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犹太人最早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从周朝、汉朝到唐宋时期都有，并且都有相应的论据。他们来到中国的途径大体上分为两种，这和现在讲的一带一路是相符合的。大约是在公元八世纪前后，大批犹太人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境内，从海上丝绸之路过来的犹太人要晚一些，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道，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当时的北宋的都城开封。这些早期的交流并不是很深入，彼此了解的也不多。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交往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三次犹太人来华潮，大约四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或是为寻找商机，或是为避难，来到了中国。
第一次是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为洋人来华经商铺平了道路。一批中东地区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拿着英国护照，从印度来到中国经商。如沙逊家族，嘉道理家族，哈同。在同一时期，俄国沙皇在远东扩张，也有一批犹太人跟着来到中国。他们主要是中东铁路工程的供应商以及相关联的人员。这一时期持续五十年，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
第二次是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在俄国发生的集体迫害以及战争和革命，大约两百万人逃到了美国、加拿大，其中一部分来到中国东北。
第三次是二战时期，由于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政策，超过三万名犹太难民来到中国，主要来到了上海。这也是下面的文章涉及到的这部分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场景。
这些在上海的犹太人可以分为四个社区，最富有的是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社区，他们是富于经商传统的英国籍犹太人，比如沙逊家族，哈同等。
第二个社区是源于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建立的，他们大都来自东欧和俄国，主要生活在上海的法租界。他们一般从事一些小本生意，如开店经商等，日子只能说还算殷实。
第三个犹太人社区是二战时期从德国纳粹迫害下，从中欧地区来中国的犹太难民建立的，主要居住在虹口区，和其他两个社区是分开的，他们的生活较为艰辛。
第四个是波兰犹太人社区，他们最初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到达日本，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日本神户迁移至上海。他们中近半数是密尔经学院的学生和拉比，到上海之后继续过着犹太经学院式的学习生活。这个学院培养了大批的宗教人士，这些犹太人在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上面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关于犹太人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走一下提篮桥历史文化街区，并探寻一下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
下海庙：曾经这里有一条小河叫做“下海浦”,当地人在这条河上修了一座桥，人们提篮走桥，进庙烧香，故名“提篮桥”。因靠近海边，多拜妈祖，始建于乾隆年间，屡有增修，抗战初期，毁于战火，1941年重修。三大妈祖庙，天津天后宫，莆田湄洲妈祖庙，台湾北港后宫。
提篮桥监狱始由上海工部局建于1901，启用于1903年5月，是远东第一监狱。被称作中国的海牙。1945年-1948年期间，是关押、审判和处决日本战犯的地方。也关押过多名汉奸，比如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1949年7月从苏州监狱移押此狱，1959年6月17日病亡狱中）。提篮桥监狱将其中一幢楼房改建成上海监狱陈列馆。其中还特别展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室内绞刑架设施，下方有活动地板，尸体可以直接落入一楼的停尸房。2013年，在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个监狱被关闭。
白马咖啡馆，建于20世纪20年代，来自茜茜公主的家乡奥地利。1939年，来避难的犹太人鲁道夫·莫斯伯格，买下小楼开设一家咖啡馆，难民中有面包师傅，点心师傅，召集大家在一起工作，彼此照应。莫斯伯格的咖啡馆取名“白马”，是出于一家人对于歌剧《白马咖啡馆》的喜爱。能在异国街头开一家带有家乡印记的咖啡馆，也是寄托了思乡之情。后因道路拓宽被拆除，2015年根据莫斯伯格家族提供的照片按原貌重建，
长阳路138弄，难民收容所，二战期间，犹太难民救济组织承租房屋设立收容所，安排难民入住，对难民生活、安全予以庇护。当时上海市共有7个犹太难民收容所，长阳路138弄（原万国商团白俄营房）内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当时收容人数逾千。当时的上海是个非常独特的城市，是二战中世界上唯一不用签证或任何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里面的摩西会堂，是上海仅存的两座犹太教堂之一，另一座是西摩会堂，位于陕西北路500号。摩西会堂是俄罗斯犹太人1927年兴建的，以俄罗斯犹太人为主建立的上海犹太宗教公会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犹太人社团，礼拜堂正面中央的一块幕布，是以色列驻沪领事馆赠送的，用的是英国的宝石、印度的丝线、中国的手工，在纽约制作，上面用希伯来语绣的话是：上帝在我面前。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Jakob Rosenfeld）,犹太人,医学博士。