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杓先生近照）
李裕杓
成均馆大学史学系
摘要：据传世文献，西周的东南方有淮夷集团。相关铜器铭文中不仅有“淮夷”，还有“南淮夷”、“南夷”、“淮南夷”等名称。这些名称的重要构成因素有“淮”、“南”。“淮”是地域因素，“南”是方向因素。这些因素分别构成各个名称，所以乍一看，这些名称是对不同集团的不同称呼。但是通过对相关铜器铭文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名称，实际上都是指称“淮夷”集团的不同称谓而已。
关键词：西周；淮夷；南淮夷；南夷；淮南夷
一、导论
西周王朝的东南方，存在着不少异族，就是西周铜器铭文所见的“南夷”、“南淮夷”、“淮夷”、“淮南夷”等。就传世文献而言，未见“南淮夷”、“淮南夷”等名称，“南夷”也只见一次[1]，比较常见的是“淮夷”。如《尚书·大诰》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判”[2]；《诗经·大雅·江汉》：“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3]等。这是很有趣的现象。目前为止，对这些名称有不少说法：在个别的情况下，有的学者认为南夷就是淮夷[4]，也有的学者认为南夷指南淮夷[5]。最近通过《首阳吉金》发表的“应侯视工簋”，其铭文中竟有“淮南夷”这个名称，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淮南夷”是“南淮夷”的倒写之误，或认为“淮南夷”是“南淮夷”的异称，省称为“南夷”[6]，甚至有人提出这篇铭文是后来伪编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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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夷”、“南淮夷”、“南夷”、“淮南夷”的命名，似乎存在某些差异。这些名称之间有三种主要因素，除了对异族之称的因素“夷”之外，还有地域因素“淮”[8]和方向因素“南”。一般的名称都受制于这些构成因素，使人联想到与此相符的某种实际形象。那么对“淮夷”等的实际形象跟这些名称是否相符？对此，本文要对其名称进行分析，根据相关事实的考察，互相比较，最后要提出各个名称所持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二、西周金文所见的淮夷、南淮夷、南夷、淮南夷
“淮夷”，这个名称中有地域因素“淮”。跟“淮”相关的地名，除了“淮水”之外，还在今山东潍坊的“潍水”中可寻。这与淮夷在周公东征之后南迁的说法一脉相承。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淮夷”[9]，列举于下：
（1-1）录卣铭文（穆王时期，《集成》5420）：淮夷敢伐内国。
（1-2）晋侯铜人铭文（夷厉时期，《近二》968）：淮夷伐格，晋侯搏戎。
（1-3）师
簋铭文（宣王时期，《集成》4313）：王若曰，师
！
淮夷
我帛畮臣，……今余肈令女
齐帀、
、
、僰
左右虎臣，正淮夷。即
厥邦兽，曰冉、曰
、曰铃、曰达。
（1-4）兮甲盘铭文（宣王时期，《集成》10174）：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南淮夷。淮夷）旧我帛贿人……。
值得注意的是，兮甲盘铭文中同时出现“南淮夷”和“淮夷”（详见下文）。“南淮夷”，这里有方向因素“南”和地域因素“淮”，可认为“南方之淮夷”。这除兮甲盘铭文外，还见于如下铜器铭文：
（2-1）翏生盨（夷厉时期，《集成》4459）：王征南淮夷，伐角、
，伐桐、遹。翏生从。
（2-2）敔簋（夷厉时期，《集成》4323）：南淮夷
及，内伐
、昴、参泉、裕敏、阴阳洛。
（2-3）虢仲盨（厉王时期，《集成》4435）：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
（2-4）禹鼎（厉王时期，《集成》2833）：乌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
（2-5）仲催父鼎（西周晚期[10]，《集成》2734）：噚伯边及仲催父伐南淮夷。
（2-6）驹父盨盖（宣王时期，《集成》4464）：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率高父见（视）南淮夷。
“南夷”，这个名称中有方向因素“南”，可认为南方之夷，则这个名称的覆盖范围很广泛，甚至可包括荆楚。不过，这个名称只见于如下几篇铜器铭文中，称荆楚的似乎不见。
（3-1）竞卣铭文（穆王时期[11]，《集成》5425）：惟伯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
