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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谈个人看法： 现代瓷收藏崭露头角
如今在瓷器收藏领域，明清古瓷已不再独步天下。由于目前古玩市场里所见的古瓷十有八九都是赝品，使许多初涉收藏领域的瓷器爱好者敬而远之。而一些做工精美、价格较低的现代瓷器在近几年来反倒越来越被一些收藏爱好者所看好。 现代瓷一般指的是建国后50多年来生产的瓷器作品。由于现代瓷缺乏一定的历史积淀，原先并不被藏家们所重视。事实上，一些现代瓷作品尤其是能反映新中国制瓷工艺水平的瓷器，同样具有很高的收藏与投资价值。因此不少投资者在近年来开始瞄准了具有升值潜力的现代瓷品市场，现代瓷中既有可供传世的名家珍品，又有供收藏界交流的收藏佳品，还有一些则偏重于陈设的瓷器。如果你想做少许的投资，可以选择那些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进行收藏。现代瓷品中还有一种极具收藏价值的“文革”瓷器，眼下正成为收藏界的热门新宠。目前珍品花瓶的价格已超过万元，且仍具有一定的升值空间。在北京的一次国际拍卖会上，曾有一件高40厘米、直径20厘米、图案为“毛泽东去安源”的立式瓷瓶拍出过2万元的高价。 投资现代瓷器，可从以下几点考虑： 应从美化家居、个人欣赏角度作为出发点，且买进价格不宜过高； 作为中长期的考虑，应挑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大师们的作品，售价大致在两三千元至万余元； 收藏一些存世量较小的“文革”瓷器，其增值潜力较大； 时尚类的收藏者可挑选一些器型别致、绘图具有时代感的作品；传统类的收藏者则可以造型规整、器型传统为首选，至于选择大件还是小件则看个人的经济实力与喜好。 应该说，当今制作精良的瓷器作品，只要投资得当就会有相应的回报，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前年春季在某省举办的陶瓷展销会上花5000元购藏了一件现代名家瓷器作品，这件当时作为摆放家居之用的瓷品，今年的价格已翻了一番。（信息来源：新闻晚报） 收藏：“红色官窑”成藏界新宠 2004.12.19 阅读:430 前几天，记者从广州市文物总店获悉，有收藏爱好者开始关注和收藏新宠--“红色官窑”（“文革”瓷）。 据悉，景德镇“文革”精品瓷胎是用几经精选的优质临川高岭土烧出来的，但这种高岭土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用竭，所以“文革”精品瓷从整体上来说已不可再生。 昔日的刻坯高手如今不是故世就是年高，且后继乏人，加上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一些陶艺家的心态变得浮躁，难以造出艺术精品；文革精品瓷在特定的年代为完成政治任务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在单靠一两个工艺大师单枪匹马，难以做出精品来；“文革”期间真正生产“文革”精品瓷的时间没几年，所以其存世量极少，尤其是“文革”全手工蛋壳胎瓷器，总的数量也只有1000来件。 艺术品市场里的老字号广州市文物商店在近三四年中，陆续在景德镇等地收集了“文革”精品瓷达数百件，很快就被广州和港澳的藏家抢购一空，其中近百件“文革”蛋壳胎瓷器，被广州少数先知先觉的藏家所珍藏，目前市场上较难觅到。全国许多收藏者不远万里来广州寻宝，也只能得到寥寥数件而已。“文革”精品瓷近几年来价格一路飙升，当年从“7501”主席用瓷挑剩下来的“职工用瓷”，四五元钱就可买到一件，现在这批“主席用瓷”价格以万元、十万元计。目前，“文革”瓷的价格还不十分高，与清三代的官窑瓷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元一件相比，其升值空间是巨大的。尤其是小型精品瓶的文房用具，其升值空间更大。 何谓“红色官窑” 官窑通常是指皇帝专用或赏赐有功大臣的瓷器，也指供重要等级的大官使用的瓷器。 “红色官窑”指的是“文革”期间由江西景德镇生产的各种瓷器，也叫文革瓷。就其艺术价值来说，它并不比清三代的官窑瓷器逊色。这种“文革”精品瓷的科技含量尤其是胎釉颜料的科技含量要比清官窑瓷高，装饰绘画要比清官窑更生动，器形更多变，手感更润滑。清代官窑瓷，用高科技仿制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而“文革”瓷精品是难以仿制的，尤其是全手工制作的蛋壳胎更难仿制。 曾经有一种误解，以为“文革”瓷都是一些粗糙的老百姓日用瓷，瓷面画的不是工农兵就是“斗私批修”之类的政治口号或是毛主席语录。诚然，这是“文革”瓷的一大特点，但其中部分精美的工艺美术瓷确实值得当精品收藏。 “文革”瓷的品种 景德镇“文革”精品瓷，除了人们较为熟知的“7501”毛主席专用瓷以外，还有下列品种：“文革”期间由景德镇制瓷名家精心绘制的工艺美术瓷作品；中央领导和中央单位专用的生活用瓷，包括毛主席用瓷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生活用瓷；为中央制作的国家礼品瓷；供展览、摆设、收藏、评比、出口用的陈设瓷；轻工部陶研所、景德镇陶瓷学院、各瓷厂美研室研发的陶瓷新产品或献礼瓷，如稀土瓷器、半刀泥瓷器等。（作者：沈咏梅 钟珮璐 ） 作为火与土的艺术，古今瓷器，因其既能给居家增添文化氛围和美的享受，又能给人们带来增值效应，因此，历来便倍受人们的青睐。 