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战争是欧元的催生婆。
如果没有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及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也许欧元这个“怪物”压根就不会降临到这个世界。毫不夸张的说，欧元的诞生是一座政治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那种实行了几千年的，主张以邻为壑和损人利己的国家关系原则在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寿终正寝。
在1999年欧元来到这个世界之时，不止一个人被赋予了“欧元之父”的尊称：让·莫奈——作为国务活动家，他为欧洲联合主张奋斗毕生；罗伯特·芒德尔，作为经济学家，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欧元的诞生进行了学术上的辩护；……。这些人有的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有的人的名字镌刻在了大学的校徽上。然而，在他们的背后，像这样一些名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弗朗索瓦·密特朗、赫尔穆特·科尔、夏尔·戴高乐、康拉德·阿登纳……，同样当之无愧应该为了欧元的诞生名垂青史。
作为经济学家，凯恩斯最初的成名来自于他在1919年的畅销书《和平的经济后果》，以及此前作为英国谈判代表为了抗议协约国对德国的苛刻态度而辞职的举动。当然，辞职这件事本身并不说明这个英国人对那个和自己的祖国打了4年血腥战争的对手有丝毫好感。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表明了他的立场：“协约国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应当是中央欧洲的稳定，而不是德国不能支付的赔偿问题”。凯恩斯警告顽固的坚持要从德国获得巨额赔偿的法国人，《凡尔赛和约》会受到一些“极端因素的玩弄”。
然而法国人和他的比利时盟友对此却置若罔闻。这并不奇怪，仇恨压倒了他们的理智。凡是读过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的人们，当然很容易理解普、法战争战败对其后几代法国人的影响。从1871年到1945年的75年间，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用“世仇”这两个字来形容是在恰当不过的了。可以说，无论是在帝国时代，还是在共和国时期，这两个死对头一有机会就开始给对方制造麻烦，以求尽量削弱对方。
1871年1月，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镜厅，作为占领军的最高统帅，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敌国的首都加冕为了德意志帝国皇帝。一个新帝国诞生的同时，是一个旧的帝国灭亡——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帝国解体了。作为普法战争的战败者，1871年法国人付出了5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这些黄金随后成为了俾斯麦创造全新的帝国马克的“第一桶金”。当然，最令法国人莫齿难忘的还是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割让。
普、法战争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和一种崭新的强势货币——帝国马克。从此之后的40多年里，骄傲的法国人似乎一直就生活在这个强悍邻居的阴影中不能自拔。而且，更刺激法国人的还是帝国马克对以法国法郎为核心的拉丁货币联盟的金、银复本位制的“拆台”——俾斯麦成功的使大量的法国金法郎流入德国，成为铸造金马克的黄金来源；而作为白银的一个主要生产者，德国则用唾手可得的银币去支付法国金币的对价。
互相仇恨的两个大陆国家不久就拉帮结伙组成了两个互相对抗的军事集团：以英、法为轴心的协约国和以德、奥为核心的同盟国。接着在1914年，随着萨拉热窝的枪声传来，两大集团大打出手。结果，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机关枪、毒气、铁丝网、地雷、壕沟、坦克、……和一切现代化的杀人工具的交织下，美丽的法兰西沃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恐怖的屠宰场和绞肉机。4年的战争中，法国人死了140万，74万人成了残废，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法国政府欠下了根本无法偿还的债务，而法郎也迅速的成为了不受欢迎的贬值货币。
当然，德国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1918年11月基尔港水兵的起义，导致了这个精疲力竭的帝国首先败下了阵来。法国人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在凡尔赛——半个世纪前德意志帝国诞生的地方，法国和比利时不顾一切的进行报复。法国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还将莱茵兰和鲁尔——德国的工业心脏置于国际监管。法国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如果可能的话，将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对手永远消灭。
《凡尔赛和约》第231条规定，作为侵略者，德国人应当承担协约国的全部战争损失。那么这个“全部战争损失”有多大呢？大约是1万亿金法郎！当然条约最后减免了大约68%，但是德国还是应该偿还3500亿金法郎。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实际上还是无法承担这笔沉重的债务。当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决定以德国没有按期支付用于赔款的电线杆为名，出兵占领鲁尔时，德国“沸腾”了。走投无路的德国政府公开拒绝偿还剩下的债务，德国财政部开始指令中央银行简单的用“印钞票”的办法来履行支付。
在这一场风暴中，德国的经济和马克彻底崩溃了。物价在一年中上升了许多亿倍！在通货膨胀达到高潮的
很显然，凯恩斯的警告成为了现实——《凡尔赛和约》不但没有为欧洲带来和平，反而成为了“和平的终结者”。仅仅过了不到20年后，大战再次在欧洲爆发，法国依然变成了你来我往的战场。这个国家到了也没有获得她希望的那些赔偿——德国人实际的支付额大约是《凡尔赛和约》规定的6%。而为了这笔赔偿，法国人显然付出了昂贵的多得多的代价。当希特勒闪电般的击败法国后，就在1918年德国签订投降书的那节车厢中，维希政府签署了屈辱的投降条约。这当然并非巧合，德国人像法国人一样深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精髓。