（3-2）史密簋铭文（西周中期偏晚，《近出》489）：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
（3-3）无㠱簋铭文（西周中期偏晚（？）[12]，《集成》4227）：王征南夷。
（3-4）
钟铭文（夷厉时期，《集成》260）：王肈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
孳敢臽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
子迺遣间来逆卲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
（3-5）应侯视工鼎（夷厉时期，《近二》323）：用南夷毛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令应侯视工曰，征伐毛，我□□翦伐南夷毛。
（3-6）应侯视工簋（夷厉时期，《首阳》39）：王若曰：“应侯视工，
，淮南夷毛敢口薄厥众鲁，敢加兴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毛。休克翦伐南夷。
应侯视工簋铭文不仅有“南夷”，还有“淮南夷”。这个名称里面，有地域因素“淮”和方向因素“南”。应侯视工簋和应侯视工鼎两篇铭文讲的都是战争，该鼎的征伐对象是“南夷毛”，该簋的征伐对象是“淮南夷毛”，可见二者属同一场战役的记载。则应侯视工鼎铭文的“南夷毛”应该是应侯视工簋铭文的“淮南夷毛”。对此，在第三节进行辨析。
总之，“淮夷”有地域因素“淮”；“南淮夷”有方向因素“南”和地域因素“淮”；“南夷”有方向因素“南”；“淮南夷”有地域因素“淮”和方向因素“南”。只看名称，“南夷”可包括“南淮夷”、“淮南夷”，“淮夷”也可包括“南淮夷”，“淮夷”和“南夷”是平级概念关系。下面要进行讨论这些名称之间的关系，并考察这些名称的实际形象如何。
三、“南淮夷”与“南夷”名称之间的关系
“南淮夷”和“南夷”都是以方向因素“南”为冠名的，“南淮夷”名称受“淮”这个地域因素的限定，因此从字面上看，“南夷”是包括“南淮夷”的概念。至于这两者之间的实际情况，新出的“伯㦰父簋”铭文（《首阳》36）给我们提供关键性信息：
隹（惟）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
（孳）
、桐、
（遹）。白（伯）㦰父从王伐，
（亲）执讯十夫，（馘）廿，得孚（俘）金五十匀（钧）……。
这篇铭文所见的“
（孳）
、桐、
（遹）”是当时南征的对象。“桐”、“
”是在翏生盨、鄂侯驭方鼎铭文（《集成》2810）所见的“桐”、“遹”无疑，不过“
”尚未见。对该字的释读，李家浩先生释为“冓”，上古音“冓”属见母侯部，“角”属见母屋部，二字声母相同，韵部阴入对转，可见“冓”、“角”二字古音十分相近，可以通用[13]，本文从之。
尽管这里没有出现“南夷”、“南淮夷”等名称，这篇铭文却扮演着两者之间桥梁的重要角色[14]。这里所记的征伐对象也见于其他铭文当中：翏生盨铭文所记“王征南淮夷，伐角、
，伐桐、遹”，
钟铭文所记“南国
孳”，此外从鄂侯驭方鼎铭文也见到“王南征，伐角、僪”。
钟是由周王室做的器物，对周王来说最重要的是征伐对象的服从，因此主要记载其主要征伐对象以及他们的服从，即“
孳迺遣间来逆卲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翏生盨、伯㦰父簋铭文具有极为个人性的铭文，他们都着眼于战功，主要记载自己的功绩，同样其征伐地也有所差异。
对所谓“南国
孳”的“
”，陈直先生考释为“服令”之“服”，其地望为中国西南境内[15]。其外，杨树达、徐中舒、黄盛璋等先生考释为《牧誓》所见的“濮人”之“濮”[16]，孔传曰：“濮在江汉之南。”[17]伯㦰父簋出现之前，学术界普遍从他们的意见，但是该器问世之后，才确知“南国
孳”的地望位于淮水流域[18]。朱凤瀚先生对此提出了新的意见，“
孳”应是对南夷族群的鄙称，“孳”，近于番民、蕃民之义，即被征服后要服事于西周王朝的族群，类似于询簋铭文（《集成》4321）中的“服夷”[19]。
对“角、
、桐、遹”的具体地望，曾有过讨论。“角”，《水经注》：“淮泗之会，即角城也。”[20]《出土夷族》：“角，古国名……其地望疑在角城。西周早期的
子甗、
子鼎，当是角国器。”[21]故推测此地在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古淮河与泗水交汇处。“
”《说文·水部》为“
”，曰：“津，水渡也，从水
声。
，古文
从舟从淮。”[22]即
是津之古字。《铭文选》：“津或即津湖旁的小国。《水经注·淮水》：‘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迳渡。’，故地在今宝应县南六十里。角津两地在淮夷东侧。”“桐”或以为是今安徽之桐城市西北[23]，不过朱凤瀚先生已经指出，此点与角所在的淮、泗交汇处相距达二百三十公里以上，似失之过远。桐及遹，其位置亦当在今洪泽湖附近之淮水近域[24]。