然而，尽管人人皆知瓷器收藏的好处，可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收藏者，尤其是面对数不胜数的古今瓷器物件，能切实明白地知道哪些才是最值得购藏的人，其实并不多。某单位曾请几个工艺美术大师制作一批瓷器雕件作品，结果因对瓷器市场整体情况缺乏了解，策划者竟不知道如何定价；不少本可优先获得者，也因茫然不知，而无一人购买；事后，当得知这些瓷器作品价格猛升，有人只好无奈地慨叹：“错过了一次赚大钱的机会，可惜”。这样的例子虽然特殊，但绝非个别。仔细推究原因，关键就在于许多人对不同瓷器的价值、价格缺乏了解。 在通常情况下，瓷器件的价值大小决定了价格高低，而不同的价格则对应了瓷器件的价值档次。从目前的市场实况看，古今瓷器的价格结构大致可作以下分档。 就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第一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件，其中又以“御窑”和名头特别响的器件价格为高，因而也最具收藏价值。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器件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10年前相比，普遍提高了10至100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已达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之巨。 官窑之外，各种带堂名款的器件则次之；工艺精湛的民间窑器又次之，其市场价格也相应依次往下。 再从瓷器件的胎体、釉质、烧结、纹饰来看，一般收藏家认为，彩色釉、低温单色釉的价格比青花高；器形特殊的器件，例如官窑的灯、瓶、炉等杂件瓷价，比一般碗、盆、碟等常用器件的价格高；精工细作或器型特大、特小者，价格往往高于寻常物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随着岁月流逝，明、清及以前的古旧瓷器件已越来越少，而且因为市场价格越来越高，其赝品也越来越多，因此，对于缺乏经验和眼力的初入行者来说，如没有把握，还是不要轻易介入，改为购藏现代瓷为好。须知，今天是昨天的明天，也是明天的昨天，所谓古瓷是相对而言的。趁多数现代陶艺家所作器件的价格现在还处于低位，择机购藏若干，三五十年以致百年之后，这些陶艺家的作品不同样会被视为“古董”而增值吗？ 当然，现代陶艺家的作品，也是按其价值、价格分档次的。首推者，自然是如秦锡麟、周国贞、王锡良、张松茂、刘远长、刘平等国家与省市级工艺大师的作品器件；起码是这些大师签名的复制品；其次为几可乱真而数量有限的高档仿品；再便是为重大事件、纪念日由名人定制、定烧的瓷器器件，如1975年的毛主席用瓷、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由国家级、省市级定制、定烧的瓷器件等。 在懂得了上述价值分档后，购藏者还务必要了解：瓷器收藏，贵在“文火慢工”，既要心态平和，又能持之以恒。如此坚持多年，相信必有所获。 （存存） “红色官窑”之谜
本报记者 杨选 在近年的瓷器收藏中，“红色官窑”是一个逐渐被人们提得多起来的名称，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品种。“官窑”历朝历代都有，指的是官方开设的窑厂为官方生产瓷器，是各朝代瓷器的最高水平。“红色官窑”瓷指的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尤其是70年代，以湖南醴陵群力瓷厂和江西景德镇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生产研制单位，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处生产的瓷器，以及国家礼品瓷。这些瓷器从设计、原料、拉坯，到烧制、彩绘等环节，无不精良，代表了当代中国陶瓷制造的最高水平。而同时，与历代“官窑”相比，这类产品数量不多，更显得珍贵，为藏家所关注也是很自然的了。 关于“红色官窑”，由于社会对其关注的时间不长，相应的研究及著作也不多，不像对历朝历代瓷器的介绍那样俯拾皆是。2002年出版的一本《红色官窑文革瓷器》是近十余年来最全面的收集介绍，另有些回忆、介绍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站。这些资料基本是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红色官窑”，但是目前在市面上可见的“红色官窑”瓷器，有相当数量其款识却是60年代的，其绘画风格和内容也与70年代的产品有很大不同。笔者收藏有几件60年代产品，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收到的两件不同器型的产品，其图案因笔法、字体、诗文相同，显然是同一人所绘，按照这样的机率推算，当时的画师不多，产量也不会很多。 这些产品究竟有什么样的产生背景？从资料上看，醴陵和景德镇从50年代开始就生产“红色官窑”了，但是，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已有的资料语焉不详。假如这批产品根本就是托伪之作，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做出这样一批高质量的产品？制作于什么年代？为什么而作？再者，那为何又会有对这批产品的仿品出现？此为谜之一。 