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学术文章，可以说没有共同的程式，却不能说没有共同的要求。
朱谦之先生治学兴趣广泛，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哲学史、日本哲学史、朝鲜哲学史、音乐史、戏剧史、宗教史、目录学都有专门著作问世，曾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他写文章的特点是快。每大早晨四五点钟开始写作，到八九点钟停土。他写作时，手不停挥，文不加点，一两万字的文章，一挥而就。有时连引文也懒得查对。汉代文学家枚乘，文思敏捷，草拟紧急文书“倚马可待”。枚乘写文章快是快，但不是学术著作，总数量也不多，比朱谦之先生差远了。
冯友兰先生晚年目力不佳，他写文章由自己口授，助手记录，冯先生在记录稿上做些修改，最后整理成书。解放后出版的几部《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古人中有下笔成文、出口成章的作家，多半指的诗、赋或即席应酬之作。口授几十万宇的学术文章的却不多见。冯先生善于化繁为简，逻辑性强，使人读后印象明确。他的观点别人不一定赞同，但不会由于表达不清楚而使读者误解。这是他的功力之所在。
朱光潜先生写文章，先把必要的材料收集齐备，把文章的大端、纲目列出来，摆在手边。然后按拟定的纲目，逐章逐段地写下去。朱先生的文章条理分明，不蔓不枝，如潺湲山泉，有曲折，有起伏，而说理明畅，沁人心脾，有理论文的清新，又有诗的韵味。
熊十力先生写文章富有批判、论战风格。有时急于下笔，随手抓几张纸（多半用别人来信的信纸背回起草），奋笔疾书，宇如狂草。写到会心处，口里不断讽诵。文章写完，他认为最重要的段落加上浓密圈点。有时高兴了圈点的地方占了一半以上，重点反而不明显了。他为文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河，字句不加雕饰，看似漫不经心，而用字遣词，又十分准确，不可更动。
汤用彤先生写文章，慢条斯理，不以敏捷擅长。中年以后，患高血压，手颤，用毛笔写宇很吃力，几千字的文章要断断续续写好几天。写作过程中不断修改，一稿往往修改多次。他的文章虽非一次写成，并没给人以不连贯的感觉。使人读后觉得清通简要，文质得中，寓典丽于高古。深得魏晋风格，却没有魏晋文风虚诞浮华的弊病。
上述几位老先生中，除朱谦之先生属于才子气的写作方式，别人不容易学以外，其它如冯、朱、熊、汤几位先生都有特长。他们的文章，不论长篇巨著，还是札记短笺，讲的都是他们熟悉的东西，不讲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因而讲起来总是头头是道，如数家珍。鲁迅先生曾说过，章太炎先生晚年社会上尊奉为国学大师，他不讲他熟悉的文字学，却喜欢讲文字学以外的东西。出了范围，他的言论往往不大正确。鲁迅对此，很为章太炎惋惜。这里讲的几位先生文章写得好，受到内行人的尊重，原因是在学术问题上从不“越位”。这一点，值得学习。专家，所专的只不过一个小范围，小范围以外，专家未必专，也许很外行。
现代人写学术文章，不同于古代人。评论学术，分析概念，要求清晰、准确。《庄子·天下篇》是学术论文，用庄子《天下》的写作方式，表达不了当前的百家争鸣局面。写学术文章，要有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上面所举的这几位先生超过乾嘉学者，也超过同时代新学派的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思想方法。所谓“现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现代中最根本的一条标志，即看作者是否熟悉现代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有了科学的思想方法，才可以保证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不断提高。科学的发展无止境，学术研究的深度、广度也无止境。
学术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好比人的性格不能强求一律。所谓“文如其人”，即指文章风格，也指人的品格。写文章离不开技巧，要有基本训练。这是每一个学者在青少年应当学会的本领，这里不去说它。我只说学术论文最要紧的是文章的科学性。如果内容缺乏科学性，就等于人患了软骨病，站不起来，成为不治之症。学术文章，先有“学术”，再谈“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旧社会所谓“桐城义法”写不出学术论文，用“马列义法”装点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文章缺少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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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男， 1916－2009,山东平原人。曾用名任又之,193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3年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被委任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任该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哲学学科学位评议委员会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198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宗教所名誉所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宗教学专家。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
