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网上搜索到了发动袭击的必需信息。这场袭击之所以尤其令人毛骨悚然是因为伦敦街道下方地铁隧道中血腥而恐怖的场景提醒了整个国家，英国就如同美国与西班牙一样是恐怖袭击的目标。事实上，英国与巴基斯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两国人员往来密切，这也使得人们担心英国在此类袭击面前将格外脆弱。布莱尔得知袭击发生的时机可谓痛切至极，此时英国刚刚赢得2012年奥运会的承办权，而他正在格伦伊格尔斯参加八国峰会，讨论魄力十足的对非洲援助新计划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分歧。一听到袭击的消息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伦敦。
事后看来，就算进一步增加闭路摄像头的覆盖范围也很难预防伦敦地铁爆炸案，因为地铁里的监视程度已经很完全了。身份证体系也起不到多少作用，因为4名恐怖分子都是英国公民。“追寻资金”的反恐立法也难以见效，因为这次袭击根本没花多少钱。唯一有可能起到效果的就是更为彻底的情报工作。特勤局与密情局（俗称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早已获得了大幅预算提升来追踪各种意欲行凶的恐怖主义团体。2001年试图炸毁一趟巴黎至迈阿密航班的“鞋子炸弹客”理查德·瑞德（1）是另一个本土极端分子的典型。他走访过从布朗利到约克郡的诸多“激进”清真寺。近几年来还有更多袭击阴谋得到侦破，尽管并非所有嫌疑人最终都会出庭受审。2005年8月，警方在伯明翰、海威科姆以及伦敦东部的沃尔瑟姆斯托抓获多名嫌疑人，有关方面相信他们策划炸毁整整十趟跨大西洋航班。恐怖袭击的危险切实、广泛而难以捉摸地存在着。
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允许持不同政见的神职人员与活动家从中东来到伦敦避难，其结果就是英国容纳了众多到处煽风点火的危险激进分子，他们仰慕基地组织并宣传暴力圣战。9·11事件扭转了大环境之后，新的法律陆续出台，使得政府有权不经审讯就对支持或酝酿恐怖活动嫌疑的外国人实施拘押。这些人不能遭到遣返，因为人权立法禁止将任何人送回可能对其上刑的国家。接下来一共17名嫌犯被关押进了贝尔马什监狱（2）。但是2004年12月上院裁定此类关押行为具有歧视性且关押时长与犯人罪行不相称，因此不合法。五周之后内政大臣查尔斯.克拉克通过“控制令”发动反击，对那些他无法起诉或遣返的人实施了行为限制。这一措施也可适用于本土恐怖活动嫌疑人。一个月后的2005年2月，60名工党议员对这一权力也掀起了反叛，政府差一点就没能挺过这轮投票。10名贝尔马什监狱的囚犯出狱并接受了行为限制，但是争斗远未结束。2006年4月一名法官裁定此类控制令“是对司法的冒犯”，因为它们给予了身为一名政客的内政大臣过多的权力。两个月后该法官又称对6名伊拉克人每天18小时的宵禁是“对自由的剥夺”并且同样违法。新任内政大臣约翰·瑞德上诉失败，只得不情愿地放松了控制令的力度。而在其他案例中，两名接受控制令的人员则神秘消失了。
新工党治下的英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旧式法律与自由观念和一个无国界危险新世界之间的较量当中。正如我们所见，四十年代的英国是一个查探与管制程度极高的国家，那时的英国刚刚熬过一场事关国家存亡的战斗，一切都不可以常理度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冷战催生了一个影影绰绰的安全过度，其中充满了针对BBC雇员的调查，军情五处对政治激进分子的监视，秘密的地下坑道与掩体体系，以及英国司法管辖权无法覆盖的美军基地。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对神圣的法律原则造成严重挑战：人身保护，言论自由，无罪推定，政治庇护，英国公民无需证件在国内自由旅行的权利，以及守法公民住宅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反恐战争”面前，这些原则突然之间就陷入了危机。
就政府看来，眼下英国正面临着一种崭新而曲折复杂的威胁，大臣们声称这一威胁还要延续30年，在这种情况下为窃听、强制令以及政治权力设置新的限制根本就是帮倒忙。他们很肯定英国人民也会同意这一点。而那些提出抗议的司法人员、媒体人员、活动家与民选政客全都是过度心软的自由派，一群顶着花岗岩脑袋的少数。布莱尔、瑞德以及斯特罗尤其热衷于强调这一点，就人数多少而言他们很可能是对的。日后戈登.布朗觊觎首相之位时也使用了类似的强硬言论。与历史传统大异其趣的是，这回修筑工事捍卫民权的势力成了保守党，自然还有自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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