70年代的“红色官窑”瓷器的图案以花卉为主，最多的是梅花，另有桃花、月季、芙蓉等，画面比较简单，注重装饰性。而60年代的产品，除梅花外，还有很多传统图案，如四季花卉、动物等，画面较大，注重整体性。绘画的笔法以传统笔法为主，有些接近于工笔，十分细腻。另外，从“中南海用瓷”来说，70年代的产品基本是以生活用品为主。而60年代的产品则除了生活用品、文房用具之外，还有不少装饰用瓷，如花瓶、鱼缸等。从这些情况看，似乎这两段时间在产品设计的主导思想上有所不同。是否真的如此？此为谜之二。 从底款来说，70年代的产品一般是“景德镇制”、“中国醴陵”、“醴陵群力”，以及“群力厂”的商标。而60年代的产品底款则是“中南海怀仁堂珍品陶瓷研究所敬制”、“中南海西花厅珍品陶瓷研究所”等。因为中南海还有其他一些知名的场所，如丰泽园，那么，有没有其它场所的款识？底款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变化？此为谜之三。 70年代产品的底款没有年代，而60年代的产品有的有年款，最多的是“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六年”，少数也见过有“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的，但从品质看，很可能是仿品。底款的字体一般只有两种：楷书和隶书，有红蓝两种颜色。底款字体十分规整，凡不规整的必是仿品。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年份的产品，其他年份有没有生产过？此为谜之四。 从“陶瓷研究所”的款识来看，这些产品应该是设在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研制的，那么，60年代有没有醴陵的产品？如果有，是些什么产品？醴陵的产品是否从来就没有过年款？那又为什么？此为谜之五。 这一系列的谜让人捉摸不透，愿与有此同好的藏友共同来揭开。收藏本来不是为了占有，而应该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探索，是一种体味。收藏的过程就是去了解历史，了解文化，学习知识，体验美、体验生活的过程。抱着这样一种目的，收藏就会使你的精神和生活更充实。 《中国教育报》2004年1月16日第8版 稿件来源：美术报
前不久，笔者一位好友告诉我，他最近制作了一个网页，请我看一下，结果让我大吃一惊，除了不少官窑瓷器以外，最让我惊喜的是那数十块新中国陶瓷中的经典瓷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1949－1979年期间创作的，几乎荟萃了当代景德镇所有的绘瓷高手，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为了亲眼目睹这批罕见的瓷板，笔者日前专程到藏家家里去观赏，可谓大开眼界、一饱眼福。 这批瓷板中，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张松茂的《政权归苏维埃》，程镇源的《农田小休》，杨树霖的《突击工程》，杨德贵的《红军烈士纪念》，景德镇艺术瓷厂制的《农业大跃进》等。六十年代王隆夫画、朱先喜设色、毕渊明题跋的《劳动归来》，章文超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松茂的《黄山》、《农家乐》、《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王云泉的《庐山老母亭》，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教师合作的《语重心长》等。“文革”时期章文超的《毛主席去安源》，张松茂的《井冈山主峰》，吴康的《毛主席和邓小平》，张京寿的《花鸟》、景德镇艺术瓷厂制的《毛主席、朱德会师》、《毛主席像》、《毛主席长征诗》等。 纵观这批洋洋大观的瓷板，其数量之多、品相之好、内容之丰富、绘制之精湛、题材之独特都是十分罕见的。如果将这些瓷板组成一个长廊，简直就是一部中国革命走过的光辉历史。另外，这些瓷板的作者集中了中国当今一流的工艺美术大师、科技人员和能工巧匠，他们个个是高手，个个有绝技。他们中有的是景德镇的老艺人，有的是学院派画家。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隆夫，擅长运用粉彩、工笔等写意的手法绘制古代人物画，兼及山水、花鸟，作品《粉彩八仙过海》28厘米薄胎碗曾于1980年获陶瓷美术一等奖；《粉彩四爱图》瓷板于1986年获全国工艺美术评比金杯奖。景德镇文联主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的特点是：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涉、无所不精，他的作品新颖、雅丽、装饰性强，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全国五届人大代表、高级工艺美术师章文超在瓷坛有“瓷画肖像大师”之誉，他的人物注重观神察志，博诸家之长，作品达到神形兼备，工致细腻，色彩逼真的艺术效果。 尤难能可贵的是，瓷板的保存难度大，稍有不慎容易断裂，况且这批瓷板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保存那么完好实属不易。