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辽金夏时期的军事制度
第一节 北宋兵制
一、高度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
自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在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的状况持续了200 余年，骄兵悍将们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叛乱、割据和混战的悲剧。靠兵变登上帝位的宋太祖，深知要避免赵宋政权重蹈前五个短命王朝的覆辙，必须改革兵制，加重集权，根除中唐以来“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恶习。否则，赵宋天下便断无长治久安的可能。
为此，宋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基本精神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反映在军事统御体制上，首先是建立枢密院——三衙体制，其次是实行以文制武。
(1)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
宋太祖夺取政权后，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的政策，以“杯酒释兵权”解除功臣宿将的兵权。同时，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和兵权，将中央和地方的兵权收归到他本人手中。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将领的权限，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王朝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
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机事务的最高机关，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和副使，有时还增设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或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至于其职责，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等事宜。此外，尚书省还设有兵部，名义上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但实际上它的职权却被枢密院侵夺而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不过“独省文书”而已。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五代初即已出现侍卫亲军，后晋时将其扩充为中央军，至后周又分为殿前司军和侍卫司军两支。宋太祖即位之初，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除石守信等主要禁兵将领的兵权，同时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两个高级军职，并将侍卫司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同殿前司一起合称三衙。三衙的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
可见，宋初由两司分为三衙，削弱了中央军统兵官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将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禁兵原意是指皇帝亲兵，随着三衙统兵范围的扩大，事实上已变成北宋的正规军。
由于禁兵除驻守京师外，还分戍各地，打乱了原有的统兵体制。为此，宋另外委派“率臣”，统御各地分属三衙的禁兵，负责镇戍、征战等事宜。所谓率臣，有安抚使、经略使、经略安抚使、都部署、副都部署、部署、副部署、都钤辖、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监押等名目，后来避英宗赵曙（1032～1067 年）名讳，将部署改名为总管。“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可见，这些统兵官都是临时委任，并无定制，品级高低不一，管辖地区有大有小，所辖兵力也有多有少。
这样，禁兵如驻扎在开封府，则由三衙直接管辖；如屯驻外地，则既受率臣指挥，也受三衙节制，实际上是双重领导。至于大小率臣之间，尽管有上下级关系，但这种隶属关系并不严格。品级最高的率臣，又听命于中央枢密院、宰执大臣和皇帝本人，三衙则无权指挥。宋廷在禁军中建立的这种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和统辖体制，其目的无非是把权力集中到中央特别是皇帝本人手中。
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200 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过分地集权中央，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弊端。统制过严，机构重叠，造成了主兵机构与非主兵机构之间、主兵机构与将帅之间、将帅与将帅之间、主将与偏裨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权限不明，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不能相互协调，缺乏统筹安排，结果必然是互相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正如贾昌朝（公元998～1065 年）所言：“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
