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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匈奴的出走和东匈奴被排挤出塔里木盆地的事务确保了中国对中亚的霸权。然而，这一形势因以西汉覆灭为标志的中国内战（公元8－25年）而被破坏了。匈奴单于利用这些内战夺取了对吐鲁番国的保护权（公元10年），并袭击中国边境。科兹洛夫使团在库伦附近的诺恩乌拉发现了属于该时期的一个匈奴首领的坟墓，使我们可以目睹匈奴文化，其中有绣着程式化动物图案的织品，它们展示了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和阿尔泰艺术特征；同样也有来自中国和希腊－罗马化的克里米亚的外来物，即一件属于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和来源于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国的一块希腊式织品。
当第二个汉朝，即后汉，在中国王位上登极时（公元25年），中国对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关系还需要重新恢复。中国十分幸运，此时匈奴内部产生了分裂。公元48年，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比的率领下起来反对蒲奴单于，并归附中国。光武帝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内蒙古，在戈壁南部边境，以及山西与甘肃的边境上。于是，南匈奴国建立起来，只要汉朝保持强盛，他们就继续是汉朝可信赖的支持者，直到第4世纪汉朝衰落时，他们成了汉朝的摧毁者。这一故事与那些住在罗马帝国郊区、并成为帝国联邦的日耳曼民族中所发生的许多故事相似。
此时，中国唯一的敌人是在外蒙古鄂尔浑河畔的原匈奴王国所在地的北匈奴。大约公元49年，抱着从侧面攻击北匈奴的目的，中国辽东太守祭彤怂恿靠近匈奴的两个部落反对他们，这两个部落是在满洲辽河上游流域的乌桓部落和鲜卑人部落，鲜卑部很可能属于蒙古种，他们在更北方的大兴安岭和嫩江河畔过着游牧生活。由于南匈奴的脱离和乌桓、鲜卑的侧击，北匈奴遭到削弱，不再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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