看来当时
孳是很有力的淮夷族群，据
钟铭文周王征伐他们的都城，不仅南夷也附属，而且东夷也前往到达朝见周王。应该注意的是翏生盨铭文的记载“王征南淮夷”，即当时的征伐对象是属于南淮夷地区的族群，即“南国
孳”也属于南淮夷。那么他所率领来朝见周王的“南夷、东夷”是否都属于南淮夷？看当时位于周王畿东南方的夷族的地理范围，被“南国”一词涵盖的情况下[25]，盘踞于这些地区的夷族称为“东夷”即东方之夷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这里所提的“东夷”视为南国
孳投降后，跟着朝见周王的东方夷族势力[26]。而且，禹鼎铭文所记“南淮夷”与“东夷”并列，因此不能看作“南淮夷”涵盖“南夷”、“东夷”的概念，则与翏生盨铭文的“南淮夷”相应的是“南夷”。那么“南淮夷”就是“南夷”？对此应该考虑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些名称的出现时期。
表一淮夷相关名称出现时间表
时期
淮夷
南淮夷
南夷
淮南夷
西周中期
录卣
竞卣、史密簋、无㠱簋
西周晚期(夷厉)
晋侯铜人
翏生盨、敔簋、虢仲盨仲催父鼎、禹鼎
应侯视工鼎、应侯视工簋 钟
应侯视工簋
西周晚期(宣王)
师 簋、兮甲盘
兮甲盘、驹父盨盖
从“表一”得知，“南夷”在西周中期到晚期夷厉时期常见，“南淮夷”不见于西周中期，只见西周晚期[27]。而且应侯视工鼎、应侯视工簋铭文的断代方面，还有不少学者主张西周中期的器物[28]，这样的话西周晚期“南夷”的名称只见于钟铭文了。
钟铭文的断代，需要多方面的考虑：一，“
”即周厉王“胡”，则此篇铭文与厉王有关[29]；二，根据铭文的内容，
钟与噩侯驭方鼎同时，此鼎深腹圆底双立耳，常见于西周早中期的形制[30]，而且颈部的夔龙纹近于西周中期的师
父鼎；三，当时南夷、东夷朝见周王（
钟铭文），周王与噩侯驭方之间的关系也不错（噩侯驭方鼎铭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噩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东夷反叛（禹鼎铭文），这可证明
钟的断代早于禹鼎。总之，噩侯驭方鼎的形制、纹饰具有西周早中期的风格，参照噩侯与夷王之间的和谐关系、
钟的作器者为厉王“胡”的史实，
钟的断代应系夷厉时期偏早。则在夷厉时期后段，迄今未见“南夷”。
从字面上看“南夷”与“南淮夷”，“南夷”是“南方之夷”，“南淮夷”是“南方之淮夷”，则“南夷”是包括“南淮夷”的概念[31]。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两种称法之间存在明显的时代性特征。这样看来，“南淮夷”也许就是“南夷”，西周中期流行的称法，到了晚期夷厉时期，始现“南淮夷”这个称法，这两种称法同时存在，受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制约，“南夷”被“南淮夷”所替代而慢慢消失了[32]。
至于“淮南夷”，只有应侯视工簋铭文一例，其铭文曰：“王若曰：‘应侯视工，
，淮南夷毛敢口薄厥众鲁，敢加兴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毛。”淮南夷毛敢揭起反旗入侵南国，周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毛。其征伐结果曰“休克翦伐南夷。”，能够完成征伐“南夷”的任务。周王命令之时说“淮南夷”，这里说“南夷”，可证明“淮南夷”即“南夷”。而且应侯视工鼎铭文所载的征伐对象，曰“南夷毛”，“毛”应该属于“南夷”的一个邦国，即这也可以作证“淮南夷”即“南夷”之说。“淮南夷”这个名称中有地域因素“淮”和方向因素“南”，可认为“淮夷以南之夷”，如果“淮”看做地理因素，则可认为“淮水以南之夷”。
笔者谨慎地怀疑“淮南夷”即“南淮夷”的倒写之误，以“淮”冠“南夷”，看当时开始出现“南淮夷”这个名称，而且与“南夷”通用的情况，盖为原来要写“南淮夷”误写成“淮南夷”的[33]。
总之，通过相关铜器铭文的整理，“南淮夷”应该是“南夷”，它们之间具有时代性特征，“南夷”是西周中期到晚期夷厉时期流行的称法，“南淮夷”是西周晚期才开始出现的称法。至于“淮南夷”，只见一次，也许为“南淮夷”之倒写之误。从字面上看，这三种称法有不同的含义，但考其实际形象，其实这些名称指的是同一个对象，即淮水流域的淮夷。
四、“淮夷”与“南淮夷”等名称的关系
如前所论，“南淮夷”、“南夷”指的是同一个对象，“淮南夷”盖为“南淮夷”之倒写之误。那么这些名称与“淮夷”这个名称的关系如何？从字面上看，“淮夷”则涵盖“南淮夷”的概念。兮甲盘铭文中同时出现“淮夷”和“南淮夷”，因此本节将从这篇铭文为切入点，进行讨论。首先看一下其相关铭文内容：
…… 王令（命）甲政
（司）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南淮夷。淮夷）旧我