这就是“以牙还牙”的结果。看来，是到了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还未结束之时，一些比较理智的人就开始考虑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了。众所周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导致了3个主要的国际制度安排的诞生：在政治方面产生了雅尔塔协定和联合国；在金融方面产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贸易方面则建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人们希望建立这样一种国际秩序框架，这种新框架将逐渐淡化人们对于暴力的依赖。用对话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化解彼此间的矛盾，以尽最大的可能来将战争防范于未然，就是这种国际秩序安排的理论目标。
在欧洲，二次大战后，昔日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被无情的一分为二。但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历史并没有重演。盟国在从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扫荡纳粹余孽的同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断绝纳粹主义死灰复燃的经济基础上。在庞大的马歇尔计划的刺激下，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西欧各国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开始复苏。随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组织的建立，联邦德国被允许重建武装并成为了冷战两大阵营对峙的排头兵。一个强大而富裕的新德国没过多久就再次屹立在了欧洲。
大约就在欧洲的重建开始的同时，包括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内的许多人也开始考虑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从1870年到1945年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毁灭性的战争反复的降临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头上。也许确实是到了回头读读凯恩斯当年那本畅销书《和平的经济后果》的时候了。凯恩斯当年说的一点也不错，“迦太基式的和平已经实际上不正确，也不可能。没有强有力的欧洲结构，没有放松对任何精神的束缚，……你将被压倒，连同你的保证、你的制度和你现存的社会秩序”。
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不希望再看到另一场战争降临到他们之间。这两个不幸的国家尝尽了战争的苦果，他们受够了那种互相猜忌、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削弱、互相提防的折磨。法国和她的老冤家彻彻底底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和平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之上的”。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唯一通向和平的道路是填平国家之间的鸿沟，不是靠暴力，而是靠共同的经济、共同的市场、甚至共同的货币。和平是怎样得到的？当损害别人就等于损害你自己时，当别人的利益和你的利益已经无法分割时，和平就来临了。这就是和平。这些昔日的仇敌在意识到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繁荣对于和平的基本含义之后，另一个《凡尔赛和约》才没有在欧洲这片倍受仇恨和暴力蹂躏的土壤上诞生。
在构建欧洲和平大厦的过程中，德国和法国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政治上，法国人对重新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不完全信任。尽管阿登纳总理真诚的忏悔已经使绝大多数法国人宽恕了这个多次给自己的祖国带来灾难的国家；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个民主国家不会随着羽翼渐丰而故态复萌呢？戴高乐那一代的领袖们选择了欧洲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道路，用“融合”的办法来结束德国作为战败国的孤立状态，来医治战争给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带来的创伤。具体的途径就是在欧洲逐步建立起一个“超”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邦联或者联邦。参与国逐渐将原来享有的政治经济主权交给这个超国家机构，这样各国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竞争和矛盾也就将逐步随着国家界限和民族矛盾的消亡而不复存在。
虽然乍看起来，这样做对于每一个有着自己骄傲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欧洲国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一回忆起两次大战的血腥恐怖，不寒而栗的人们自然能体味出“和平”的宝贵。对于亲身经历过了世界大战的那几代人来说，如果“天下大同”真的能够埋葬“战争”，那么即使放弃一些主权也是值得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成为了国家间集体合作的典范。在战后短短的5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政府间的跨国合作就从经济领域最初的欧洲支付联盟、法、德、比、卢、意、荷的欧洲煤钢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货币浮动机制等等，发展到了政治层面的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会议、欧洲议会等等，可谓是成果显著。
