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千里迢迢赶去支援西夏建设的宋人，多半是西北的读书人。 西北的读书人比较淳朴，论文采，远远比不上擅长吟诗作赋的中原士人，所以在偏重文辞的科举考试中不占优势，总是落榜。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批不得志的落榜士人纷纷投奔西夏，在李元昊的优待政策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西夏的发展添砖加瓦、出谋划策。张元原本不叫这个名字，他到了西夏后，抛弃了本名， 和另一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联手改名，一个改成“张元”，一个改成“胡昊”。两人以“元昊”的名字在西夏各大酒馆题诗写作、乱涂乱画，借着冲撞国王名字的机会，成功引起了李元昊的注意。李元昊派手下抓来了张、胡二人，质问他们：“为什么要犯我的名讳？为什么要来西夏？”张元梗着脖子答道：“有的人连姓都改了，何况名字乎？”被当面嘲讽的李元昊不怒反笑，觉得张元是个有胆量的人，便把他留在身边，委以重任。看到自己的国家没输出价值观，却输出了人才，宋仁宗气疯了，下令把张元的母亲、妻子和其他亲属羁押起来，借此向他施压。为了消除张元的后顾之忧，李元昊精心安排部署，伪造了宋仁宗的诏书，令一队党项人乔装成宋朝狱卒，成功劫狱，把张元的家人一个不少地接来了西夏。阖家团圆后，张元彻底踏实了，成为了李元昊的头号国师。
在随后的屡次大战中，西夏国师张元都居功至伟，他比西夏人更痛恨宋朝、比西夏人杀了更多的宋人、比西夏人更希望宋朝灭亡；他用一己之力，成功诠释了什么叫做“皈依者狂热”。
（名词解释：皈依者狂热 zeal of the convert —— 西方心理学家发现，在宗教中，新皈依的新教徒，往往比从小信教的老教徒更加虔诚、更加狂热；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在获取新的身份时，需要加大电量地自我暗示、自我催眠，才能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张元的奇葩事迹，后面还会讲到。总之，这位老兄后来看清西夏无法彻底灭掉宋朝的现实，非常不爽，把自己活活气死了。两国交战，皈依者不少见，王继忠在宋辽之间两头忙活，也无非图个平安退休而已；狂热到这种地步，张元也是个少见的牛人。言归正传，李元昊用了六年时间，完成了造字、改姓、剃发、换衣服、对外招聘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其中心思想昭然若揭——
重拾了西夏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发扬了西夏的民族特色，重塑了西夏的民族梦想。自从与辽国讲和，北宋国内一片歌舞升平，士大夫们忙着斗来斗去，对蠢蠢欲动的西夏人视而不见。“还没和西夏开战的时候，士大夫中但凡有议论西夏局势的，都会被人嘲笑鄙视，认为他发疯了。”就这样，李元昊从容不迫地做完了一切准备工作，在登基的第八年（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这一年，李元昊三十四岁。辽、宋、金人因其在三朝的西部，多称之为西夏。从此，宋、辽、西夏三国，并肩立于中华大地。称帝之后，李元昊派使者给仁宗送去一封有些难懂的国书，信里是这么写的：“......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裁礼之九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坦莫不称臣，张掖、交河咸稽首。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是期，山呼齐举......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在华丽的外交辞令修饰下，李元昊的这封国书，自尊与自卑并存，狂妄与谦卑齐飞，翻译过来大概是下面这种四不像的样子：臣先带你回顾一下我们羌人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是北魏的皇帝，所以现在，臣称帝是具有正当性及合法性的。顺便向你报告一下，臣这几年干了不少事，包括造字、设计服装、改音律、改礼制等等，就连西部诸族也都被臣整治得服服帖帖，争着劝臣称帝。实在被他们逼得无奈，所以臣就立国称帝了，国号叫大夏，年号叫天授。所以现在，臣想请你正式册封臣为南面之君，以后咱们就是邻国了，臣帮你好好守着西边的边境，和平共处，互利互惠，你看多好。”从和契丹的交往史可以看出，北宋并不好勇斗狠，只要面子上过得去，他们的外交政策其实非常灵活多变，而且无论多么委屈、多么受气，他们总能自圆其说。北宋之所以能容忍西夏的实质性独立，也只是图个君臣关系的虚名，方便向祖宗和天下人交待。现在李元昊彻底掀桌，不愿意继续陪北宋演戏了。宋廷做不成鸵鸟，还丢了面子，非常生气。北宋叫停了和西夏的边界贸易，又张榜悬赏，只要举报、抓捕西夏间谍的，一律奖十万。说到西夏的地下情报工作，真可谓草蛇灰线：光是李元昊每年派去宋辽送礼的使者，都往往身兼刺探情报的双重工作，民间的间谍更是数不胜数。所以，北宋朝廷的一举一动和思想状态，西夏方面都非常了解。北宋直到快开战了，才想起来抓间谍，有点太迟。与此同时，按照惯例，北宋朝廷又开始了新一轮大吵架。“如果立刻发兵讨伐西夏，太不讲武德了。咱们应该先派使者去问责，等到他们被问得哑口无言、自知理亏的时候，再出兵不迟。这样才是师出有名的王师啊。”先口头骂人的大方向定了，群臣们随后针对送来的西夏国书及西夏使者团的行为举止，展开了大型阅读理解活动。这倒也不怪宋人，李元昊的国书原本就自相矛盾，让这帮习惯咬文嚼字的北宋读者精神分裂。
