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青花人物故事图瓷碗（局部） 湖南省博物馆藏
《西厢记》至问世以来，经久不衰，读者众多，版本也多，为中国古典戏曲之最。在明代，尤其是明中晚期以降，各个刊刻坊间为了争取消费人群，占领更大市场，在文本中插入图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读者。插图多根据剧本内容而创作，有实力的大坊间甚至邀请当时书画名家为之绘制插图，如明末清初大书画家陈洪绶就曾为《西厢记》创作过插图。明代刊印出版的戏剧、杂曲、传奇中的木刻版画自晚明以来成了景德镇瓷画匠创作瓷器图饰的蓝本。瓷器图样与木刻插图有着如此密切渊源关系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明朝传到万历时，国力衰退，国库空虚，呈江河日下趋势，到了万历晚期，财力不支，便取消了景德镇御窑厂和督陶官制度，景德镇瓷窑作坊逐渐摆脱了官窑一直以来对民窑的影响和束缚，呈现出勃勃生机，一改嘉万时期纹饰繁缛、密不透风的风格，变得清丽疏朗起来。其二，在17、18世纪，景德镇窑不仅占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拥有广阔的国外市场，当时欧洲各国的皇室贵族争先下订单购买中国瓷器。现已发现英国向中国定购青花瓷器的函件、订单的底稿，(见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希望瓷器上的绘画以人物仕女为主，有故事情节尤佳。其三，景德镇瓷画匠大多是依据所给的纹样作画，少有创作图画的能力，剧本插图便大大丰富了画工的绘画题材，于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在熊熊窑火中永远定格在了细瓷上的一幅幅精美图案。
在现存最早的刻于1498年的《西厢记》插图中有幅《拷红》图，图中崔老夫人为坐姿，右手持棍，左手指着红娘，红娘双腿跪地，地面铺着大小均匀的地砖，较为考究，屋内有一桌，桌上置两瓷瓶，一瓶内插花，图左侧书“夫人唤红跪问怒诘”。
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闽建书林乔山堂刘龙田刊本《重刊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木刻插图中有幅题为《堂前巧辩》图，图中老夫人坐在凳子上，左手拄棍，右手指着红娘，红娘跪在方格地板上，较弘治十一年《西厢记》插图，老夫人身边多出一男童，那便是指证红娘和莺莺深夜去花园的欢郎，他是个成年男子，被画得个头矮小，表明其仆人身份，地位低下。门外探进头来的就是那美丽的莺莺。该插图两边书“小红娘诉一段姻缘将无作有，老夫人主百年姻眷弄假成真”，横批为“堂前巧辩”。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香雪居刻本王骥德校注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是第一部运用科学规则校勘的《西厢记》版本，严谨、规范、制作精良。书中有木刻插图《说合》，老夫人坐着手指红娘，红娘跪在格子地板上，欢郎持棍，莺莺在一侧厢房掀开窗帘似在倾听屋内对话。
明《西厢记五剧五本》暖红室刻本木刻插图《老夫人问由情》图中老夫人坐着手指红娘，红娘跪地诉说，欢郎持棍立在一旁。
中国版画之翘楚现藏德国科隆市立东亚艺术博物馆的崇祯十三年(1640年)闵齐伋刻《西厢记》有少见的彩色插图，共计二十一幅，其中第十四幅便是《西厢记》中经典剧目——《拷红》：亭内老夫人高坐于凳，红娘下跪在地，主仆二人一高一低，婀娜的莺莺、俊朗的张生一左一右，眉目传情，构图唯美，艺术感强。
从弘治十一年的木刻插图《西厢记·拷红》到崇祯十三年的《西厢记·拷红》，时间跨度虽达150年，插图却始终紧扣戏曲原文，无一例外将崔老夫人坐着怒嗔、红娘跪地巧辩、发生地点在室内，有打人之物作为图像核心要素来表现《拷红》一幕，而莺莺、欢郎、张生等为一般图像元素辅助展示图像题材。此件康熙青花人物故事瓷笔筒上的图像元素完全符合这一图像识别特征，当为《西厢记·拷红》故事无疑，故其名可称康熙青花西厢记拷红故事瓷笔筒。虽然该笔筒上拷红画面的蓝本来自明刻本插图，但仍具有自身时代风格，老夫人、莺莺和红娘身着清代服饰，书桌上插着梅花的花觚是典型的清代凤尾尊，而非明代花觚。服装和陈设品都是瓷画艺人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所以自然流露出了时代气息。
笔者通过分析明代刻本《西厢记·拷红》木刻版画，总结出识别《拷红》情景的图像核心元素，同样适用于判断其它艺术表现形式的《拷红》。如：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9年春拍中有一件拍品为明代大画家仇英创作的《西厢记》插图，为设色绢本十开册页，其中绘有一幅《拷红》，其构图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香雪居刻本《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插图《拷红》构图相似。仇英与唐寅、文徵明、沈周并称为“明四家”，擅长人物画，尤工仕女画，造诣深，名气大。他生于弘治年间，卒在嘉靖三十三年，从时间上看，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香雪居刻本《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插图《拷红》晚于仇英的《拷红》几十年，当时的印书业和画坛互通往来，相互借鉴，因此，推断书商根据出书需要模仿极富盛名的仇英作品应可成立。现代人刘硕仁设计的《西厢记》小型张，发行于1983年2月21日，邮票上表现的正是《拷红》这一幕。可见，无论古今，无论艺术形式，《西厢记·拷红》的图像识别特征都如此。
明末清初瓷器上大量出现《西厢记》故事场景，除《拷红》外，亦有《佛殿奇逢》、《白马解围》、《莺莺听琴》、《妆台窥简》、《乘夜逾墙》、《长亭送别》、《草桥惊梦》等典型场景。《西厢记》故事不仅仅画在笔筒上，还常常绘制在盘、碗、花觚等器物上，且成组成套出现。《西厢记》场景较其他著名戏曲，如《牡丹亭》、《红拂记》等出现在瓷器上的频率高许多，有学者认为很可能由于清初皇帝偏爱《西厢记》所致。笔者认为《西厢记》在国内拥有广大读者和戏迷，在国外人物故事画面又深受欧洲人喜爱，脱胎于《西厢记》的图饰瓷器定受人追捧，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不容忽略。此外，《西厢记》是我国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最经典剧目，其瓷画给人寄以美好希望的精神力量不可小觑。
明晚期至清早期的七八十年间，景德镇瓷窑生产了大量适应国内市民阶层和海外消费者需求的人物故事图精细瓷器。这些精美瓷器让藏家爱不释手，欣赏之余，可采用笔者阐释湖南省博物馆藏的这件康熙青花西厢记拷红图瓷笔筒的方法去探寻瓷器图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这样，既有利于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和工艺，又可提高鉴赏能力，增进收藏乐趣。如今文物市场赝品充斥，在综合把握器物的造型、纹饰、胎、釉、彩、制作工艺、款识、使用痕迹八个方面的基本鉴定知识后，能进一步懂得图饰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信息，就如同孔子判断一个人品性时所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那么，赝品焉能不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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