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变革中的突然死亡

稿件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戴鸿慈（中右）、端方及出洋考察诸随员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尚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一道改革上谕，正式宣布启动新政变法。清末新政，前后十年，可圈可点，颇有成绩。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在立宪派看来：这是立宪与专制之争。就在日俄宣战后三天，立宪派就表示，“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随着日本战场上的胜利，日俄战争结束还不到两个月，“预备立宪”的启动仪式就开始了。1905年7月16日，清廷特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政治，不久又加派绍英。这标志着清政府基本确立了立宪改革的决策，并且迈出了关键一步（后因革命党人吴樾谋炸事件，徐世昌、绍英留京，改以李盛铎、尚其亨代之）。

清末新政的重点就这样转移到预备立宪上，围绕“立宪”，宗室贵胄和汉族大员、体制内外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三个政治派别、四种政治势力，在晚清最后十年合纵连横。

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

1908年8月，清廷在巨大的压力下，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明令以1916年为立宪预备期限。而实际上，清政府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未能让立宪派及其他社会各界相信。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对其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

是先召开国会再制定宪法，还是由皇家先独自制定宪法再开国会，成为立宪派与朝廷斗争的焦点。只有先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的宪法才有合法性，此时俨然成为社会各界共识，由于立宪派和影响越来越大的绅商都不承认《钦定宪法大纲》的合法性，所以最有力量的绅商率先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开国会和平请愿运动。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商人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却对自己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毫无所感，就是毫不妥协，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一定要独揽制宪权，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结果使本来温和的、竭力维持体制的立宪派越来越激烈，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最终，他们岂止“袖手旁观”，而是与革命派结盟，积极参与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中。就这样，为立宪而生的谘议局和资政院，承担了革命养成所的角色，为一场与它本意完全相悖的革命作了舆论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09年张之洞去世，张的“离场”，使朝内失去了调停老少亲贵、调停新旧势力、调停南北争端的第一元老。而在此前的1909年1月2日，两宫尸骨未寒，尚带孝的军机大臣袁世凯突然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袁世凯既有实力，又有经验，更有手腕，无疑是治国理政的杰出人才，同时也是抑制亲贵弄权的第一把好手。随着袁世凯、张之洞两位最后汉臣的相继“离场”，不仅使亲贵势力更加膨胀，竟难以遏制，而且使中枢的领导力危机急剧恶化，大清的江山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最后，皇族内阁的出台给了大清国致命一击。这个内阁名单绝对是“致命选择”，13人中，只有4人属汉人，其余的不是皇族，就是满洲贵族，让汉族士大夫彻底失望。就连庆亲王、那桐等人都在阁员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奏请收回成命，但没有获得摄政王载沣的批准。

责任内阁变成了“权贵内阁”“皇族内阁”，这个结果与立宪党人的期待相距太远，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朝廷表达反对意见，希望朝廷知错即改，重回立宪轨道。五月初三日（5月30日），国会请愿同志会联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发起成立宪友会，呼吁朝廷尊重君主立宪政体，“督促联责内阁”。

面对各方面呼吁，朝廷装聋作哑，不予回应。六月十一日（7月6日），谘议局联合会再通告全国，反对皇族内阁，强烈要求重回立宪体制正轨，愤怒情绪溢于言表，辞气已近决绝。

立宪党人手无寸铁，和平请愿得不到清廷眷顾。武昌城头的枪炮声终于惊醒了朝廷的迷梦，摄政王载沣于11月1日立准“亲贵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邹嘉来等集体辞职，为新内阁组成扫清道路。紧接着，清廷任命“贤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其对湖北军务稍作部署后迅速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负完全联带之责任”。

清帝国立宪改革重回正确轨道，然而，就像严复当时就意识到的那样，清廷举措正确，但是太晚了：“10月30日的罪己诏，皇帝宣誓俯允资政院的意愿。资政院马上要召开会议。皇帝发誓不在内阁中安插任何皇族的成员。他同意完全赦免政治对手，甚至是反对清廷的革命党也在赦免之列。将由资政院草拟宪法，并无条件接受。然而，清帝国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了。

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