府诗又能够与所谓“文情为字面之客体”划清界线。傅斯年说，‘堆砌之体，盛于汉赋，自尔以后，一切体裁，几乎无不被影响者。故文情为字面之附庸，字面为文学之主体；拟诗文于‘镂金错采’‘飞青丽白’，则其为字面主义(Verbalism)可知矣。乐府诗歌者，或作于不解文书者之手，其无从运用字面主义可知。即文人为之，亦必不解文书者歌之；势必徇俗，专尚情趣；所有雕镂之功，无能为役也。今观《乐府诗集》恒有淫荡鄙陋之言，但觉其情挚，而不觉其淫鄙，其情真也。文人苦意为诗，恒有旷朗之言，然但觉其情挚，不觉其旷朗，其辞饰也。乐府诗歌者，歌于优倡之口，入于庶民之耳，托体如此，故不受中国文学界恶空气之熏陶也。此二长也。”（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41页至第142页。）文人之诗“其情游”，“其辞饰”，而“不解文书者”所作亦“不解文书者”所歌之乐府诗，则“其情挚”，“其情真”。能够有如此的发现，不仅表现出其学术眼光能够透见文化之真实，也表现出其学术立场已经有接近庶民的倾向。

四、《诗》的真义

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的《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是《故书新评》中篇幅最长的一篇。

朱熹的这两种书，在朱熹同时的学坛就已经引起争论，在清代，更受到汉学家的攻击。傅斯年却给予朱子《诗》学的这两种成果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据我个人偏陋之见，关于《诗经》的著作，还没有超过他的。”其特长是，(1)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2)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3)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总的来说，是能够扫除千百年来几乎已经掩埋《诗》的真正文化价值的经学尘埃，以真正求真的精神探求《诗》的真义。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一条教训是真实两字。”傅斯年说，《诗经》和《楚辞》“感想极远”，富于“奇想的妙用”不同，“写景便历历如在目前，写情便事事动人心绪。画工所不能画的，他能写出来。”傅斯年认为《诗经》的文学成功，主要是基于“情事逼真”。他评价道：“《大雅》和《颂》因为被体裁所限制，应当另论外，若《国风》《小雅》里的诗，没有一句不是真景，真情，真趣，没有一句是做作文章。为着这样的真实所以绝对的自然，为着绝对的自然，所以虽然到了现在，已经隔了两千多年，仍然是活泼泼的；翻开一读，顿时和我们的心思同化。文人做诗，每每带上几分做作气，情景是字面上的情景，趣味是他专有的趣味：所以就在当时，也只得说是假文学。《诗经》的文学，有三种独到的地方：一，普遍；二，永久；三，情深言浅。这都是自然的结果。我们把《楚词》和他对照一看，《离骚》里千言万语，上天下地，终不如《诗经》里的三言两语能够丰满啊！”《楚辞》与《诗经》风格大异，有作者文化资质的因素，也有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当然不必厚此薄彼。但是指出《诗经》大多表现“真景，真情，真趣”，是准确的。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二条教训是朴素无饰一句话。”傅斯年认为，“文学到了文人手里，每每要走左道。所以初民的文学，传到现在的社会里，仍然占据文学界的一大部。《诗经》的《国风》《小雅》，既不是文人作的又不是文化大备的时代作的，所以只有天趣，不见人工；只是裸体的美人，不是‘委委佗侘，如山如河’的‘不淑’夫人。”例如，“《七月》一篇，真是绝妙的‘农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质直，朴素，因而逼真。”傅斯年说，“《诗经》里全没有巧言妙语，都是极寻常的话；惟其都是极寻常的话，所以才有不寻常的价值。”

傅斯年还写道，“《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三条教训是体裁简当。”“《诗经》对于我们的第四条教训是音节的自然调和。”也都分别从不同角度指出了《诗经》的文化价值。傅斯年又说，其实《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还不只此。他分《诗经》为两大项，一项是《国风》《小雅》，一项是《大雅》《颂》。后一项是后来庙堂文学的起源，“我们对他不能得什么有益的教训”，而前一项，是二千年前的自由体白话诗，是“模范白话诗”。“不特用白话做质料，并且用白话做精神；不特体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项，也无一不自由。”傅斯年于1919年4月1日发表的这番评语，如果与当时新文学倡导者的其他论说联系起来读，一定可以更好地品味其中的深意。与后来一些弃旧图新、破旧立新的激烈之说不同，傅斯年从古辞中发掘出“自然”和“自由”之义，虽然立场同样激进，却不使人感受到生硬和强横。

