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玉器的制作工艺 摘录（古方2006）

关于汉代玉器的制作工艺
　　关于汉代制玉工艺过程及制玉工具，虽不见于文献及考古资料，但仍可以从现有汉代玉器的造型、纹饰及一些玉器所残留的加工痕迹上去判断。
　　玉器的制作大体上有开料、琢治和抛光三个过程。
　　开料是将琢治用的玉坯从玉璞上切割下来。汉代玉器的成型有平雕和圆雕两种，故开出的玉坯也主要是厚薄不一的扁平片状和大小不同的块状两种。开料的工具是锯。由于玉的硬度较大，所以锯的时候需要用水加砂才能锯开。满城汉墓出土的两套玉衣的玉片背面都有切割时遗留下来的锯痕。有的是用圆片锯锯开的，有的是用直条锯锯开的。玉片上遗留下来的锯缝，一般宽l～1.5毫米，最窄的一条锯缝仅0.35毫米。这说明当时使用的锯已相当先进。
　　将玉琢治成完整的器型并施以纹饰，是制玉工艺中关键的一道工序，而琢治工具的质地及机械化程度决定了玉器质量的优劣。随着汉代钢铁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器的使用已在手工业中普及，因此，当时的琢玉工具应是铁制的，而且在硬度和韧性上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从汉代玉器的成型及纹饰来观察，砣子、管钻和桯钻是当时的主要琢玉工具。汉墓中出土的一些玉璧纹饰的阴刻线上尚可看出砣子琢刻的痕迹。这些阴刻线条流畅舒展，说明砣子的机械化程度较高，这与当时已经使用齿轮、轴承等较高效率的轮轴机械是分不开的。管钻主要用于穿凿较大的孔，如璧的外缘和内孔，一些扁平片形玉器上的透雕纹饰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只犀角形玉杯，杯内底部留有较大的管钻痕迹，杯上圆雕卷云纹饰之镂空部位亦有管钻痕迹。桯钻主要用于穿凿较小的孔。据观察，一般汉代玉佩饰上用于穿系的小孔，呈上口大，下口小，孔底更显尖细的斜坡形，这应是桯钻留下的痕迹。满城汉墓的玉衣片上的小孔，除少量是用管钻，多数是用桯钻钻成的，小孔孔径最大２毫米，最小的仅１毫米。
　　汉代玉器纹饰的琢制技法有：阴线刻、剔地浅浮雕、透雕、高浮雕和圆雕等。阴线刻使用很普遍，见于各种平雕和圆雕作品的表面，用于表现器物的主题纹饰、装衬纹饰或人物、兽类等的细部。剔地浅浮雕多见于璧、璜等的涡纹及一些剑饰上的纹饰等。透雕主要见于平雕玉器中的各种佩饰，表现人物或兽类的轮廓。定县43号汉墓出土的玉座屏是最大的一件汉代透雕作品。高浮雕常见于玉剑饰和东汉的大型佩饰上。圆雕作品通常是一些工艺美术品，有人物和动物等。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种琢刻技法在使用上常常不是单一的，一件玉器上的纹饰往往需要几种不同的刻法来表现出来。
　　玉器的抛光是制玉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从满城汉墓的玉衣片抛光情况来看，当时的抛光技术是很高的，能把玉片表面磨得如同玻璃一样光滑，闪闪照人，增加了玉质感。据推测，当时可能使用了“砂轮”和“布袋”等先进的打磨工具。
　　两汉四百年间制玉工艺水平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这突出地表现在玉衣的制作上。西汉中期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片背面尚能看出切割的锯痕以及用其它玉器(如Ⅰ型ｅ式壁)改装的情况。金缕粗细不一，估计是从金片上剪下来的细条。西汉后期中山怀王刘修的玉衣片用黄玉和青玉制成，色调协调，一衣片背面很少看到切割锯痕，更没有用其它玉器改装的情况。金缕较粗，抽拔成丝后还经过仔细加工，断面一律为圆形，长短也相差不多。东汉时期中山穆王刘畅的玉衣片则全部用青玉制成，而且磨得也很精细，银缕粗细均匀。这说明玉衣的制作工艺逐步完善，也反映了玉器制造业中的分工更加地细致。
　　汉代制玉工艺另一特点就是与金属、漆木细工相结合，产生出错金嵌玉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造型优美，而且精工细琢，纹饰华丽。常见的嵌玉金属器是玉具铜剑和铁剑。这些附在剑上的剑首、剑格、玉璏和玉珌，玉质纯净，纹饰或浮雕，或镂孔，十分精美。除剑饰外，镶嵌玉饰的铜器较多。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嵌玉片的铜卮、铜杯，嵌高足玉杯的铜承盘。满城汉墓出土有嵌玉鎏金铜枕、嵌高浮雕圆形玉饰的瑟枘、嵌玉铜铺首。嵌玉银器有银鹰座玉琮。另外，汉代的一些漆木器上也镶嵌有玉饰。满城汉墓出土的漆木器上所嵌玉饰小巧精致，图案有龙形、凤鸟形、云头形和桃形。二号墓的漆棺上嵌有玉璧和圭形玉饰，棺内壁上嵌有192块玉版。定县40号墓中还出土有嵌玉片木枕。
　　值得注意的是，嵌玉器物多见于西汉前期和中期，这主要是受战国时期兴起的镶嵌工艺的影响。至西汉后期，嵌玉器物较为少见，在造型和纹饰上也不及前、中期精美。东汉时期的嵌玉作品除剑饰外尚未发现。这可能是由于制玉技术提高，无论在器物造型上，还是在纹饰上，不必与金属器物相结合，就可以达到绚丽多彩，辉煌夺目的效果(如玉座屏、Ⅳ型心形玉佩、Ⅱ型枕等)，因此，从西汉后期开始这种工艺可能逐渐衰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