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宋战争
辽是雄踞于宋朝北方的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契丹天显十一年（公元936 年），辽从后唐叛将石敬瑭手中夺取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地区西起山西和内蒙交界处，沿河北和北京北部向东，达渤海之滨，沿线山岭蜿蜒，有不少关隘控扼南北交通孔道，南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辽取得这一地区后，将占领地向南推进到雁门山、滹沱河一线，并把主力屯驻在幽州西北的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安固里淖）。一旦南面有事，即分别从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榆关等长城各口进入幽州及其以南地区。契丹统治者以此为向黄河流域进攻的基地，动辄牧马南下，骚扰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极大威胁。
而中原王朝自失去这一地区后，便失去了一条抵御北方铁骑南侵的重要防线，藩篱荡然，无险可守。因此，收复这一地区势在必行。宋朝建立之后，辽曾多次派兵南下骚扰，宋辽之间的冲突一直不断。赵匡胤为致力于整顿内部和统一南方，对辽军的袭扰采取了来则备御、去则即止的积极防御方针。但一直没有忘记收复燕云地区。乾德元年（公元963 年）十二月，对进呈阵图、请讨幽州的军校给予赏赐。统一荆湖和西蜀时，又设置“封桩库”，准备蓄满500 万缗，或作将来赎回燕云之资，或作攻取燕云的军旅之费。待到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初步统一中原地区后，北宋王朝便倾全力收复燕云。于是，宋辽之间围绕幽州地区的争夺战随之展开。
一、第一次幽州之战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 年）五月，北宋灭亡北汉后，宋辽直接对峙。双方接触线大体东起泥姑口（今天津大沽口），西沿巨马河流域的信安军（今河北霸县东）、霸州、容城（今河北定兴东南），然后折向西北至飞狐（今河北涞源北）及灵丘（今山西灵丘）以南，直达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北）。此线以北为辽控制的燕云地区。当时习惯把燕云十六州中位于太行山北麓东南的檀、顺、蓟、幽、涿、莫、瀛7 州称为“山前”，把太行山西北的儒、妫、武、新、云、朔、寰、应、代9 州称为“山后”。辽对这一地区特别是幽州十分重视，除派大丞相、南京留守韩德让和大将耶律斜珍率兵防守幽州外，还在宋军进攻北汉时增派北院大王耶律希达、将领萧托古和伊实王萨哈加强防务。并在隋唐蓟城的基础上对幽州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从而使幽州城成为方圆36 里，城墙高3 丈、宽1.5 丈，人口30 万的陪都和军事、政治重镇。
宋军在消灭北汉时，在太原集结了数十万部队。赵光义企图乘战胜的余威，一举夺取燕云地区。但是，宋军“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士疲乏”，需要休整。同时“人人有希赏意”，需要对攻克太原进行论功行赏以利再战。因此大多数将领不赞成立即向辽进军，但无人敢直言谏阻。只有崔翰怂恿赵光义，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能挟战胜之威，攻取幽州如探囊取物。赵光义于是决意北伐，命曹彬负责部署军队行动，潘美组织粮运管理后勤；郭进继续监视雁门以北辽军动向以保障侧后的安全。其战略方针是：以幽州为主要作战目标，迅速自太原转移兵力东进，越过山丘重迭、沟壑纵横的太行山，乘辽无备，实施突然袭击，一举夺占幽州。一旦幽州得手，必然震动其余诸州，然后乘胜收复全部燕云地区。
五月二十日，宋军从太原分路东进，翻越太行山，二十九日抵镇州（今河北正定），进入河北平原。六月初七，赵光义调发京东、河北诸州的武器装备和粮秣运往前线。十三日，赵光义亲自率军从镇州出发。十九日进入辽境，占领金台（今河北易县东南），二十日进至歧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巨马河北）。由于宋军每天以百里的速度迅速开进，暴露在宋军侧后的辽东易州（治歧沟关）守军孤立无援，不战而降。这时，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将领萧托古和伊实王萨哈在沙河（今易县东南的易水）迎击宋军，企图阻止宋军向幽州推进，被宋军击败。二十一日宋军进至涿州，辽涿州守将开城投降。二十三日黎明，宋军进抵幽州城南。
辽南院大王耶律斜珍看到宋军兵锋甚锐，不敢正面交锋，率兵进驻清沙河北（在今北京清河镇一带），以声援幽州，从而使幽州、得胜口、清沙河结成犄角之势，并保持了幽州与山后的联系，因为而提高了幽州辽军固守待援的决心。
赵光义认为耶律斜珍只能凭险固守，便以一部牵制其军，部署主力围攻幽州。六月二十五对幽州展开围攻：宋渥率部攻南面，崔彦进率部攻北面，刘遇率部攻东面，孟玄喆率部攻西面。辽韩德让、耶律学古一面加强守备，一面安定人心，以待援军到来。六月三十日，辽景宗耶律贤（公元948～公元982 年）得到宋军合围幽州的消息，派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公元998 年）和南京宰相耶律沙统率五院兵越过燕山增援幽州。宋军攻城10 余日，虽一度乘夜登上幽州城垣，但旋即败退。宋军围攻幽州坚城不下，“将士多怠”，士气低落。七月初六，正当赵光义督军攻城时，耶律沙的援军到达幽州城外，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畔同宋军展开激战。战至黄昏，耶律沙部不支，向后撤退。这时，耶律休哥的骑兵从捷径赶到，数万人各持两个火把，宋军不测虚实，军心恐惧。