（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
（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贮。……。
周王认为淮夷本来理应进献“帛贿人”的臣民。但是当时的淮夷，好像已不向周王朝进献帛、委积、劳动力。所以周王命兮甲掌管成周四方的委积，派他前往南淮夷警告他们，不能不向周王朝进献帛、委积、劳动力、纻布[34]。
其中“至于南淮=夷=”，可释为“至于南淮夷。淮夷”。“王命甲……至于南淮夷”，“南淮夷”指的是周王派兮甲的地点，即南淮夷所盘踞的地区；“淮夷”是“淮夷旧我帛贿人”的主语，指的是族群，与此类似的句子在师
簋铭文可以见到，“师
！
淮夷
我帛畮臣”。此两器都系西周晚期的铜器。这两篇铭文所指的“淮夷”应该是同一个对象。不过师
簋铭文所示的地区与兮甲盘铭文中的地区有所差异。师
簋铭文的师
率领“齐帀、㠱、
、僰
左右虎臣”进行战争，俘获了“冉、
、铃、达”的四名邦首。据此而见，这里所见的淮夷盘踞于离齐国不远之处。齐、㠱（纪）、
（莱）都是今山东的古国[35]，师
率领这些山东古国而征伐淮水流域，不符常理。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对淮夷与南淮夷的认识，今山东潍水流域的是淮夷，淮水流域的是南淮夷[36]，看师
簋铭文的情况，可从顾先生对淮夷的看法，这里所见的淮夷很可能指的是今潍水流域，融通的说今山东地区的淮夷。兮甲盘铭文所见的南淮夷，应该从顾先生认为当时盘踞于淮水流域的淮夷。不过淮夷与南淮夷之间的区别，不像顾先生的主张那么明显，据兮甲盘铭文可知南淮夷也可以叫做淮夷。总之，淮夷不仅在淮水流域存在，而且在今山东地区也存在，其中盘踞于淮水流域的淮夷，也可以叫做南淮夷。即“淮夷”和“南淮夷”名称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如前一节所论，“南淮夷”、“南夷”指的是同一个对象，从字面上看平级关系的“淮夷”和“南夷”，在实际情况下“南夷”属于“淮夷”的范围之内。
接着讨论一下“表一”录卣、晋侯铜人铭文所见的“淮夷”指的是哪一地区的。录卣铭文系穆王时器，与此相关的铭文不少[37]，其中有与
国联合防守淮夷的内容[38]，当时
国位于今河南省郾城一带[39]，即这里的淮夷很可能是淮水流域的淮夷。晋侯铜人铭文系厉王时器，这篇铭文讲的是淮夷内侵格地，对此“格”地，李学勤先生曾认为当系晋地或与晋国邻近，这个“格”，就是战国时韩地格氏，河南荥阳北的张楼村曾出土多种“格氏”陶文，应即其所在[40]。夷厉时期，周朝与南淮夷之间的战争比较多，尤其是从敔簋铭文得知，当时南淮夷内侵到阴阳洛[41]、
地等周王朝的腹心之地，其中
地，据李学勤先生的考证，这个字从“冖”声，与“必”声古音相近得通，所以“
”应该读为“邲”，在荥阳东北，与格相近，则认为这两个战役是很有关系的[42]，本文从之。因而认为晋侯铜人铭文所见的淮夷应该指的是南淮夷。
五、余论
笔者关于西周铜器铭文所见的淮夷、南淮夷、南夷、淮南夷的名称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从字面上看，“南夷”是“南方之夷”，“南淮夷”是“南方之淮夷”，“南夷”应该涵盖“南淮夷”，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目前所见的铜器铭文资料来看，这两者是对同一对象的不同称法，而且具有时代性特征，即“南夷”是西周中期到晚期夷厉时期流行的名称，“南淮夷”是西周晚期夷厉时期才开始出现的称谓，当时与“南夷”通用，经过时间的推移，受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制约，“南夷”的称法慢慢消失，被“南淮夷”替代了。“淮南夷”盖为“南淮夷”之误。至于“淮夷”这个名称，应该是整个淮夷集团的总称，包括“南淮夷”，也包括“南夷”。
最后，本文要简单讨论一下，“南夷”、“南淮夷”的名称，为什么以“南”而冠名，为什么西周中期、晚期才出现这些名称。笔者认为，这是跟西周早期周公东征、康王东征有关。周王朝经过这两次大规模的远征，似乎完成了对东国地区的攻略。这个过程中周王朝将今山东潍水流域的淮夷与淮水流域的淮夷断开。为了更明确的区分这两个淮夷集团，把在淮水流域的淮夷叫作“南夷”及“南淮夷”，实际上是属于淮夷集团的。此外，还与当时的世界观也有关系，当时“南国”的范围覆盖淮水流域[43]，因此“南淮夷”、“南夷”的“南”的概念，也许是从“南国”而来的，即南国的夷族、南国的淮夷的意思。
注释
[1] 《诗经》、《尚书》、《逸周书》等史料中可以称为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当中，“南夷”只见于《诗经·鲁颂·閟宫》：“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朱凤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46页；《毛诗正义》卷二〇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97年，第617页。）但《閟宫》的年代尚存在疑问，《毛诗序》曰：“颂僖公能修泮宫也。”则为这是鲁僖公时期的事，如果这样的话，西周的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当中，找不到“南夷”这个名称。