1939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在解放区长达10年的奋斗经历。他先后转战华中、山东和东北解放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接生了陈毅的长子，给罗荣桓治病。在新四军、八路军和东北人民解放军中担任高级卫生工作职务，并历任大军区医学顾问、纵队卫生部部长。他是唯一获得正规军高级军衔的外国医生，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舟山路，稍事安定下来的犹太难民为了生存下去，先是出售携带的旧物，接着便四处寻找工作，他们到饭店打工，推着小车给人磨剪刀、修理自行车、卖肥皂，开设面包房、饮料铺、百货店、咖啡馆，兴办学校、诊所、报纸，甚至屋顶花园、舞厅，做各种各样的小生意，还学习各种手艺。把这一带变成了上海繁荣一时的社区商业中心。很快，把小小的舟山路经营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安居下来的犹太难民们在这里结婚、生子、居丧、祈祷，生活得艰苦而充实。舟山路一带，犹太人开设了许多店铺，因此被称为“小维也纳”。舟山路、霍山路附近的建筑是20世纪20年代欧洲古典风格毗连式建筑。
舟山路59号是美国前财长布鲁门萨尔的旧居，1939年在他13岁时和父母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迫害，逃难到上海。一家四口住在舟山路59号2楼11室，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在上海蜗居的岁月里，布卢门撒尔学会了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本事。1947年，他离开上海去美国念书，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专业的博士学位。1969年之后，他先后六次携带亲人朋友来到舟山路的家。
霍山公园，日本对美英等国宣战后，纳粹德国不断向日本施压，1942年6月，德国提出彻底“清除”上海犹太人的“梅辛格计划”，日本不得不有所表示，1943年2月18日，上海犹太人被驱赶到虹口区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里是当年犹太难民的主要游憩之所。如今园中有一座题为“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此外，霍山公园内还保留着当年的犹太难民收容所。霍山公园建于1917年，曾是犹太人的墓地，以色列已故总理、获得和平奖诺贝尔的拉宾父母，去世后就葬在这里。1947年4月22日约8000犹太人在霍山路犹太侨民总会，抗议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绞死 4名伊尔贡组织成员。1958年，包括霍山公园在内的4座犹太人墓地中的3700座墓被一起迁往上海西郊的青浦区徐泾镇的一个国际公墓里。但这个公墓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文革”期间，在园内建窑烧砖和挖掘防空工事，公园停止开放。1978年公园经过整修重新开放。（迪文· 巴尔加寻找到105块墓碑，并与30多个墓碑主人的亲人取得联系，暂时把碑放在墓园的停车场、仓库、画廊。）
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旧址:霍山路119号及121号。是一幢双门面的假4层双毗连式建筑，建于1910年。这里当年是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简称JDC)驻沪分支机构所在地。JDC在援助上海犹太难民过程中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上海犹太难民的绝大部分经费由JDC捐助救济，现为民居。
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简称JDC，是一个总部设于美国纽约市的犹太慈善机构。成立于1914年，最初的目的是向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援助。
远东反战大会旧址位于霍山路85号。由英商房地产公司约于20世纪20年代末建造，占地面积170平方米，建筑面积523平方米，砖混结构假三层，坐北朝南，欧洲毗连式建筑，古典建筑风格。圆拱门窗，青砖外墙饰红砖带，红瓦屋顶，入口上方有三角形山墙。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底，宋庆龄和高尔基、巴比塞、罗曼·罗兰、德莱塞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了召开“远东反战大会”的倡议。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在此筹备主持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中外来宾60多人出席会议，宋庆龄被选举为主席。会议使中国进步力量与世界反战力量紧密联系，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汇入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去。选举九人组成主席团，宋庆龄为执行主席。毛泽东、朱德、片山潜、鲁迅、高尔基、巴比塞、季米特洛夫、伏罗希洛夫、罗曼·罗兰、德莱塞、台尔曼等为名誉主席。
百老汇大戏院旧址。霍山路57号是一幢通体乳白的三层西式楼房，建筑正面的三大块精雕细刻的窗饰，显示出一种优雅的欧洲古典风格。二战时期，避难于虹口的犹太难民租下了戏院顶层，将其改造为社交场所，是当时远近闻名的犹太难民聚会场所。犹太艺术家们经常在此举行音乐会。每逢节假日，稍微富裕的犹太人会换上最好的服装去参加派对。这里最早是百老汇大戏院，当年犹太难民乐团就常在这里举办音乐会。
之后，我们步行700米到达黄浦江的渡口，乘坐2元的轮渡到浦东的陆家嘴。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江边的老船厂1862，这里的前身是1862年英商创建的祥生船厂，由日本建筑设计师隈研吾设计，修旧如旧，形成一个艺术商业空间。参观完后，我们就可以沿着江边漫步都陆家嘴的环形天桥，欣赏一下上海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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