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宣德（公元1426—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其他各朝的青花瓷器相比，其烧制技术达到了最高峰，成为我国瓷器名品之一，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瓷器：“诸料悉精，青花最贵。
但是在宣德瓷器中，却有一种极为神秘的器物----蛐蛐罐。说其神秘，一是在在清宫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件，甚至据说传世的完整器也仅有三件。宣德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蛐蛐皇帝”，可为何这蛐蛐罐难得一见？
一、 消失的宣德蛐蛐罐重新“江湖”
宣德蛐蛐罐，顾名思义就是宣德年间的蛐蛐罐，即在明朝皇帝朱瞻基在位时烧制。
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
在很多文献中对宣德蛐蛐罐均有记载。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写道：“今宣窑蟋蟀罐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徐珂辑《清稗类抄·著述鉴赏》中也提到，“宣德宫中贮养蟋蟀之具，精细绝伦，故后人得宣窑蟋蟀盆者，视若奇珍。”
把清宫旧藏与明御器厂遗址的出土物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传世品与出土物绝大多数都能相互印证。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彩饰极其精美独特的蟋蟀罐，在清宫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竟然也没有一件蟋蟀罐。
这其中的原因长期没有答案，直到1982年才有了新的发现。
1982 年11 月，景德镇有关单位在珠山路铺设地下管道时，意外发现明御器厂故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厂故址南院的东墙边，发现了大量的宣德官窑残片。计有青花、祭红、蓝釉等，绝大多数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
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时，曾拼合出一鼓形盖罐。该罐直径13.4 厘米、高9.6 厘米，通体挂淡青釉。盖底与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双圈六字款。经与晚清著名画家任伯年的《村童斗蟋蟀图》相比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确认，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盖罐为蟋蟀罐。
后来，在 1993 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厂东门故址附近开探沟一条，于沟的北端距地表深约1.5 米的宣德窑渣中发现一呈窝状堆积的青花残片，经复原完整，也为蟋蟀罐。
这些蛐蛐罐内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单行青花楷书款。罐底款竖排，盖内底款横排。紧接着又在下层褐黄色的沙渣与祭红、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盘废品堆积中，发现了另一窝青花瓷片，经复原，亦为蟋蟀罐，随即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了一置于蟋蟀罐（养盆）中的“过笼”。
过笼，扇形两面绘青花折枝花，但无款，缺盖，和江苏镇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苏州陆墓所出土过笼稍大。这件遗物即文献中所说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出土的绘有龙纹的虫罐，其龙纹无论是云龙还是行龙均为双角五爪，即使是无角无鳞的螭龙纹，也画成五爪，以往的发现均为四爪。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该类纹饰的器物，除帝王之外，其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上述龙纹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
至于出土于同一地层的饰有其他纹饰的盖罐，则由于封建时代有“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的规定，他们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也有可能为宫中其他人员使用的虫罐。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
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除了上述景德镇出土的这堆瓷片，目前有争论的是宣德蟋蟀罐传世的到底有多少？1994年10月，刘新园老师写了《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篇论文，1995年5月1日台北艺术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2002年1月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经刘新园修订过的国内版的《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这两个版本书中都提到“传世的宣德蟋蟀罐只有三个”。
那就是1989年香港苏富比的坐盖式黄地青花瓜瓞纹蟋蟀罐，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中的平盖式缠枝牡丹纹蟋蟀罐（缺盖，现在苏州博物馆），日本户栗美术馆藏的平盖式天马纹蟋蟀罐（盖不是原配）。
而前述散落在不同地点的三件传世的青花虫罐，则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 的礼物。明代文献有记载过宣德三年（1428）宣德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前述三罐就因离开紫禁城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这也许就是它们能在故宫以外的地方保存至今的原因.