[2] 《尚书正义》卷一三，第197页。
[3] 《毛诗正义》卷一八之四，第573页。
[4] 《出土夷族史料辑考》（本文简称为《出土夷族》）竞卣注“南夷”：“南方之夷，即淮夷。”十三年无㠱簋注：“南夷即淮夷。”（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1—193页。）
[5] 王辉：《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6] 韩巍：《读<首阳吉金>琐记六则》，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
[7] 黄益飞认为“淮南夷”并非西周时期存在的称法，这是秦汉时期才出现的。（黄益飞：《应国具铭铜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9—66页。）
[8] “淮夷”在地理上与“淮水”有着密切关系。但是“淮夷”这个名称的起名，是因为他们盘踞于淮水流域？还是“淮水”的得名，是因为淮夷居住于这条河流域？尚存在讨论的余地。陈梦家、童书业、李修松等诸位先生已经提出“淮夷”来源于“隹夷”即文献中的“鸟夷”，他们不但盘踞于“淮水”流域，而普遍散布于今鲁、豫、苏、徽地区，如除了今淮河之外，尚有山东潍水、河南猚水等地的得名，肯定也与此有关。如此看来“淮”不但指今淮河流域，而广泛指“淮夷”所居的地区。即“淮”不但是个地域因素，而也包含着族群因素的概念。（陈梦家：《隹夷考》，《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0期，1936年；童书业：《“鸟夷”说》，《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李修松《淮夷探论》，《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顾颉刚遗著：《徐和淮夷的迁、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文史》第32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2页。；黄盛璋：《淮夷新考》，文物研究编辑部：《文物研究》第五辑，（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朱继平：《从淮夷族群到编户齐民：周代淮水流域族群冲突的地理学观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9] 此外，在
方鼎铭文（《集》2824）可见“淮戎”，“王用肈使乃子
，率虎臣御（禦）淮戎。”这“淮戎”应该指“淮夷”。东方之夷也有称“戎”者，如《尚书·费誓》“徂茲淮夷、徐戎并兴。”（《尚书正义》卷二〇，第255页。）
[10] 这篇铭文的断代，陈梦家先生认为孝王时期，《集成》归于西周中期。此器已失传，不过其器形，王黼《博古图》有录。陈絜先生已经指出其器形与西周晚期的师同鼎、庙孱鼎等如出一辙，跟梁其鼎、函皇父鼎、多友鼎、此鼎、善夫伯辛父鼎等著名西周晚期器，也十分接近，即其年代或为西周晚期。本文从之。（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6—247页；陈絜：《“中催父鼎”补释及其相关历史问题》，《古文字研究》第28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5页。）
[11] 郭沫若先生说：“此器花纹、形制与录
卣如出一范，决为同时之器无疑。”录
卣，即本文（1-1）的录卣，录卣铭文所见的
、伯雍父，穆王时期主要活动的人物，因此本文把竞卣铭文归于西周中期穆王时期。（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6页。）
[12] 无㠱簋铭文器的断代在学界意见纷纭，如《铭文选》归于孝王，刘启益先生认为懿王器，黄盛璋先生主张厉王说。本文暂归于西周中期偏晚。（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11页，本文简称为《铭文选》；刘启益：《再谈西周金文中的月相与西周铜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2页；黄盛璋：《淮夷新考》，《文物研究》第5期，第29页。）