傅斯年说，朱熹的这两种书，“还有他的大缺点”，“也还有几分道气”，但是仍称得上“有判断有见识，能分析”。（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至第699页。）傅斯年在文章的末尾还申明了对读者诸君的期望：(1)学他的敢于推翻千余年古义的精神；(2)学他敢于称心所好，不顾世论的能力；(3)再把《诗经》的研究更进一步，发明文学主义的《诗经》。

傅斯年肯定了朱熹对于《诗经》新理解之反经学传统的意义。傅斯年的评价，对于《诗经》研究无疑有推进的作用。他在1928年至1929年讲授“《诗经》专题研究”课程，有《诗经讲义稿》传世。（注：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198-200页）而这篇《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中的特点，又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五、清代学术的“真是真非”

傅斯年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中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可以看作一篇清代学术史略说。

傅斯年在比较清代学术和宋代学术的异同时指出，“宋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学问，偏说直接孔孟的心传，清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学问，偏说独合六经的正义。若是把这偶像打破，彼此明目张胆的争真是真非，可以省去许多无谓的辩论，而且争论的结果总要有益得多。”傅斯年的评论，虽然没有能够全面地定断所谓“真是真非”，但是大略的学术线索和学术异向，已经勾画出来。

傅斯年说，清代学问是宋明学问的反动，“虽说是个新生命，其实复古的精神很大。所以我平时称他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清代学问是中国思想最后的出产品；在汉朝以后出产的学问中，算是最切实最有条理的。”面对宋明学问，清代成功学者另举起自己时代的旗帜。“宋朝的学问，在周濂溪、程伯子手里，已经有许多不着边涯的说话；以后愈闹愈甚，直到明末，心学普遍天下，直弄得遍天下皆是自负的圣贤。所以清朝的学问恰是针锋相对的发出。有明末的空洞心学，便有清儒的注重故训；有明朝士流的虚伪浅妄气，便有清儒的实事求是：有明末的束书不读，便有清儒的繁琐学问；有明末的不讲治事，便有清儒的专求实用。（注：原注：“顾黄颜李都如此。”）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理想的，清代的学问是经验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就这方法上而论，彼此竟是绝然不同，所以彼此的主义竟是完全的相左。”这样的判断，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用时代的眼光看，傅斯年肯定清代学术“比较的近于科学”。至于清代学术与西方科学的比较，傅斯年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仔细看来，清代的学问，狠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所研究的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这种学术史的判断，是可以发人深思的。傅斯年甚至认为，“平情而论，西洋文化进化的步次，虽然和中国的不尽相同，大致说来还有近似的地方。”西洋近世科学家对中世纪的迷信“造反”，“我们中国的朴学家对着宋学开衅。”中西确实相似，“这不是我好为影响傅会的话，实在由于同出进化的道路，不容不有相近的踪迹了。”这种比附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还可以商榷。傅斯年进一步指出的两者的不同，特别值得注意：“但是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西洋的Re aissance时代的学者，求的是真理，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求的是孔二先生孟老爹的真话。他未尝不是要求真理，只是他误以孔二先生孟老爹当做真理了，所以他要求诸六经，而不要求诸万事物。”

对于清代学术，傅斯年举例四派，即朴学派（即汉学派）、今文学派、理学派、浙东学派。对于其发展阶段，傅斯年分为五期：胚胎期（从王应麟到焦竑，这在清代以前），发展期（从顾亭林到汪慎修的时代），极盛期（钱晓徵、戴东原、段懋堂、王怀祖的时代），再变期（从孔众仲到俞曲园的时代），结束期（这一期的代表只有康有为、章太炎两人）。

至于所谓“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傅斯年首先举出如下三种：(1)《汉学师承记》（江藩作的），(2)《汉学商兑》（东方树作的），(3)《东塾读书记》（陈澧作的）。他认为，这三部书都是对于初学的人最方便的门径书。随后，傅斯年又举出了十四种第二步的门径书：顾炎武的《日知录》（注：原注：“这部书和《养新录》，看来好像零碎，其实清代朴学的方法和精神，都可在里面见得。”），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注：原注：“这部书可当作清朝学问的方法论读。”书名原文作《尚书古口文证》，当是错排。），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注：原注：“这部书也是对着宋明思想革命的。清朝一代的政治理想，还算此书最高超。”），戴望的《颜氏学记》，钱大昕的《养新录》，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汪中的《述学》，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章炳麟的《检论》。傅斯年说，“以上的十几种书，为初学者言都可说是入门之用，但是就他们的本身而论，也是非常有价值，不仅是门径书而止。学者从此研究去，必能得正当的道路。”