早在1998年秋季，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就曾以73.5万元的高价拍出过一件“明万历五彩群猫纹花瓣式蟋蟀罐”；在2001年北京中鸿信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明宣德蓝釉龙凤纹鼓形蟋蟀罐”，成交价达到60万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0月24日在厦门宝龙大酒店举行的厦门国拍艺术品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明宣德青花鹰雁纹蟋蟀罐”的拍卖价竟高达200万元，比当时的估价高出近百万元。
据一位行内人士透露，该蟋蟀罐在2003年时仅以18万元的成交价被人拍走，时隔一年，其身价竟飙升至200万元，令人叹为观止。在2010年香港富得春季拍卖会上，一件“明宣德青花瓜瓞纹蟋蟀罐”，因构图精巧、寓意吉祥，最终以298.3万元天价拍出；在2012年中国嘉德春拍“古瓷萃珍”专场中，一件“明万历五彩海水云龙纹六棱蟋蟀罐”又以82.8万元的高价落槌。
值得一提，2019年北京嘉德春拍，一件明宣德御制澄泥浮雕狮纹蟋蟀盆成为全场焦点。这件十分罕见的蟋蟀罐，800万起拍，最终以高估价920万成交，令全场沸腾！
相信如果这几年宣德蛐蛐罐再现拍场，定会拍出更加令人惊叹的价格。
二、宣德蛐蛐罐为何难为整器
至于为何宣德蛐蛐罐均为残破之相。这就和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皇太后脱不了干系了。
当年，就皇帝而言，有点爱虫怜花的雅好本无可厚非，但由于臣工投其所好，很容易出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风气。这一风气一旦形成，小小的花木与虫鸟就会给人民造成灾难，给社会增加沉重的负担。
在皇帝的带领下，“万姓颇为风俗”，斗蟋蟀 一时成为国内颇为流行的游戏活动了。光在北京附近选取蟋蟀，宣德帝觉得不过瘾，他还派出许多宦官到全国各地去采办购置，并传旨敕令地方官员协助朝廷的宦官采办蟋蟀，弄得多方扰乱。
江南一带是出蟋蟀的好地方，过去也有过民间斗蟋蟀的风气，宣德帝便命人前去采办，还敕令当时的苏州知府况钟加以协助，敕令如下：
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令 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 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
皇帝向知府要蟋蟀，知府就得向下官小民摊派，1000个蟋蟀 不是小数，江南百姓都挖空心思去抢购。一时间蟋蟀的价格猛涨十倍，上好的则要十几两黄金才能买到。枫桥有个粮长，遇上一只上好蟋蟀，为了完成上方摊派的任 务，竟用自己的乘马换取蟋蟀，带回家中。妻子感到新奇 如此宝物竟然与骏马同价，便偷偷打开笼子观赏， 一不能留神这只蟋蟀跳了出去。妻子自知闯下大祸，便上吊自杀了。
粮长失去了皇帝的贡物和夫人， 已很伤心，再买蟋蟀比登天还难。更怕上司怪罪下来， 自己也自杀了。大明天子朱瞻基的个人爱好，竟然给江南百姓带来如此惨祸，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这样的恶性事件虽然极端，但也折射出当时上行下效的社会风气。不过丝毫也没能减弱瞻基斗玩蟋蟀 的兴致，他仍然乐此不疲，照玩不误，因此而荣获了 “促 织”（蟋蟀）天子的外号。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八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朝政由宣德帝的母亲、太皇太后张氏与元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掌。
张太皇太后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宣德帝的养虫与斗虫的嗜好以及搜罗名花异鸟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儒家英主的规范，宣宗活着的时候他们虽能以宽容的态度保持缄默，但一旦故去，其不满的情绪就要化为行动了，所以太皇太后张氏在宣德帝死后的当年，就发布了如下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
这道诏令当为宣宗补过，其中的“不急之务”必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停止这些活动并“革中官不差”，显然是为了让民休息而采取的善政。