待到与冯道有类似经历的上一代都彻底离世后，新一代大宋道德脊梁们，批判起冯道“一臣事N君”的行为来，便毫无顾忌了。和现代娱乐新闻里“先爆料，后反转”的程序不同，冯道早已死了，他的料还是那些老料，但是从上至下对他的评价却翻天覆地。相较于宋太祖时期对他评价的遮遮掩掩，在冯道死后大概一百年的时候，宋仁宗对他的功业和节操给予了全盘否定：皇帝发话，把冯道的明哲保身定性为苟且偷生，把冯道的圆滑避祸定性为毫无气节。既然大老板这么说了，士大夫们更加激动，纷纷发散思维。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杂传》里，开篇就痛骂冯道，说他礼义廉耻一样都没有，应该学当时小说里的节妇，一旦被外男碰到胳膊，就断臂以示守节。欧阳修还说，冯道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也从来不对君主劝谏。事实上，冯道经常劝君王实行仁政、节制欲望和居安思危，还曾经劝住过企图屠城的契丹人，救了千万百姓的性命。论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冯道的贡献估计比欧阳修的要大得多。面对明显与自己结论不符的事实，欧阳修一面在史书里记载冯道的言行，一面找到了完美的解释——这些所谓的善行，都是冯道装出来的。司马光这个人，学问很大，心眼却很小，锱铢必较，睚眦必报，还热爱结党打群架，骂起人也一套一套的。在欧阳修说冯道不如妇人的基础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加以发挥，“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最后，司马光总结道，“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直接把冯道排在了古往今来奸臣榜的第一名。在欧阳修和司马光看来，皇帝一茬一茬地换，冯道等人却没有一茬一茬地为各位皇帝赴死，分明是十足的奸臣啊！由于欧阳修和司马光在文坛和政坛上的崇高地位，也由于宋明以后理学盛行，标榜“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冯道从此在主流舆论里被贴上了“反复小人”的标签，一千年都没有摘掉。好在，北宋还有一些比较客观的士大夫，比如——王安石。王安石相当推崇冯道，认为他“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委屈自己，成全百姓，堪称有大功德。王安石秉承的是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忠节观，世界上道统最大，然后是民，最后才是君；为官做人，只需对得起道统和老百姓即可，管它一君一姓一家王朝的存亡呢。可惜，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最终在政治上失败了。司马光等守旧派将他打翻在地，又踩上了数脚，连同他替冯道说话的事情，都成了罪状。南宋时期，理学逐渐成为官方哲学，原有的忠君观念上升到了“理”的高度。
理学家们毕生追求“理”，也就是“君臣父子之理”——他们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视为社会的道德规范。
这种封建道德规范，在家庭关系中体现为，妇女要为夫家守节，子女要对父母愚孝；在君臣关系中则体现为，臣民要对君主愚忠效死，哪怕君主是个昏君。
相较于先秦儒家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理学的建构，使得对为人臣者的要求更为苛刻。“忠节”成了评价臣子的第一标准和唯一标准。
打不过金人的南宋士大夫们精力旺盛，酷爱内斗，在痛骂冯道的同时，又把北宋灭亡的原因直接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于是，已作古多年的王安石被挫骨扬灰，不但他的牌位被逐出了孔庙，为冯道说话也成了他的一大罪行。其实，南宋文臣吴曾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为冯道辩护——“欧阳公论冯道乃壮岁时......盖欧阳公为史时，甫壮岁，使晚为之，必不尔也。”“欧阳修写文章骂冯道时，他自己适逢壮年，仕途得意，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倘若多经过几次命运的毒打，他的观点肯定也会改变的。”李敖在《北京法源寺》里说，“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可惜，在宋朝以降的传统士大夫眼中，“实惠”，好像恰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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