(2)以文制武
唐末五代兵变频繁，使宋代皇帝和士大夫们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武将位尊权重，必然会尾大不掉，骄横难制，形成方镇割据之患。因此对将领无端猜疑和百般防范，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通过以文臣主兵，用宦官督察，以阵图箝制等手段来削弱和限制将领的指挥权。似乎只有这样做，才可保国家承平，长治久安。
宋枢密院长官一般都由文臣担任，正是贯彻了“以文制武”精神。有宋一代，尽管也有个别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的事例，但都因受到猜疑而旋被罢黜，如仁宗时名将狄青“出兵伍为执政”，遭到文臣的极力反对，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南宋初任命韩世忠（1089～1151 年）、张俊（1086～1154 年）和岳飞三大将任枢密使和副使，更是高宗和秦桧为了剥夺他们的兵权以投降金人的阴谋手段。在晚唐五代，武夫横行，文官只能低眉拱手，听凭他们摆布。到了宋代，这种情况便完全颠倒了过来。以文制武不仅在中央存在，在地方亦然。北宋初，如部署、钤辖之类的军职，都是专用武将。至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真宗以后，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便逐渐成为惯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之类，往往都由文臣担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成守，唯听指挥。”诚然，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儒将主兵而立下赫赫战功者不乏其人。问题的关键是在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文人大多未经战阵，缺乏统兵作战的实际能力，让他们领兵作战，其后果不待言而自明。
沿用宦官监军的陋习，在宋代始于太宗，后继者又踵其弊端。由于宦官在夺取帝位时帮了大忙，太宗便倚之为心腹亲信，让他们参预军政，给予监督钳制将帅乃至指挥军队的全权。宦官们生长深宫，不谙兵事，有的宦官甚至倚仗权势，为非作歹。如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宦官王继恩（？～公元999 年）率兵前去镇压，他置紧急军情于不顾，专以宴饮为务，纵恿手下剽掠民众，对颇有才干而又不肯党附自己的先锋官马知节（公元955～1019 年）百般陷害，以达到排斥异己之目的。北宋末年的宦官童贯（1054～1126 年），时称“六贼”之一，屡掌枢密院，握兵20 年，权倾朝野。在伐辽战争中，惨遭不应有的失败，为掩饰败绩，童贯竟暗中约金出兵，结果引虎驱狼，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可见，由宦官监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的情况，因地因时便宜行事，乃是作战指挥的起码要求。而宋代则不然，实行“将从中御”。幽居深宫、远离前线的皇帝和二三大臣，依据主观臆测，制定作战阵图，错误地钳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扼杀了将领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迫使将领循规蹈矩，死守阵图。在当时通讯联络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依靠预先制定好的阵图，遥控作战，不许更改，无疑是一件极为荒唐可笑的做法，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战场要求，将领们“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这种错误的做法，在当时即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却未能使宋代皇帝迷途知返，改弦易辙。运筹于深宫之中，结果必然是致败于千里之外。正如宋人朱台符（公元965～1006 年）所言：“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此也。”
二、编制体制
(l)以禁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
北宋军队由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以禁兵为主体构成一种中央军和地方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禁兵原是皇帝的亲兵，以北宋时成为中央军兼正规军。它的职责，除侍卫皇帝守卫京城外，还肩负着对外征伐、对内镇压的双重任务。因此，它是北宋武装力量建设的重心，历代皇帝对它都十分重视。首先是招募和拣选严格，并制定了招募、拣选和迁补的具体办法与标准。宋太祖将各地部队中精壮骁勇的士兵，一律挑选到中央当禁兵。其次是严明军纪，加强管理。唐末五代士兵骄横难制的重要原因就是军纪松弛。宋太祖即位以后，亲自制定“阶级之法”，革除晚唐以来士卒骄横的恶习。