罢去的“玩好之物”，必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极其精美而又奢华的虫罐。太皇太后罢去这些玩意儿有两重原因：一是防止对幼主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其时的正统帝年仅八岁，他急需学习儒家经典，而养虫与斗虫很容易使人（特别是儿童）入迷，荒废学业；二是为了维护儿子的形象，因为她认为养虫与斗虫不是明君应该做的事情。于是宣德帝喜欢的精美的蟋蟀罐，就被这位“女尧舜”罢去，而成为禁毁之物了。
这记录的背后不仅仅暗示着宣宗以后，宫中的养虫与斗虫之风终止，而且还透露出景德镇御器厂在正统至正德时期（1436—1521）停烧虫罐的原因。
三、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
蟋蟀的名字很多，有叫促织、趋织、 蛰等。在我国养蟋蟀、斗蟋蟀的历史非常久远，《尔 雅》中就有“蟋蟀生野中，好吟于土石砖 瓦之下，斗则矜鸣。其生如织，故幽州谓 之促织也”的记载。
据史料记载，唐代开元年间，“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此时人们把蟋蟀作为宠物饲养。后来，人们在玩赏过程中发现了蟋蟀好斗的特性，于是从宫禁开始兴起斗蟀之风。天宝年间，人们“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
斗蟋蟀之风在宋代宫廷中也十分盛行，宋人顾文荐《负曝杂录》 中说：“斗蛰之戏始于天宝间”，那时长安富豪竞相以重金购买好斗之蚩。宫廷内 养蟋蟀主要是为了斗耍嬉戏，上至帝王、 后妃、宫眷，下至宫女、太监，乃至宫内 民役，无不以斗蟋蟀为雅兴，此风在明宣德时期达到鼎盛。
明清两代皇帝中除明宣宗皇帝热衷于促织之戏外，喜欢嬉戏蟋蟀者也不乏其人。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仅以瓷质蟋蟀罐为例，不仅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仿 宋汝窑天青釉蟋蟀罐，“大明隆庆年制” 款的青花蟋蟀罐，“大明万历年制”款的 五彩瓜棱式蟋蟀罐，明中期宜兴窑刻梅花 纹蟋蟀罐，还有清光绪“正斋主人”款的粉彩蟋蟀罐等。
在这些藏品中以清代传世品较多，仅道光年泥制蟋蟀罐就达30多个。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方面因清朝距今历史最短，传世品易于保存，另一方面清代宫廷内斗蟋蟀之风较之明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代王公贵族大多是嗜斗蟋蟀的能手，官府还有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吏。晚清时宫廷内的权贵甚至不惜以三四百两乃至上千两银子，从集市购得身材健壮善斗的蟋蟀。
光绪时每到立秋，蟋蟀把式还通过 太监将那些上好的、准备拼斗的蟋蟀，送呈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一一为它们赐以嘉名，然后在颐和园召近支王公、福晋开盆为戏。一首《清宫词·养蟋蟀》云： “宣窑厂盆俄金玉，方翅梅花选配工。每值御门归殿晚，便邀女伴斗秋虫。”真实的描绘了清宫内斗蟋蟀之戏的场景。
清朝王公大臣除了嗜好斗蟋蟀之戏 外，帝后们更乐于在秋冬之季聆听草虫的 鸣叫，并将此举视为雅举。康熙帝曾有诗云：“秋深厌聒耳，今得锦囊盛。经腊鸣 香阁，逢春接玉笙。”
于是每年立秋之时，清宫内府即派人将各地方进贡的蟋蟀、蛔蛔等草虫精心饲养在盆内，以助 宫廷设宴时增加欢乐气氛。清人吴振械在 《养古斋丛录》一书中说：“清宫除夕及 新年宫廷筵宴，以绣笼贮秋虫置于筵侧。
乾隆时期有一年正月，乾隆皇帝在早春时节听到 温室内草虫鸣叫非常高兴，当他在圆明园 赐宴廷臣时，竟命蒋溥、开泰、刘统勋、 秦蕙田、刘伦等五位大臣，以“春候秋虫”为题赋诗。蒋溥因此作了一幅画，还 将君臣唱和的诗抄录在上面，此画现收藏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据专家们考证，在道光、同治、 光绪年间，每年元旦及上元节时，紫禁城乾清宫暖阁内，四周架子上摆满了蛔蛔、 蟋蟀、油葫芦、金钟儿等各类草虫。这些草虫日夜齐鸣，加上宫殿外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形成一种极特殊的庆贺声。
清朝的国祚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总共296年，比汉唐宋存活的时间都要长。两汉是405年，两宋320年，明朝（包含南明）316年，唐朝289年。值得说明的是汉朝、宋朝、明朝的国祚虽长，但都出现了断茬儿，唯有清朝是一脉相承延续下来。