[13] 李家浩：《读金文札记两则》，《古文字研究》第28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6页。此外还有李学勤、何景成先生等的意见：李学勤先生认为从“央”声，释为“英”，或称“英氏”，汉石经《公羊传》作“央”，在今安徽六安西；何景成先生则认为“
”字可能是“薦”字，读为津，战国楚简《容成氏》“涉于孟
”，“孟
”即“孟津”，即认为“
”就是翏生盨所见的“
”，具备一说。（李学勤：《谈西周厉王时期的伯㦰父簋》，《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00页；何景成：《应侯视工青铜器研究》，《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0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4] 朱凤瀚：《由伯㦰父簋铭再论周厉王征淮夷》，《古文字研究》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4页。
[15] 陈直：“服子盖古国名也。《盐铁论·备胡篇》云：‘南越内侵，滑（当读为蛮夷猾夏之猾）服令、底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汉书·南粤传》作服领。苏林注：‘山领名也’，本铭文之
，为服国子爵，疑居于服领，因为国名。《盐铁论》篇中所举地望皆在中国西南境内，与本铭文所称南国
孳尤为吻合。”（陈直：《读金日札》，《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54页。）
[16] 杨树达先生：“然则
子为何人乎？以音求之，
盖经传之濮也。《书·牧誓》曰：‘庸、蜀、羌、髳、微、泸、彭、濮人。’伪孔传曰：‘庸、濮在江汉之南。’”；徐中舒先生曰：“服濮古同在幚并母，疑服子即《牧誓》‘微、泸、彭、濮人。’之濮。”；黄盛璋先生说：“服子国都当去鄂不远，而邓即在鄂之西南，亦相去不远。如此服即濮，正与邓为邻……而濮由服子国都及西周同时期伐鄂京例证，应在鄂、邓之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8页。；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2分，1936年，第152页；黄盛璋：《濮国铜器新发现——濮国地望、迁徙及其与西南诸民族关系新考》，文物研究编辑部：《文物研究》第7辑，（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321页。）
[17] 《尚书正义》卷一一，第183页。
[18] 唐兰先生说：“
当是南淮夷中之崛起者，然后世无闻，前人亦未尝注意，余颇疑其即濮也。
濮声相近。后世或叚濮为
耳。春秋时有濮及百濮，为夷族，近于楚。杜预《释例》谓在建宁郡南，在今云南，非也。余谓当在濮水左右，故名曰濮，《左传·昭公九年》有夷濮西田，是濮水本夷居之证。濮水在淮之上游，南流入淮，其地固与周相近也。”（唐兰：《昭王
钟考》，故宫博物院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19] 朱凤瀚：《由伯㦰父簋铭再论周厉王征淮夷》，《古文字研究》第27辑，第192—193页。
[20] [清]杨守敬等疏：《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52页。
[21] 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第203页。
[22]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页。
[23] 《铭文选》，第290页。
[24] 朱凤瀚：《由伯㦰父簋铭再论周厉王征淮夷》，《古文字研究》第27辑，第195页。
[25] 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第72页。
[26] 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5页。
[27] 对相关铜器的断代方面，陈梦家先生将竞卣归于康王时期，翏生盨归于孝王时期。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南夷”始见于西周早期，“南淮夷”始见于西周中期。竞卣系康王时器说，具备一说。至于翏生盨的断代，因伯㦰父簋的问世已经证明了与
钟同时，即应该系西周晚期夷厉时期。（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19—120、216页；王峰：《淮河流域周代遗存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41—151页。）