所谓阶级之法，就是确立从士卒到将领的绝对隶属关系，凡以下犯上即所谓犯阶级者，分别处死或流放。此法的实行，矫治了中唐以后藩镇威侮朝廷、士卒侵逼主帅的积弊。再次是加强训练。为此实行更戍法，禁兵“自龙卫而下，皆悉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实行更番迭戍、移屯换防的目的，一是使将不得专其兵，铲除将领称霸割据的土壤；二是使士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达到训练军队的目的。更戍法在北宋持续了100 余年，在实行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弊端，造成“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等后果。至宋神宗时“才慨然改制”，废除了更戍法。由于对禁兵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所以在宋初，禁兵保持了较高的战斗力，并能在南征北伐中，所向克捷，较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宋王朝除国家正规军中央禁兵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它们主要包括厢兵、乡兵和蕃兵3 种，此外还有属于乡兵系统而又与乡兵略有不同的土兵和弓手，是具有警察性质的州县地方治安武装。
厢兵是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军，原是各州的镇兵。宋初将各地藩镇兵中壮勇者抽调编入禁军后，剩下老弱者留在本地，充当厢兵。“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宋设置厢兵的目的，“大抵以供百役”，所以厢兵既是地方军，又是杂役军。厢兵服役的范围很广，如筑城修路，制造武器，建造战船，疏浚河道以及官员的侍卫、迎送、运输等。一般情况下，厢兵不进行训练，也很少参加战斗。
乡兵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与禁军和厢兵不同，乡兵是依据户籍从农民中抽丁组成的，一般不脱离生产，就地训练，以守卫乡土。蕃兵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地方军，是宋仁宗中期应西夏战争之需而设立的，由河东、陕西与西夏接壤地区大大小小的羌人部落的“熟户”组成。所谓熟户，是指靠近宋边并接受宋统治的羌人。一般由其本部首领统率，同乡兵一样，属于地方性质的军队。
(2)北宋军队的编制
北宋禁兵的编制，除侍卫皇帝的亲兵以班和直为单位编制外，一般都分为厢、军、指挥（营）、都4 级。“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或隶殿前，或隶两侍卫司。”
厢作为军队的一级编制，起于唐代。“左右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厢统之。”左、右厢原为左、右翼之意，中唐以后成为固定的军事编制单位。北宋沿袭旧制，禁军中的捧日、天武、龙卫和神卫上四军、殿前司马兵骁骑军、步兵虎翼军、侍卫马军司的骁捷军、骁武军等部分军队，均有厢的编制，分左、右厢。至于其它大多数番号的禁兵，则无厢一级编制。厢的统兵官是都指挥使，按照五百人一指挥、五指挥一军、十军一厢的正规编制，每厢应有2.5 万人。但实际上却不足此数。由于厢一级编制的兵力较多，各厢都指挥使的权力较大，故从北宋前期开始，便逐步缩小或废除厢的编制，厢都指挥使也随之成为武将的虚衔而有名无实了。
厢下设军的编制在五代时已较普遍。宋袭旧制，在军队中设立军一级编制，其统兵官为军都指挥使和都虞侯。按规定一军有五指挥，共2500人，但实际上却往往多于此数，如真宗时虎翼军都是左右各五军，而每军有十指挥，比标准编额多出一倍。
指挥这一级编制，五代时已经出现。北宋时指挥成了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其统兵官是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各种番号的禁军兵力，一般都是以指挥计算。按规定，每指挥为五百人，但实际上往往少于规定的编额。
北宋在指挥之下设都，也是沿用五代旧制。每都一百人，其统兵官马军是军使和副兵马使，步兵是都头和副都头，在副兵马使和副都头之下，还有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和押官等官吏。
厢兵的编制，除了无厢这一级外，大致与禁兵相同。至于乡兵的编制，或是参照各时期正规军的编制，或是参照保甲法的编制，五花八门，没有定制。各路蕃兵的编制也不统一，或以部族为单位，或另分甲和队。
三、军队的兵种构成
宋代的军队，尽管有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等各种名目，但从军兵种上划分，只有步兵、骑兵和水军。
宋代军队以步兵为主，相比较而言，骑兵则显得相当落后。宋由于丧失西北产马之地，军马主要来源于同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但因受财力和其他因素制约，数量毕竟有限。为解决马匹缺乏问题，宋也曾设置监牧养马，结果不仅成本高、耗费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和官兵，加上管理不善，马匹成活率极低，马种低劣，多不能充任战骑。战马匮乏依然如故。宋号有成建制的骑兵，但实际上徒有虚名。如仁宗时的名臣宋祁曾说：“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如此骑兵，实际上已与步兵无异。
马匹的缺乏只是宋骑兵落后的客观因素，主观上不重视骑兵建设，也阻碍了宋骑兵的发展。先后与宋对抗的辽、夏、金、元等军队，出自游牧民族，不仅精于骑射，且马匹充足，往往一人二马，甚至正军一名配备战马三匹，从而保证了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面对如此劲敌，宋朝总的对策是以步制骑。如一代名臣范仲淹，竟也认为“自古骑兵未必有利”，宋祁更进一步主张“损马益步”。这种目光短浅的认识，成为骑兵建设的阻力，妨碍了骑兵的发展和壮大。
