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同性性行为定罪的性侵犯法案是由另一位工党后座议员里奥·阿不思（9）推动的，他也是一位犹太裔左派，同样出身贫寒，与西弗曼一样也是个充满激情的律师。工党前座议员对他的看法是倾慕与怀疑兼而有之。政客们面对变革的思潮又一次采取了反动态度，尽管思变的或许不是公众而是日后经常被人轻易贬称为清谈阶级的群体。1957年提出报告呼吁将成年男子之间私密自愿性行为合法化的约翰·沃芬顿是一位学校校长。他的委员会里面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从长老会牧师与道德神学教授到托利议员。他的结论被保守党政府拒绝后运动随即开展起来，尽管运动的本质主要还是派系斗争。运动以一封寄给《观察家报》与随后另一封寄给《泰晤士报》的公开信揭开了序幕。艾德礼勋爵与著名哲学家A.J.艾耶尔（10）都是这一运动的支持者。1958年5月同性恋法律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创始成员中包括神职人员、出版商、诗人与议员，其中同性恋寥寥无几。协会第一位全职工作人员是一位已婚教区牧师安德鲁·哈利迪·史密斯。协会在伦敦卡克斯顿大楼（11）举行的第一次公众集会吸引了上千人。
威尔逊政府私下里就同性恋合法化问题发生了分裂。一般来说，较为传统、工人阶级出身的内阁成员对此最没热情，克罗斯兰与金肯斯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最为积极。至于坐满了公学毕业生的保守党议席在私下里比工党还要宽容一些。人们普遍认为威尔逊在私下对改革很不满。然而就像绞刑一样，内政部提供了暗中支持，还保障了足够的议会讨论时间来通过相关方案，从而使改革最终取得了成功。和绞刑一样，同性恋法律改革也有阿不思这样极端活跃而坚定的鼓吹者。他在战前是个工人，共产党的同情者，战时加入皇家空军，战后当了律师。阿不思用行动一次又一次表明后座议员并非只能充当游说团体的炮灰，而是能带来真正的改变。他个性古怪而招摇，喜欢用弗洛伊德分析法来分析其他政客，日后因此捅了不少乱子。他的个人风格从2000年他出版的著作《口交、受虐狂、政治和爱情》中大约可以窥得一二。日后1967年性侵犯法案将会遭到同性恋活动人士的批评，理由是法案在推动法律平等方面做得很不够，合法年龄定得过高，“私密”的定义也过于狭窄，导致法律出台后依然有大批人被判处猥亵罪。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块里程碑，它的基础则是始于五十年代的公众态度转变，甚至还能追溯到更早的战争时期。
如果说反绞刑运动可以追溯到本特利与爱丽丝的受刑，同性恋改革运动可以追溯到对五十年代大清洗的厌恶，那么堕胎法案的改革则源自两个不相干的可怕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个14岁的小女孩，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她在伦敦西部一座军营里遭到了几名卫兵的强奸。一名医生拒绝为她堕胎，理由是她没有生命危险因此他的做法会触犯法律。这时另一位名叫阿莱克·伯恩（12）的医生介入了进来。他完成了手术并不出意料地遭到指控。伯恩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那名女孩的心理状态极为脆弱，因此堕胎实际上是必须的。他最终胜诉并立刻被一场声势有限的妇女运动当成了英雄，这一运动早在1936年就开始推动堕胎法律的改革（她们走了一步错棋。伯恩很快就会公开宣布退出运动，声称大规模堕胎将会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大屠杀”，并将于1945年成为未出生儿童保护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件事的影响范围要大得多，也就是1959～62年的萨立多胺药品事故。这种号称能治疗失眠、感冒、流感与晨起恶心的灵药导致了数目众多的畸形产儿，其中许多肢体不全或全无肢体。民意测验显示主流公众支持对畸形胎儿进行堕胎。这件事的影响力远远胜过堕胎法律改革协会的行动，当时协会会员仅有1100名。
堕胎问题也很明显是阶级问题。六十年代初，哈德利街与其他伦敦西区的诊所估计共进行了10000余次秘密堕胎手术，这些手术都有相关文件支持并伴随着大量现金转手。而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是条件恶劣的街头堕胎，用具无非是晾衣架、化学药品与皮搋子之类，经常造成伤害以至于死亡。每年全民医保所属的医院都要接诊35000名堕胎失败的女性。就算在100万与250万非法堕胎手术（考虑到堕胎手术的隐蔽私密性质，具体数字的含糊也是不可避免的）之间取个平均数，依然意味着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将自己暴露在了可怕的风险之下。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流产失败已经成了孕妇意外死亡的头号原因。对于下一批意图改变国家的后座议员们来说，这一主题对他们即将推进的改革至关重要。
大卫·斯蒂尔（13），一位刚刚通过递补选举进入下院的苏格兰自由党人，此时尚且不到30岁，从法学院毕业刚刚两年。“大卫男孩”日后会成为党内领袖以及第一任苏格兰议会主持人。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有争议的一仗还是为了堕胎合法化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他在1966年个人提交法案投票中名列第三，一开始他还以为他会领导同性恋法律改革，直到后来他意识到苏格兰地区对这一改革究竟有多么敌视（当地相关法律在未来很多年里都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改革只能在英格兰与威尔士进行。思想严肃的年轻斯蒂尔对英国国教会最近提交的堕胎报告印象深刻，报告从基督徒立场出发呼吁有节制的堕胎，他本人在打定主意之前还观摩了一场堕胎手术。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被金肯斯扶持起来的。和西弗曼与阿不思一样，他也有专家意见撑腰——不是沃芬顿报告或者哲学家充满激情的著作，而是世界卫生组织于1946年做出的声明，声明称健康意味着“精神、身体与社会的全面福祉”。这意味着妇女遭受的精神折磨可以作为堕胎的理由。法律就此通过，今天英国每年大约要进行180000次堕胎，其中只有2%用得是这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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