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的唐朝，外来文化的影响遍及唐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胡风”的影响下，服装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本文即以唐代服装风尚中的一些典型代表为例来论述胡风影响下的唐代服装风尚，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在我国的服装发展史上，隋唐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常穿着的常服被纳入用以区分等级贵贱的服色制度，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所起到的作用是，一方面使服色制度更规范，另一方面，由于穿着更方便的常服具有了区分等级的作用，穿脱繁琐不便的朝服、祭服等礼服逐渐成为虚设，常服的地位日益重要。隋唐至五代正是常服取代礼服的重要历史阶段，而唐代由于上承南北朝和隋，下启五代和宋，因而更是十分重要。
一个时代的服装总是与该时代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它既受时代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又是时代文化的反映。服装大致可分为礼服和常服两大系统，一般来说，礼服由于具有重要的仪式象征意义而更趋于复古和保守，很少会受社会流行风尚等的影响，而常服则恰恰与之相反，它总是会在符合本民族传统审美喜好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吸取社会流行因素，从而使得常服总是一个时期风格最丰富多彩的服装门类。唐代的服装风尚正体现了常服的这一特点。作为一个开放的朝代，唐朝时，各民族之间、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各种文化经过交流碰撞之后逐渐融合，共同铸造了光辉灿烂的唐代文明，而丰富多彩的唐代常服无疑是在这不同文化浇灌下开出的一朵绚丽花朵。
中国古代把北方、西域各民族人民以及外国人统称为“胡人”，“胡人”或者“胡式”的服装则被称为“胡服”。胡服进入中原文化区的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均用“胡服”之名，但其款式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且流行程度也不断加深。开放的唐代，胡风泛滥，胡服流行全国，达到极致。贞观时，长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女子则流行带羃离，史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离。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唐高宗、中宗以后，羃离逐渐退出服饰时尚，胡帽则继续流行。盛唐时，胡服终成“时尚服装”的宠儿，“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安史之乱对胡服热潮产生很大的冲击，但战乱平息后，又开始流行回鹘装，花蕊夫人《宫词》“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正反映了回鹘装在深宫中的流行程度。宫内如此，民间对回鹘装的热衷就更不必说了。此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装款式也相应变化，宽衣大袖开始流行，不过胡服热潮的余波仍一直延续到中晚唐。
唐人对胡服这一时尚潮流的追逐不仅限于表面化地全盘接受，而是更喜欢广收博采，以开放的胸襟将胡服中的某些因素消化吸收，将其融入中原本有的服装文化之中。此外，由于女性天生的爱美喜新心理以及社会普遍的对女性美的追求与欣赏，因而相对于款式、花色等比较保守、传统的男装，女装总是能最敏锐地踏准和反映社会流行节拍。唐代女性正是在对胡风泛滥这一时代潮流、趋势予以精确把握的基础上，或直接将胡服原样拿来为我所用，或将胡汉两种因素相融合，从而创造出具有新的时代气象的女装款式。笼统而言，唐代男子着胡服的“标准像”是头戴幞头或胡帽，身穿缺胯袍，脚蹬乌皮六合靴；女子着胡服的“标准像”则是头戴胡帽或仍然梳髻，下身穿小口裤，脚蹬软皮靴或锦靴，另外还流行穿全套男子胡服。以下通过对唐人服装中的几种典型因素进行论述来说明唐代服装风尚中的外来文化影响。