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是军队中的主要突击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封建军事强国。换言之，骑兵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武运的兴盛与衰弱。宋军事上的积弱不振，同没有一支精干骑兵有着密切关系。宋骑兵落后，决定了其兵种构成只能是以步兵为主，而步兵行动迟缓，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战法单调而呆板，很难进行远程奔袭、机动作战，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北宋时期，面对辽夏骑兵集团的四面冲击，宋一贯采用四面防御的方阵，所谓“阵而后战，兵法之常”，成为北宋将领们奉行的准则，这种不顾敌情、地形等条件不同而一成不变的战法，使本就呆板的战术更趋保守。因此，在忽聚忽散、往来驰骋、机动灵活的对手面前，宋军被动挨打、屡战屡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北宋时期，因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水军的作用不大，所以对它的建设不太重视，水军的数量也不多。禁军中的水军有神卫水军和殿前司、步兵司两支虎翼水军，另加登州的澄海弩手。至于厢兵中的水军，兵力反而比禁兵中的水军多，主要配置在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其中大部分驻扎在南方沿江、沿海一带，具有维持各地治安的性质。真正用于边防的，主要是京东登州的水军。登州在山东半岛的东端，与辽的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为防备辽从海上进攻，宋在此驻扎了澄海水军弩手二指挥和平海水军二指挥，这算是北宋最大的一支水师。
四、募兵制占主导地位的兵役制度
宋代军队无论是禁兵还是厢兵，都是采用招募的办法。“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除了配隶的罪犯外，其他都是召募而来。
宋代募兵的对象是流民和饥民。逢灾荒之年招募流民、饥民为兵，这是宋代的一项传统国策。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姓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饥年招兵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将反抗的因素转化为镇压的因素。在募兵制下，不少破产的农民和逃荒的饥民，确是将当兵作为谋生之途而自愿投募的。但在军情紧急、兵源枯竭的情况下，抓伕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如宋徽宗末期，开封府“诸军捉人刺涅，以补阙额，率数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啮指求免”。南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兵员损耗严重，为弥补空缺，“强刺平民为军”的风气更为盛行。由此可见，宋代的募兵制固然同前期的征兵制有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又不太严格，在不少场合下，依然强行征兵。因此严格地说来，宋并非实行的是一种纯粹的募兵制，而是以募兵为主，募兵与征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宋代募兵的一大特点就是刺字，故招募士兵往往称为“招刺”。这一制度称为黥兵制。在士兵脸部或手部等处刺字，始于唐末，盛行于五代，其目的是防止士兵逃亡。宋承此陋习，每逢招兵，先进行体格检查，然后刺字，刺字的部位有脸、手臂、手背等处。当兵刺字，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记，反映了士兵的地位极端低贱。因为只有某些罪犯和奴婢，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到南宋时，军士一般分效用、军兵两级，而效用往往不刺字，元灭南宋后，才取消了落后的黥兵制。
宋代募兵，有一定的标准。首先是身高，“太祖拣军中强勇者，号兵样，分送诸道，令如样招募。后更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谓之等长杖。委长吏、都监度人材取之”。除身高外，还有其他标准，“太祖招军格不全取长人，要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方募时，先度人材，次阅驰跃，次试瞻视”，即在度量身高后，还要考核应募者的跳跑能力和视力。
募兵制成为宋代主要的兵役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中叶以前的府兵制即征兵制，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兵役制，靠征发、点检的办法来征集兵源。它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随着均田制的破坏，过去的那种征兵制已不能继续推行下去，募兵制随之取而代之，成为一种占居主导地位的兵役制度。从理论上讲，募兵制较之征兵制进步，它使军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利于军队的训练、调遣和军人素质及战斗力的提高。同时，它使军事劳役赋税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免除了农民的兵役负担，也部分地分担了农民的劳役负担。正如韩琦（1008～1075年）所说：“养兵（指募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势不可废。非但不可废，然自有利民处不少。古者（指征兵制）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夫妇常有生死离别之忧。论者但云（募兵）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无赖游手之徒，养之以为官兵，绝其出没闾巷啸聚作过扰民之害，良民虽税赋颇重，亦已久而安之乐输，无甚苦也，而得终身保其骨肉相聚之乐，此岂非其所愿哉！”