然而，如此强悍的民族建立的稳固王朝，有谁能想到在王朝后期也不可避免地迅速走向腐化，当年“弓马娴熟，武功彪悍，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女真人，成为茶馆青楼提笼架鸟斗蛐蛐的座上客，直至王朝滑向亡国的深渊。
四、古人为何喜欢斗蛐蛐
虽然说古时候的人民相较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无法享受到先进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娱乐活动。但是对于身在朝堂的达官显贵和宗室纨绔来说，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完全可以享受到更为优越的日常活动的，然而他们对于斗蟋蟀都有着相当的狂热。这种狂热甚至到衍生到平民百姓，形成一种全民狂热的气氛，因此研究古人喜欢斗蟋蟀的原因是有必要的。
斗蟋蟀这种娱乐互动和打马球和蹴鞠相比，并不需要硕大的场地和完备的设备，这就有利于推广。宋代的汴梁城的寻常巷陌就有三三两两的斗蟋蟀者集聚一起，史记“每日早晨，多余官巷南北做市，常有三五人斗火着”。他们往往身着便装，或是工作之余的闲暇之时，或是繁忙之余的沐休之日，邀三五好友嬉闹关扑，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点缀。
此外，斗蟋蟀的安全性也是利于推广的重要原因，相较于需要很强的身体对抗的马球和蹴鞠，斗蟋蟀真正的下场者是蟋蟀而不是本人，蟋蟀在盆中进行咬牙相斗，操作蟋蟀相斗得人手握麦秆进行挑拨，他们本身并不进行残忍的肉搏。这种安全性也让那些养在深闺的寻常妇人也能够参与其中，为他们无聊的闺中生活添加几分情趣。
斗蟋蟀这项活动发展到后期，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活动了，它逐渐演变成一条完善的产业链。我们知晓当事物发展到产业化的时候，必然会带来经济利益，为了让着产业化能够一直进行下去，既得利益者自然会不遗余力的进行推广。斗蟋蟀发展到宋代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专门养蟋蟀的农民，史记“促织盛出，都民好养”，也有专门对蟋蟀进行收购的城里人，这种规模化的养殖和贩卖自然会带来经济利益。
到了明代斗蟋蟀的产业户不仅仅局限于蟋蟀本身，蟋蟀的养殖器皿也成为了产业链中的一环，史记“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这些养殖器皿不仅具备实用性，到了后期更开发出观赏性,有诗赞曰“戗金髹漆隐双龙,果厂雕盆锦香褥”，这种精美的养殖器皿售价不知凡几，让大批的蟋蟀产业从业中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在这种利益的推动下，他们在推广斗蟋蟀活动中自然尽心尽力。
此外，斗蟋蟀所使用的器具，养活蟋蟀所需要的的饵料，专门帮助高门大户饲养蟋蟀的下人等等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去进行维持，这些奢靡之物都是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的。
自古以来赌性最贪，一旦将斗蟋蟀活动和赌博相连，那么其自然而然会泛滥起来。在娱乐活动相较匮乏的古代，高门大户中的达官贵人可以通过蓄养妻妾，丝竹琴乐去消遣。但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们却没有多少娱乐方式，因此斗蟋蟀赌博成了相当受人喜爱的活动。无论是宋代还是明代，大批寻常百姓都在这斗蟋蟀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金钱。
斗蟋蟀作为一项有着千年历史的娱乐活动，虽然说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是它从最初的娱乐活动到最后成为赌博的工具，这种演变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升，当下我们的日常文娱活动逐渐的变得丰富，斗蟋蟀这项活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今的我们应当从斗蟋蟀的演变中理解到娱乐活动两面性，应当时刻提示自己不可以沉迷于娱乐活动，甚至将其作为敛财的工具，给自己和他人的人生带来祸患。
参考文献：
1、《帝王与宫廷瓷器》刘伟
2、《明宣德官窑蛐蛐罐》刘新园
3、《斗蟋蟀史话》 张泉鑫
4、《中国古代蟋蟀文化》 孟昭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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