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
《礼记》中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一个人用违背情理的手法得到财物，也很容易失去。
君子爱财，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钱财而不择手段时，可能带来的就是祸殃。
北宋末期的宰相王黼，学识不深，却生得一副好口才，巧言令色、善弄权术，短短几年连升八级。
官场得意的王黼，利用手中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贪污腐败，大肆敛财。生活奢靡，他出行所用车马随从，几乎与亲王无异。
他表面上主张废除苛捐杂税，背地里却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他把搜刮来的财富，用来邀功献媚。
为了粉饰太平，他用搜刮的钱财，购买了六座城池，献给皇帝。皇帝被他蒙骗，还夸他体恤天下百姓。
他在担任应奉局主管期间，中饱私囊，将献给皇家的贡品，大部分搬到了自己的家里，进献给宋徽宗的珍品不过十分之一。
据史料记载，他贪污款项之巨，竟达6200万两白银，无人可及。
他不但贪财，还招致误国之罪。
宋金议和之时，他负责接待金国使臣，却摆出无数的珍宝向使者夸耀，没想到，正是他这炫富之举，让金人看到了大宋的富庶，坚定了他们灭宋的决心。
金兵南下汴京，他带着妻儿逃跑了，最终被开封府追杀，命丧百姓之手。
王黼因为无德，贪权贪财，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卿卿性命。
古训有云：“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凡是贪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像吃有毒的肉，喝有毒的酒一样。不但不能够获得暂时的醉饱，而且危险也马上就到了。
一个人，德行不够，即使身处高位，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会千金散尽。
厚德载物。一个人所有的智慧、名望与财富都需要道德来承载。
古语说：“无德无行而取厚利，必有奇祸；善行善德而受磨难，多有后福。”
有财无德，惹祸端；有财有德，积福庆。
乔致庸是清末著名的晋商，人称“亮财主”。他一生讲究诚信，“以德经商”，财源广进，富可敌国。
商人逐利。可乔致庸更注重义中取利、诚中取利。他在生意场上从不乱开价或以次充好。经营票号期间，从未出现漏兑、错兑的现象。因而乔家的商业发展迅速，家庭持盈保泰。
乔致庸待人和善、宽厚。家里的佣人有了难处，他总是给予帮助：大人无钱买药，他给银子看病；父母去世，没钱买棺材，他给钱料理丧事。
他对家里用人如此，对相邻也是如此。
他家门前长年拴着三头牛，供乡邻们使用。每年春节，他们都会拿出米、面、肉招呼大家。
有一年，天遇大旱，到处都是饥荒。其他的商户紧锁大门，怕灾民抢夺粮食和钱财。
乔致庸却带着家人搭粥棚，救济灾民。他让家里减少用度，却对救济提出要求：“筷子插上不倒。”
饥荒中的灾民，终于在乔家的粥棚前，吃上了饱饭。
乔致庸不但乐善好施，国难当头，更是义不容辞，慷慨解囊。
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他带头捐助十万两白银，买下一艘军舰做研究。
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钱粮上捉襟见肘，乔致庸鼎力相助，新疆之战取得大捷。
乔致庸“以德经商”，生意兴隆；“以德处世”，兼济天下。
有德之人，不但能财满天下，还让他的财富造福于人，润泽万家。
《菜根谭》说：“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
钱财聚集，人心离散；钱财分散，人心聚拢。这里的散就是德，财散德聚。
“德”是财之根本。小德配小财，大德配大财。
“德”是做人之根本。人无德，不成人，亦不成器。
德行，是一个人的最好的财富
《庄子·让王》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屠羊说是楚昭王时期的隐士，因卖羊肉为生而得名。
楚昭王丧失了国土，屠羊说跟随他在外逃亡，一路上对楚昭王照顾有加。
楚昭王返回楚国，打算赏赐跟随他逃亡的人，可屠羊却拒绝这份赏赐，他认为自己无功，不接受封赏。
楚昭王就强令屠羊说接受奖赏，屠羊说言道：“大王失去国土，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会坐以待毙；大王归国，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该接收奖赏。”
楚昭王觉得屠羊说不平凡，要接见他。屠羊说又说：“我的才智不足以使国家得到保全，用力又不足以使敌寇受到歼灭，我跟随大王只是因为惧怕危难而躲避敌寇。大王这样对我是不合法度的。”
楚昭王更是认为屠羊说品行高尚，非等闲之辈，决定赏赐予他三卿的高位。
屠羊说拒不接受封赏，说不能因为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君蒙受滥行奖赏的恶名。
屠羊说最终拒绝了楚昭王的美意，仍以卖羊肉为生。
事实上，很多人都喜欢夸大自己的功劳获取名利，而在屠羊说的心中，认为“无功受禄”看似好事一桩，其实隐藏着危机。
无功受禄，难免为人所嫉恨而遭受祸患。名利的正当性得不到认可，剥夺了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
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把生命、生活，放在名利之前，这样，就能避免因追逐名利步入险境。
老子说“大丈夫处其厚。”做人，要厚道，有德行。
君子首先考虑的应是自己的德行。无论你是有财无财，人品有德，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愿我们都能修心品正，取财有道，行善积德，福庆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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