募兵制在宋代实行之初，确实收到了良好成效。如太祖时由于拣选严格、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兵虽少而精，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后来却是弊端丛生，倍受世人诟病。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战斗力低下。宋代在养兵以自固的方针指导下，遇荒年便募民为兵，灾荒不断，募兵不止。由于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缺乏，致使庸兵惰卒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兵虽多而无用。二是造成宋朝的财政危机。宋建国之初有兵22 万，太宗时增至66 万余，真宗时增至91 万多人，至仁宗庆历年间更高达126 万人。在80 年间增加了近6 倍。维持一支庞大而冗滥的常备军，耗费了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无怪乎宋神宗（1048～1085 年）即位后发出了“穷吾国者兵也”的浩叹。赡养数目庞大的常备军，造成了宋财政上的严重危机。为解决危机，统治者又千方百计地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宋代横征暴敛之重，苛捐杂税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三是破坏了农业生产。宋代荒年招募饥民为兵，迫使大批强壮劳动力脱离生产第一线，“一经凶荒，则所留南亩者，惟老弱也”。可见，这种制度的推行，不仅破坏了下层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也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总之，在募兵制度下，宋虽豢养了百万大军，但结果不仅没有带来国力的强盛，反而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直接导致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
五、神宗时的改革及其对兵制造成的影响
宋神宗即位以后，任用王安石（1021～1086 年）为相，推行旨在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全面变法运动。其强兵措施有：裁汰冗兵，整编禁军，缩减军队；设立军器监，改进武器制作；推行将兵法和结队法，加强军事训练；实行保甲法，恢复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废除弊端丛生的募兵制；推行保甲马，改变军马供应缺乏的状况。
(1)省兵法
针对军队中存在的冗兵多、老弱兵多、空额多等问题，于熙宁二年（1069 年）七月规定，将原满61 岁始退为民的服役期提前10 年，裁汰老弱士兵。同时对禁军进行编并，按照马军300 人、步兵400 人为1 营的编制，编并禁军。经过裁并、全国共裁减了247 营，禁军的人数由熙宁元年（1068 年）的66.3 万裁减为56.8 万人，厢军由44.9 万减为22.7万人，军队总额不到80 万人。
(2)将兵法
为了改变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弊端，推行将兵法。早在仁宗时，范仲淹（公元989～1052 年）即在陕西改革编制、将鄜延路禁兵1.8 万人分隶6 将，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6 人，各督练1 将兵马。神宗时，蔡挺（1014～1079 年）任渭州知州兼泾原路安抚使，他对本地区的兵制进行改革，以“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上设将，“每将皆马步军各十阵”。蔡挺的改革，打乱了禁军原有的编制，以25 人为队，125 人为阵，2500 人为将。后来，宋神宗将此法稍作变更，推广各地，这就是将兵法。将兵法推行后，总计当时各地所设的将，有140 多个。这时的将，已非一种官职而变成军队的一级编制。各将的兵力，从3000 人至1 万人不等，每将设正将和副将各1 人作为统兵官。正将、副将之下，“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他们的职责是管理、训练和指挥所部军队。
(3)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 年）十二月，宋廷颁布《畿县保甲条例》，规定每10 家为1 保，50 家为1 大保，10 大保为l 都保。主客户2 丁以上选1人为保丁，备置弓箭，进行训练。王安石认为，经过训练的保甲，“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为达此目的，对保甲采取了“上番”和“教阅”两项措施。