战后，欧洲各国在货币方面的合作最初可以追溯到1948年由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18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为了对付战后初期的“美元荒”，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各成员国建立了“欧洲支付联盟”。这个联盟的最初目的是减少成员间贸易对美元的依赖，然而它实际上却起到了打开这些国家的货币在成员国外汇市场自由往来的大门的作用。在欧洲经济迈上正轨之后，旨在推动欧洲各国间货币发展的欧洲货币协定取代了欧洲支付联盟。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在这个框架内，人们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欧洲关税同盟的蓝图。如果你能回忆起当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对于德国经济的统一和政治统一所起到的卓越作用，你就能够明白这些国家在消除国界差异方面的良苦用心了。
在欧洲的经济合作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货币问题。众所周知，现代的货币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价值和流通是靠国家的法律和权威来保证的。但是从法理上讲，国家的法律和权威有是不能超越国界的。也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说，一旦越过国界，信用货币就丧失了这种由于法律保证而形成的价值。货币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允许别的国家的货币在本国流通的。持有一国货币的投资者要到另一个国家去投资，就必须将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转换成该国货币，才能在该国使用；而投资的收益要想拿回本国，就又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再“逆向”操作一番。当然，这一来一去的一番折腾后，你会发现去外国投资也许根本就不值得，因为你不但要支付货币兑换的手续费，而且还要承担汇率变动的风险。而后者的风险，在最近几年中可谓是触目惊心的。
统一的政治需要有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市场则离不开统一的货币。如果说，关税界限的淡化使得欧洲的经济合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话，那么“躲”在国界之后的货币障碍则成了阻挠各国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然而不幸的是，欧洲恰恰是货币众多，这一点从货币名称上就可以充分感受到：英国有英镑，爱尔兰有爱尔兰镑，德国有马克，法国有法郎，意大利有里拉，西班牙有比塞塔，葡萄牙有埃斯库多，希腊有德拉克马，荷兰有荷兰盾，奥地利有先令，瑞典有克朗，……。光是叫法郎的货币有比利时法郎、卢森堡法郎、瑞士法郎、法国法郎。
这些琳琅满目的货币对收藏家来说是一件好事，然而对于那些从事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人们来说，就苦不堪言了。尤其要命的是，在1970年代初，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柱——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之后，由于欧洲各国的经济水平发展迥异，利率环境不同，政府财政状况和经济政策千差万别，因此在外汇市场上他们的货币之间的汇率也颇有些反复无常，捉摸不定。西德马克、荷兰盾明显坚挺，而法国法郎、英镑、意大利里拉则经常成为“高风险货币”。这样一来，以货币流动为先导的欧洲经济和市场一体化进程就遇到了明显的“瓶颈”——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障碍。
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像当年的秦始皇那样在货币领域来一场“大一统”。这样，当人们都使用同一种标准货币，不同种货币彼此间兑换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欧洲国家面临的问题却要比当年的“秦始皇”复杂的多。因为秦始皇的货币统一是在“并吞六国”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欧洲在政治上依然被分割为各不相同的国家。尽管像芒德尔这样的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像欧洲这样一个经济和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集团，应当采用一个“最佳货币”，但是在实践中要想说服各国政府和各国中央银行放弃货币发行权，说服人们采用一种全新的货币，却可说是“难于上青天”。
统一货币与其他问题不同，且不说这些历史悠久的货币与各国的文化历史和民族感情之间的联系；要知道，一个国家一旦拱手交出了本国货币的发行权，就意味着在事实上丧失了利用利率和货币政策调节本国经济的自由。这无异于交出了经济的自主权。对于像德国这样的富国来说，人们担心放弃马克就会使德国成为“补贴”其他穷国的“自动取款机”；而对于英国这样一个经常被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困扰的国家来说，统一货币则意味着统一的货币政策，那样的话，天知道这个“英国病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正因为这些原因，尽管早在1969年12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就酝酿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并且随后制定了“欧洲货币一条龙计划”，但是并没有人真正相信统一货币的那一天会很快到来。不过人们还是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过渡措施。譬如说1979年，欧共体发明了一个共同的记账单位“埃居”（ECU），用以在欧洲货币体系内清算成员国间的国际收支，充当外汇储备以及作为计算中心汇率的标准，但不用于流通。1979年，欧共体国家又制订了新一轮金融计划，名为“欧洲货币体系”（EMS），于
不过，这些措施与其说是为将来欧洲货币的诞生做准备，不如说是为了解统一货币的“燃眉之急”。尤其是规定成员国货币汇率联合浮动的“欧洲货币体系”，这个汇率机制规定成员国的货币相互间的汇率波动必须保持在一个很狭窄的区间，一旦市场汇率脱离上下限，各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主动干预以使汇率回到这个范围。这样做表面上的确可能将各国的货币币此间的兑换汇率风险所定在一个比较下的范围，有助于降低风险。
但这样做实际上也等于是为外汇投机者设立了一个绝妙的“靶标”——因为人们知道，当某一种货币汇率脱轨，中央银行就不得不进行“坐庄”式的干预。而这种干预的结果如何，则完全取决于这个中央银行能否得到体系内的其他中央银行的联合支持。而这一点是很难说的，因为这个体系内的货币有强有弱，各国的货币政策有松有紧，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有高有低，这就从理论上决定了这个联合浮动体系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其他国家的货币而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同时改变本国的经济环境，这恐怕是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的。