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的最后，傅斯年又有这样一段话：“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什么国粹主义，也不是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这事业就是——(1)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中国学问不论那一派，现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状态之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才可给大家晓得研究。(2)清朝人的一大发明是文字学，至于中国的言语学，不过有个萌芽，还不能有详密的条理。若是继续研究下去，竟把中国语言的起源演变发明了，也是件痛快事。(3)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正待发明。以上的三种事业必须用清代朴学家的精神才能成功。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所以现在的学者，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了。”（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9页至第705页。）傅斯年在这里所说到的三项事业，恰是他后来在学术实践中努力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他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以及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两相结合，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工作，仍然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六、“真眼观凡，无凡不真”

《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本记之作，原欲与海内同为学生者，商榷读书之方。故设《出版界评》一格，以为辅助修业，启善闲邪之资。然所收容者，势必以新作为限：若干年以往之著述，当在不论之列。吾人研求文籍，虽不可不偏重今世，亦不可尽弃故作。已往著述，固多存永久价值者；志为学人，理必从事。于是别设此《故书新评》一栏，以为彼栏之补助。”

对于国学故书，应当不应当读，应当怎样读，既然声称“讨论读故书的方法”，这篇记者前言中又强调：“今之论者，间有谓故事（书）可以根本不读，其实此种办法，事实上做不下去。平情言之，故书亦未尝不可读，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人有常言，‘凡眼观真，无真不凡，真眼观凡，无凡不真。’果其以我为主，而读故书，故书何不可读之有。若忘其自我，为故书所用，则索我于地狱中矣。”这里所倡导的“以我为主，而读故书”的方法，体现出一种五四精神，体现出一种现代精神。

那么，《故书新评》何以称作“新评”，与传统的评书“旧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傅斯年又写道：“今所评者虽故书，而所以评之者非故法也。有以此书近于《四库提要》见讥者：不知《四库提要》，所以不齿于学者之口，不在体裁，而在撰者思想不甚高明；主持之者，又为便辟善柔之人；故曲学以阿世，舒己以从人，而为世所诟病也。论其体裁，未尝不是。中国正患此体书籍太少，学者穷年皓首，无从得简约之径。现代生活，异常繁剧；求学一端，焉可不寻经济之术；此则本志所以辟此栏也。又本栏以讨论读书之方法为旨，亦与《四库提要》专评一书本身者不同。”（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从《故书新评》的几篇文章看，作者的确是实践了“所以评之者非故法也”的志向的。

读书，读书，“切实的求学”，“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出一个‘真我’。”傅斯年宣布，“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他曾经说，除了学术事业和文化事业，“此外也没有我们的事业。”在1919年10月出刊的《新潮》第二卷第一号，傅斯年又发表了对于政治出于冷静判断而表现出冷漠倾向的言谈：“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要糟糕的。两千年的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甚么都不负责任。”“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那么，我们是‘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了。”（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4页至第205页。）这样的态度当然可能会受到急进者的批评，但是一群学者“专心致志”，“终身以之”地读书，思想，并且运用科学方法、近代精神、批评手段来“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又努力发明新学，开拓新学，如果从长时段的文化史的眼光看，可能是中国学术的幸事。

有的学者说，“傅斯年一生专注于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古籍的研究用力较少，也不甚深入，有时则不免采用推测、臆断的办法论定古籍的年代和价值。”“傅斯年在研究古代史事时亦有时用推论代替严密的论证”，“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旗手，但却不是一个整理研究史料的专门家。”（注：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08页。）作为对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总体评价，这样的说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读青年傅斯年在特定思想文化前景下撰著的《故书新评》，却仍然不能不为其中表现的革命意识和科学风格而心怀钦敬。在对旧学多所否定的时代，傅斯年于宣布“中国今日理古的学术已成过去”，“学术等应为今日的而非历史的”（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这样的主张的同时，又发现根本不读故书，“事实上做不下去”，于是提出“故书亦未尝不可读”，并且以全新的视角考察古代文献，多有新识新说。他在评论《史记志疑》时所谓“敢于疑古，详于辩证”，是可以得到许多学者赞同的文献学研究的科学的原则。

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泉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