幞头和胡帽是唐代服装受胡风影响的典型代表。幞头产生于鲜卑族所建的北周时期，北周武帝改进了本族的帽子，将全幅的布帛裁出脚，用来包裹发髻，经过隋代的发展、定型，至唐五代时期更是十分盛行，成为男子常服组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幞头的佩戴方式和形式随着它的逐渐流行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初直接裹在发髻上，所以比较低平；隋末唐初，桐木或丝麻制作的“巾子”开始出现，并成为确定幞头顶部造型的定型物，它的使用使幞头形式有了很大变化，发髻上先罩以“巾子”，再裹上幞头，“巾子”的形制不同，幞头的样式也相应变化。幞头顶部盛唐时多为圆形，中唐时则多为直尖形式，幞头脚也由最初的软而下垂逐渐发展出以丝弦、金属丝等为骨架的翘脚、直脚等硬脚。幞头的花样变化之多，甚至有“武家样”、“武家诸王样”、“英王样”等诸多形制。由于样式多变、使用方便，幞头受到社会上下不同阶层的欢迎。如唐代陶俑、壁画中就经常可见着幞头的人物形象，张萱《武后行从图》中，武则天身旁随侍女官即戴长脚幞头、身着全套男装。另在宋代仍然可见的一幅唐玄宗画像中，玄宗以极为逍遥的姿态“坦腹仰卧吹玉笛”，但却仍然保留着“裹头”。在这种显然是模拟魏晋士人放荡不羁的精神状态的情景中，腹虽可“坦”，“裹头”却不可丢，足见幞头在唐人日常服饰中的重要性；而皇帝亦着幞头又说明它在人们日常服饰中的流行程度。
除幞头外，胡帽也是唐代流行的首服之一。所谓胡帽，并不具体指某一类帽子，而是泛指社会上流行的、由西北或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皮或毡帽。唐人对胡帽的接受有一个较为明显的适应过程，而女子首服的流变在这一过程中更是惹人注目，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唐人对胡帽的逐渐接受，更反映了社会风气的逐渐开放。如前所说，贞观时，“汉着胡帽”虽然已十分普遍，但女子中却流行障蔽全身的羃离，高宗以后，羃离逐渐被长度大大缩短的帷帽取代，帷帽檐边下垂的纱罗只到颈部，不仅戴起来方便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女子美丽的衣服可以毫无遮蔽地显露出来，甚至还会把垂下的纱罗掠开，露出面部。这种太过“暴露”的装扮终于招致舆论清议的反击，朝廷甚至专门下令禁止，却又屡禁不止。但是帷帽最终退出服饰时尚，却是随着胡风的盛行和开放程度的加深，胡帽取而代之的结果。史载，“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离渐息……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胡帽的盛行使得玄宗朝甚至下令“妇人服饰……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由明令禁止露出面部到明令“大露面”，这不仅仅是胡帽的胜利，也不仅仅是胡风的胜利，更是开放的社会风尚对礼教束缚的胜利。唐代最为流行的胡帽式样主要有浑脱帽和卷檐虚帽。浑脱帽是用动物皮或厚锦缎制成的毡帽，高顶，尖而圆。据说它的流行与初唐大贵族长孙无忌有关，他用乌羊毛做成浑脱毡帽，引起天下人的效仿，被称为“赵公浑脱”。卷檐虚帽则可能来自当时流行的柘枝舞，是一种高顶、帽檐上卷，以锦缎或毛毡制成的帽子。柘枝舞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舞蹈，唐宋时期十分流行，舞者身着五色绣袍，头戴胡帽，腰系银带，舞姿融刚健婀娜于一体。唐人诗中多有记载，如张祜《观杨瑗柘枝》：“促叠蛮鼍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此种“卷檐虚帽”与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织成蕃帽虚顶尖”的描述十分类似，由此也可知，“虚顶尖”应该是唐代胡帽较典型的特征之一。
女着男装也是唐代受胡风影响而产生并流行的特殊的“着装时尚”。史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太平公主所穿即为标准男装，而高宗与武则天“何为此装束”的发问则可能说明女着男装在高宗时期虽已出现，却并不普遍。不过这种风气很快就流行起来，至玄宗年间尤为盛行。唐人笔记说：“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这股风气至中晚唐时仍然流行，如宪宗朝中进士的李廓在其《长安少年行》中即写道“遨游携艳妓，装束似男儿”，由此也可以看出女着男装之风并未因时间推移而有所衰减。女着男装在传世绘画、墓室壁画、出土陶俑中也时或可见，这些着男装的女性形象，在英武之中透露出温婉洒脱、从容大度的气质，这也正是大唐气象的显现。
唐代是文化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从唐代服饰中也可看出唐人的自信和开放。胡服对唐代的服装风尚虽产生很大影响，但唐人却在这文化的碰撞中左右逢源，应付裕如。反观当代的我们，在中外文明的交汇中却日益失去自我，这不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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