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莫言 (四)

记者:作家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莫言:中国的作家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捧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当时就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是时代的代言人,这已经把作家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不仅是对作家,就是对小说的作用也有一种不太正确的估计。比如,当时

 

记者:您多次在演讲中说,最初写作是为了生存,有一些愿望要表达。现在,生存问题解决了,也取得巨大的名声,您对小说创作还有哪些追求?

莫言:我渴望能写出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来,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写出的所有小说离这个标准都还差得很远。如果说有一种力量鼓励我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后还在不断地写作,而且把写作当作这么重要的事业来做,那就是对小说本身完美的追求。

 

记者:哪类小说堪称完美? 

莫言:我认为完美小说的标准不一样,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所有好的小说,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鲁迅的《祝福》、《故乡》,沈从文的短篇、散文都是很好的作品,但它们的形态又是这么的千差万别,如果我写出来的小说和以上作品都是一样的,那就毫无价值,只有与它们不一样或者完全不一样,才是好的小说。

 

记者:您认为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莫言:文学的地位是很难排名的,这不像梁山好汉可以武功论高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即使我们的当代文学勉强排出“鲁郭茅巴老曹”来,也未必就是他们文学成就准确的排位。没有排入的沈从文、张爱玲,也不一定就比他们的文学成就低。让我说出自己的位置,我确实不知道。

 

记者:您认为您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莫言:我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像我这样一个人竟然是中国著名作家。你们不要认为作家满脑子学问,很有风度、很有架子,很有思想。我就不是这样。

 

莫言的写法符合诺贝尔的“六个幸运号码” 

许子东：都有的，这样来说吧。诺贝尔奖的评委，懂中文评委叫马悦然，他前两年来我的学校开会的时候，我就当年跟他讲了一下，用开玩笑的口气跟他讲了一下高行健得奖的若干原因，因为有人讲过高行健获奖是中了六合彩，那我就跟他说这个六合彩这六个号码是什么，当然用开玩笑的口气。我说第一个呢一定要写乡土。第二，一定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不能用写实浪漫都不行。第三，一定要写到文革。第四，这个作家一定要意见分，就是跟政府要有一定的距离，像高行健是退党，出国。第五，他要有好的英文或者法文的翻译。第六，他恐怕也要在海外获奖，就是在海外受到评论界的支持。那么这个是他的六个号码。

 

当然要得奖，除了这六个号码以外还要有一个活动号码，有另外一个幸运号码，那个幸运号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灵山》，高行健的《灵山》是写大西南。因为中国的作家写乡土一般是写北方的，或者内蒙，或者大西北，但是他是写大西南，马悦然的夫人几十年的共患难的中国夫人是四川人，而且马悦然自己亲自翻译这个《灵山》，都是他夫人在帮助，因此这个是使他增进了对高行健这个小说的感情。所以呢，这个不是高行健求来的，高行健不是为了他而这样写这个作品的。但是的确实际上有这么一个客观的条件。

那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这六个号码加一个幸运号码的话，那莫言如果获奖的话，他大致都符合，比方说他是写乡土，《红高粱》是写乡土的，他是现代主义手法的，他一直是写意识流的。他写文革，他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一直到《蛙》都在写文革。他有好的翻译，葛浩文一直把他的书非常有力的翻译到英文世界去，有很好的海外的支持者。他在海外也获奖，美国现在有个专门给中国文学的奖，叫新人文学奖，奥克拉荷马大学的，第一届评奖我就是评委，那一届的得奖者就是莫言。另外莫言的《生死疲劳》也获得了香港的红楼梦奖，30万奖金最高的。莫言也是在海外获奖最多的中国作家。 

如果说这六条里面有哪一条是比较弱的呢？就是莫言并不像高行健这样反政府，对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这次的作品又是在很煽情的在批判计划生育政策，一胎政策，也许这个就可以算作一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蛙》的批判计划生育可能是比较从海外评委来看比较符合获奖的条件。但是他还是缺乏我刚才讲的那个特殊号码。那么这个特殊号码的话，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获奖，假如获奖的话，他也许就包含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可。所以莫言有可能，哪怕今年不行，我觉得以后若干年还是有可能。认为一个作家可以利用一篇小说反对一个党派,甚至可以颠覆一个社会。这种对文学的估计和对作家的估计都是不切合实际的。科学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是提高,作家的地位和文学的作用越会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