[28] 朱凤瀚先生、韧松先生等认为共懿时期，王世民、王龙正先生等认为孝夷时期。（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55—1356页；韧松、樊维岳：《记陕西蓝田县新出土的应侯钟》，《文物》1975年第10期，第68—69页；王世民：《应侯见工钟的组合与年代》，《保利藏金(续)——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王龙正等：《新见应侯见工簋铭文考释》，《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第57页。）
[29] 据唐兰先生的考证“
”可读为“胡”，史称厉王名“胡”，据此提出厉王“胡”自作
钟的看法。笔者从之。（唐兰：《周王
钟考》，故宫博物院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第39—42页。）
[30]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编：《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5—27页。本文简称为《分期》。
[31] 黄盛璋先生曾提出了广义的“南夷”可以包括“淮夷”，而“淮夷”则不能代表“南夷”的看法。具备一说。（黄盛璋：《淮夷新考》，《文物研究》第五辑，第38页。）
[32]
钟铭文所载，
孳率领“南夷”、“东夷”朝见周王。过了一段时间后，噩侯反叛时率领“南淮夷”、“东夷”，这载于禹鼎铭文。这也可以作为旁证。
[33] 但此难免为孤证之嫌，先搁在此，待考。
[34] 杨树达说：“貯当读为纻……《周礼·天官·典枲》云：‘掌布缌缕纻之麻草之物以待时颁功而授齎。’《说文·糸部》云：‘纻，檾属，细者为絟，粗者为纻。’盖纻本麻檾之名，《诗·陈风·东门之池》一章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二章云：‘东门之池，可以沤纻’或云麻，或云纻，其义一也。取纻织之为布，亦名曰纻。”（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第5页。）
[35] 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年，第85上、165上、391上叶。
[36] 顾颉刚遗著：《徐和淮夷的迁、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文史》第32辑，第2页。
[37]
卣（《集》5411）、
甗（《集》948）、
鼎（《集》2721）、录簋（《集》4122）、臤尊（《集》6008）、
方鼎二（《集》2824）、
簋（《集》4322）、
方鼎一（《集》2789）等器物的诸铭文。
[38] 录簋铭文：“伯雍父來自
”；
鼎铭文：“師雍父
至于
”；
甗铭文：“
從師雍父，肩事
使于侯
”。
[39] 裘锡圭：《说
簋的两个地名——棫林与胡》，《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86-392页。
[40] 李学勤：《晋侯铜人考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此外黄锦前、张新俊先生提出“霸”与“格”相通。据此谢尧亭先生进一步提出晋侯铜人铭文中的“格”就是“霸”的见解。具备一说。（黄锦前、张新俊：《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简帛网“简帛文库——古文字”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71，2011年5月3日发布/2013年8月1日下载；谢尧亭：《简论横水与大河口墓地人群的归属问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有实其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华诞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8页。）
[41] 即“上洛”，《水经注·丹水》引《竹书纪年》：“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雒。”今陕西商县境内。（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册，第287页。）
[42] 李学勤：《晋侯铜人考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121页。
[43] 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第72页。
文章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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