熙宁五年（1072 年），宋廷先后发布两道命令，规定主户保丁轮流在各地巡检司上番。保甲上番的任务是在巡检管辖下，“教习武艺”，“出入巡警”。经推行全国之后，上番的保甲人数达到718 万多人。由于上番时间短暂，加上各地保甲上番的数量和规模不等，实施程度不一，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因此，保甲在各地上番，实际上仅限于维持地方治安，不可能当作正规军使用。至于保甲的教阅，熙宁四年（1071 年），开封府在农闲之时，规定“保丁肆习武事”。熙宁八年（1075 年），又命河北、河东、陕西5 路实行农闲操练，每年十月至次年正月，每期一月。元丰时，宋廷又对陕西、河东、河北5 路保甲实行“团教”和“集教”。集教是将大保长集中教阅，大保长学成武艺，转充教头，再对保丁实行集中教阅叫团教。据统计，开封与5 路参加这类教阅的保丁达69 万多人。
宋神宗实行保甲法的目的，是逐渐取消募兵制，恢复古代寓兵于农的征兵制。但实施的结果，不仅没能替代招募而来的正规军，反而给保丁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既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保丁们深受保正、保长及有关部门官吏的欺凌和勒索。有些保丁为免于教阅，甚至自残肢体，至于逃亡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保甲之事，“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于军实”。到神宗末年，“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本欲御寇，乃自为寇”。事与愿违，这是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4)保马法
如前所述，宋朝的军马供应，除贸易得来外，主要依靠政府牧监饲养，根本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熙宁五年（1072 年）五月，首先在开封府试行“保户养马法”。继而推行到河东等5 路。熙宁六年（1073 年）八月颁布保马法。主要内容是：凡5 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1 匹，富户可养2 匹，由政府配以监马或给钱自行购买。养马诸户三等以上10 户为1 保，四、五等户10 户为1 社。保户独自养马，马死独自赔偿；社户养马死亡，则由同社各户共同均摊。保马法实施之后，增加了军马供应。如元丰七年（1084 年），河东、鄜延、环庆3 路的马匹，一次即增加到6000 匹。
(5)军器监
宋朝的兵器制造原归三司胄案管理。三司是主管财政的机构，事务繁杂，无暇顾及胄案，加上胄案主管人员不重视也不懂得这项工作，“仅能谨簿帐而已”，武器制造的质量如何根本无人过问，因而兵器大多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不堪战用。为改变这种状况，熙宁六年（1073 年）六月，宋廷设置军器监，专门负责管理兵器制造，并废罢了原先的三司胄案。自此，兵器制造得以大大改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军器监设置10 多年后，各种兵器“皆极完具，且数量之多，足够数十年征战之用”。
宋神宗时期旨在强兵的上述改革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强兵的预期目的并未全部达到。如将兵法虽广泛推行，但由于所用将官大多是庸常之才，对军事训练并非认真付诸实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四年间，宋廷曾派人到各路检查军事训练落实情况，结果“河北等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有的将官“全不晓军中教阅次第”。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将兵更是“武艺生疏”，甚至“逐队呼应不相照应”。因此，宋朝依然没有摆脱“积弱”状态。辽于熙宁六年（1073 年）向宋提出重新调整部分边界，经过两年的交涉，最后宋神宗还是由于害怕辽朝进犯难以应付而屈从了辽的无理要求。在元丰四、五年间同西夏的战争中，尽管此时西夏军力已经衰弱，宋军还是在灵州和永乐惨遭失败，致使宋神宗企图制服西夏以解除西北边患的计划化为泡影。
宋神宗苦心孤诣，为摆脱“积弱”危局而惨淡经营的改革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宋兵制上的变化。其一是导致指挥体制的变化。在推行将兵法之前，各地驻军本着以文制武的精神，由当地行政长官兼任总管、钤辖等指挥。将兵法实行之后，将和副将有了对所部军队进行统驭、训练和指挥的权力，将得专其兵，初步改变了以文制武的旧制，武将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是宋兵制上的一大变革。其二是改变了军队的编制。将兵法实行之后，军队实行将、部、队的编制。而在用兵之际，又把军队临时组编成军，形成军、将、部、队4 级编制。禁兵由原来的厢、军、营、都4 级编制演变为新的4 级编制，为南宋屯驻下军创设新的编制体制准备了条件。其三是出现了系将禁兵与不系将禁兵的区别。将兵法推行之后，全国各地除了140 多将禁兵外，在京城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军队未编入将的编制，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兵力。“自熙宁后置将官，而禁军又有系将、不系将之别，则禁军亦分为二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系将禁兵的地位逐渐降低，其统兵官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不少钤辖，都监之类的统兵官成为闲职。“诸州系将军，用虎符调发者，枢密院之兵也；不隶于将军者，州郡之兵也。”不系将禁兵在南宋时沦为与厢兵差不多的“州郡之兵”，追根溯源，其实肇始于将兵法的推行。由此可见，自宋太祖开始创立的北宋兵制，在沿袭100 余年之后，至此已逐渐演变，从而为南宋兵制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