朱谦之先生治学兴趣广泛，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哲学史、日本哲学史、朝鲜哲学史、音乐史、戏剧史、宗教史、目录学都有专门著作问世，曾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他写文章的特点是快。每大早晨四五点钟开始写作，到八九点钟停土。他写作时，手不停挥，文不加点，一两万字的文章，一挥而就。有时连引文也懒得查对。汉代文学家枚乘，文思敏捷，草拟紧急文书“倚马可待”。枚乘写文章快是快，但不是学术著作，总数量也不多，比朱谦之先生差远了。
冯友兰先生晚年目力不佳，他写文章由自己口授，助手记录，冯先生在记录稿上做些修改，最后整理成书。解放后出版的几部《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古人中有下笔成文、出口成章的作家，多半指的诗、赋或即席应酬之作。口授几十万宇的学术文章的却不多见。冯先生善于化繁为简，逻辑性强，使人读后印象明确。他的观点别人不一定赞同，但不会由于表达不清楚而使读者误解。这是他的功力之所在。
朱光潜先生写文章，先把必要的材料收集齐备，把文章的大端、纲目列出来，摆在手边。然后按拟定的纲目，逐章逐段地写下去。朱先生的文章条理分明，不蔓不枝，如潺湲山泉，有曲折，有起伏，而说理明畅，沁人心脾，有理论文的清新，又有诗的韵味。
熊十力先生写文章富有批判、论战风格。有时急于下笔，随手抓几张纸（多半用别人来信的信纸背回起草），奋笔疾书，宇如狂草。写到会心处，口里不断讽诵。文章写完，他认为最重要的段落加上浓密圈点。有时高兴了圈点的地方占了一半以上，重点反而不明显了。他为文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河，字句不加雕饰，看似漫不经心，而用字遣词，又十分准确，不可更动。
汤用彤先生写文章，慢条斯理，不以敏捷擅长。中年以后，患高血压，手颤，用毛笔写宇很吃力，几千字的文章要断断续续写好几天。写作过程中不断修改，一稿往往修改多次。他的文章虽非一次写成，并没给人以不连贯的感觉。使人读后觉得清通简要，文质得中，寓典丽于高古。深得魏晋风格，却没有魏晋文风虚诞浮华的弊病。
上述几位老先生中，除朱谦之先生属于才子气的写作方式，别人不容易学以外，其它如冯、朱、熊、汤几位先生都有特长。他们的文章，不论长篇巨著，还是札记短笺，讲的都是他们熟悉的东西，不讲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因而讲起来总是头头是道，如数家珍。鲁迅先生曾说过，章太炎先生晚年社会上尊奉为国学大师，他不讲他熟悉的文字学，却喜欢讲文字学以外的东西。出了范围，他的言论往往不大正确。鲁迅对此，很为章太炎惋惜。这里讲的几位先生文章写得好，受到内行人的尊重，原因是在学术问题上从不“越位”。这一点，值得学习。专家，所专的只不过一个小范围，小范围以外，专家未必专，也许很外行。
现代人写学术文章，不同于古代人。评论学术，分析概念，要求清晰、准确。《庄子·天下篇》是学术论文，用庄子《天下》的写作方式，表达不了当前的百家争鸣局面。写学术文章，要有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上面所举的这几位先生超过乾嘉学者，也超过同时代新学派的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思想方法。所谓“现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现代中最根本的一条标志，即看作者是否熟悉现代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有了科学的思想方法，才可以保证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不断提高。科学的发展无止境，学术研究的深度、广度也无止境。
学术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好比人的性格不能强求一律。所谓“文如其人”，即指文章风格，也指人的品格。写文章离不开技巧，要有基本训练。这是每一个学者在青少年应当学会的本领，这里不去说它。我只说学术论文最要紧的是文章的科学性。如果内容缺乏科学性，就等于人患了软骨病，站不起来，成为不治之症。学术文章，先有“学术”，再谈“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旧社会所谓“桐城义法”写不出学术论文，用“马列义法”装点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文章缺少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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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男， 1916－2009,山东平原人。曾用名任又之,193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3年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被委任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任该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哲学学科学位评议委员会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198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宗教所名誉所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宗教学专家。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