1992年，这个汇率体系就面临了一场空前的危机：由于市场从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讲话中发现德国出于稳定本国货币和经济环境的考虑，未必会全力支持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弱币”——里拉和英镑，于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投机者们相继以“卖空”的手段攻击里拉和英镑。果不其然，德国联邦银行没有全力进行干预，于是里拉、英镑、西班牙比塞塔的市场汇率暴跌。尽管当事国的中央银行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但是依然没有制止市场的抛售。结果在损失了将近60亿美元之后，里拉和英镑被迫退出了欧洲货币体系。
其实，汇率危机的背后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场危机已经突出的表明了，在集团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要想人为地锁定各国货币的币值是非常困难的。在1992年的危机后，为了维持形式上的统一，人们不得不把原来规定的上下2.5%，总计5%的浮动空间加大到上下15%，总计30%。当然这样做表面上使投机欧洲货币体系内的货币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实际上也使得这个为了稳定彼此间货币汇率而设立制度安排，变得与纯粹的浮动汇率相差无几了。对于那些买卖人和“真正的”投资家来说，阻碍欧洲国家内部交易的汇率风险不但没有减小，而且还扩大了。
可以说，从欧洲经济合作的深度来看，统一货币的需求虽然存在，但还远未时机成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作为统一货币，欧元还是出现了。这是为什么呢？
人们在谈到欧元的诞生时，经常会将1989年4月欧共体通过的德洛尔关于建立欧洲经货联盟的报告作为起点。不错，这份报告的确明确了货币联盟的最终目标是发行统一货币，然而像许多其他好大喜功的计划一样，尽管欧共体国家表面上对于统一货币的目标表示认同，但是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乌托邦式的提议能够很快变成现实。真正导致欧元这么快就出世的直接导火索是——德国的统一。
德国的统一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不安。1989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席密谈就很能说明这种情绪，密特朗说：“我们面临与战前英、法两国领导人同样的局面，他们当时就没及时做出反应。我们不应该让慕尼黑的局面再现”。虽然密特朗曾经想方设法的阻挠德国的统一，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了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密特朗相信，随着德国的统一，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可能迅速膨胀，为了防止德国重新成为不受控制的“大象”，必须尽早用欧洲联合的框架将德国“拴”在一个一体化的组织内部，用整个组织的力量去逐步“融化”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让德国那个令人畏惧的经济，彻彻底底的与欧洲其他国家融为一体。只要经济基础实现了一体化，那么上层建筑就好办得多了。
密特朗抓住了德国急于消除人们对于两德统一的恐惧的心理，向德国总理科尔提出了加速欧洲政治和经济联盟的提议。科尔当然清楚这项提议的真实意图，然而作为和密特朗一样亲身经历过德国的纳粹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批领导人，科尔同样不希望统一后的德国重蹈历史的覆辙。与阿登纳、施密特那一代领导人一样，科尔自己也是一个积极的“欧洲联邦主义者”。从个人感情出发，科尔绝不希望德国有朝一日再度成为欧洲不稳定的源头。这是这种强烈的愿望，导致科尔最终做出了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放弃德国自己的货币——德国马克。科尔清楚，这样做也许在很长时间里会影响德国经济的繁荣，但是为了德国和欧洲的永久和平，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大家就都知道，欧洲货币统一的进程突然间加速了：1991年12月，欧共体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正式确立了欧洲经货联盟和政治联盟的目标，并规定了各国实施单一货币在汇率、通货膨胀、利率、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等五方面的经济趋同标准。1998年5月，欧盟布鲁塞尔首脑特别会议确认法国、比利时、德国、爱尔兰、荷兰、卢森堡、意大利、芬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11国为欧元创始国。1995年12月，在欧洲理事会马德里会议上，“Euro”——欧元被选为欧洲未来货币名称。在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后，
在某些热衷于“战斗”思维的人们看来，欧元的产生是“独立的欧洲为了摆脱对美国和美元的依赖的创举”，“欧元的诞生挑战了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不过那些欧元的倡导者也许并不这么想，从欧元产生的历史看来，欧元的出现与其说是欧洲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必然，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理想的产物。
欧元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试验，是一个用货币这样一种经济手段来“消灭”国家，“消灭”战争，“消灭”仇恨，“消灭”差别的伟大试验。这个试验能成功吗？没有人确切的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欧元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像当年那些扬帆远航的人们一样，当欧元这条大船扬帆起航时，摆在船员们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航线：一条通向海底的坟场，另一条则通向理想国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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