据藏家介绍，这些瓷板的收集是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耗时20多年，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不少瓷板的问世，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如章文超在1968年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瓷板，由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艺术家创作一定要突出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画的质量必须保证高精度和高水准，因此不画和画得不好都将被打成反革命，当时，景德镇瓷像画一流高手章鉴（章文超的叔叔）和吴康都不敢或不愿画。而章文超却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废寝忘食地埋头创作，最后耗费数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景德镇文联名誉主席、工艺美术大师余仰贤看到此瓷板后惊叹不已，认为章文超的《毛主席去安源》瓷画与刘春华油画原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章文超画的另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头像现存放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纪念馆，这是经刘春华先生亲自审定，在安源纪念馆建馆的时候创作的，但是由于是露天放置，不能搬动，而且年久失修，现在已有破损。而《毛主席去安源》的原画又引发了诸多诉讼官司，现经法院判决，其所有权归国家，民间收藏已不可能。另外，《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原作由于保存不当，画面上的云朵也已经泛黄，而瓷板画是先将画画上，再经过高温烧制而成的，颜色不会变。因此，这幅《毛主席去安源》瓷板实属精品。 笔者以为，这批特定历史时期诞生的瓷板，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经济价值。那时，瓷板创作从选题到设计，从选料到烧制的方案都是经过反复修改调整，最后由领导审批定夺。陶瓷艺术家们则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创作之中，有的甚至冒着个人的政治风险去创作，像章文超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就属于此类；还有的陶瓷家甚至放弃个人的名利。如《农业大跃进》瓷板由王隆夫、赵惠民、涂菊清、康志城、杨树林等创作于五十年代，但瓷板上并没有署上他们的姓名，而是写上景德镇艺术瓷厂制。现在，这些陶瓷家都已成为当今一流工艺美术大师。（好运） 新中国美术陶瓷浮出水面
李移舟 对陶瓷研究和收藏者来说，200年前的乾隆朝瓷器是最熟悉不过的，而50年以来的新中国陶瓷却是最陌生不过的了。除了家里的餐具和各种形状的白釉毛泽东塑像，大家对其他新中国精致陶瓷美术作品几乎茫然无知。展览、出版和研究对这个领域也极少关注。 在近几个月周末拍卖会的日常征集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多件制于50至70年代的多个品种，多种装饰风格，多种款识的新中国陶瓷作品，鲜明的时代感和特殊的工艺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市场反应也认同了这种新鲜感，近三期“小拍”陆续推出的一、二十件作品全部成交，并达到民国时期中档瓷器的价位。 1952年 邓必浩绘雪景人物盘 估价 1，000—2，000元 成交价 4，100元 1950年 粉彩芦雁瓶 （建国周年纪念） 估价 1，000—2，000元 成交价 2，420元 1959年 金彩鱼藻纹瓶 估价 3，000—5，000元 成交价 3，300元 文革时期 彩绘喜鹊登梅笔筒 估价 3，000—5，000元 成交价 5，720元 1963年 彩绘学习雷锋盘 估价 无底价 成交价 2750元 1970年 彩绘牧笛图盘 估价 无底价 成交价 550元 粉彩芦雁图建国周年纪念瓶和粉彩雪景人物盘是1950年和1952年的作品，底款分别为“建国瓷业公司”和“景德镇市工艺美术合作社”，带有较强烈的民国“珠山八友”风格。邓必浩绘的雪景人物盘无论从厚厚的粉料堆积法和山石树木的构图上来看，都严谨地遵循了民国雪景大师何许人的法度。而人物们则脱下长衫换上了中山装，抛却钓竿挑起扁担搞生产，于是“独钓寒江雪”的文人雅趣就变成了“战严寒，斗风雪”的大生产景象。 作于1963年的“粉彩学习雷锋”盘，底款为“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显然已与从民国沿袭而来的私人公司和公私合营的“合作社”拉开了距离，工艺风格也远离景德镇传统，很象一幅水粉宣传画的陶瓷翻版。 彩绘喜鹊登梅笔筒制于70年代文革后期，采用在低温彩上罩透明釉的新技法，并于釉下暗刻填白粉饰以毛主席诗词书法，胎釉洁白细腻，底款为“中南海西花厅珍品”，其制作精细程度颇有些新中国“官窑”气息。而“喜鹊登梅”的传统图案和毛泽东书法的结合则较自然地兼顾了传统和现实。 （转载自《嘉德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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