耶律休哥到达幽州城北后，即与原集结在清沙河北的耶律斜珍合军，分左右两翼向宋军实施猛烈反击，宋军被迫撤除围城部队。驻守幽州城内的耶律学古在宋军撤围后，开城列阵，四面鸣鼓呐喊助威。宋军于是阵势大乱，失去指挥而大败。赵光义中箭负伤，乘驴车南逃，仅以身免。辽军乘胜逐北，追至涿州。宋军沿途遗弃的大量兵器、糖秣，均为辽军所得。宋军第一次幽州之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此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赵光义被攻克太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辽军的实力及其拥有大量骑兵的情况估计不足，在部队疲困交加的形势下，仓促出兵，企图以突然的行动、优势的兵力数量，一举袭取幽州地区。这种轻率鲁莽、侥幸取胜的投机举动，最后遭到失败乃是情理中事。从作战指导上看，宋军移师幽州，仅是一个方向的进攻，既未从幽州北面出兵配合，牵制辽军，又未控制一定的预备兵力。一开始便将主要兵力投入战斗，企图速战速决，一举成功，以致一遇挫折，便无力挽救。其次是对幽州城的防御力量估计不足。幽州是辽的战略要地，辽必以重兵守城。宋军远程急进，无攻坚准备，以致顿兵坚城，陷入师老兵疲的困境。最后是缺乏打援部署。幽州既为辽战略要地，在受到围攻时，必以重兵增援。但赵光义计不及此，未作任何阻援部署，只顾倾全力攻城，致为辽援军拊击，导致全军溃败。反观辽军，虽在宋军突袭初期遭到一些挫折，但能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固守待援，为调集援兵赢得了时间。在援兵到达后，又成功地运用两翼包围的战法，发挥骑兵的长处，乘耶律沙拖住宋军并使宋军遭到一定程度削弱时，突然投入战斗，终于扭转战局，取得了解围幽州，大挫宋军的胜利。
二、第二次幽州之战
第一次幽州之战失败后，赵光义一直打算二度北伐，以洗刷高梁河之败的耻辱，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如分命将领驻守边境，屯聚粮秣。“命曹翰部署修霸州、平戎、破虏、乾宁等军城池。开南河，自雄州达莫州，以通漕运。”雍熙三年（公元986 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公元971～1031 年）继位，年仅12 岁，其母萧太后摄政。赵光义及一些臣僚认为，辽“主少国疑”，母后专权，宠幸用事，大臣不附，内部不稳，此乃夺取幽州的天赐良机。于是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作出再次进攻幽州的决策。
其实，萧太后是一个具有统治经验的人物，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在摄政之初，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生产，整顿军队，大修武备。任命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南院大王勃古哲总领山后军政，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道宁驻守幽州。耶律休哥受命后；积极训练军队，“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因此，辽的国势正在复兴，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较之“畋猎无厌”、“嗜杀不已”的穆宗时期，已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赵光义对敌情未进行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仅从母后专政这一表象出发，便武断地认为辽内顾不暇，有机可趁，在几个臣僚的怂恿下，贸然作出了北伐决策。
雍熙三年（公元986 年）正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宋军兵分3 路开始出动，其部署是：东路以曹彬为主将，崔彦进为副，自保州（今河北保定）趋涿州；另一支则由米信、杜彦圭率领，自雄州趋新城（今河北新城）。西路由潘美为主将，杨业（？～公元986 年）为副，自雁门趋云州，尔后会合田重进部东下，从北面会攻幽州。中路以田重进为主将，谭延美为副，自定州北上趋飞狐口。与此同时，派使者到高丽，联络高丽向辽东进攻（该路后未行动）。曹彬等出发前，赵光义对他们说：“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以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赵光义的战略意图是：先令潘美夺取云、应等山后诸州，曹彬部则实施战略佯动，持重缓行，扬言攻取幽州，以吸引辽军主力于幽州以南，无力增援山后诸州。待潘美、田重进两路东进会师，再迂回幽州之北，切断幽州与山后辽军的联系，最后合攻幽州。
辽直到三月初六才得知宋军大规模发动进攻的消息。萧太后针对宋军的情况，以一部兵力先对西线宋军进行牵制性作战，而以主力对幽州威胁最大的东路宋军主力进行决战，尔后再向山后转移兵力，击破两路宋军。其具体部署是：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领部队阻止曹彬部北上，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军继进；同时下令征诸道兵增援幽州。以耶律斜珍率山西兵马进援山后，阻击田重进、潘美军；以耶律勤德守备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巩固后方，防备宋水师从海上进击辽东。萧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军进驻驼罗口（今北京南口附近），作为策应。
宋军发起进攻后，开始时各路进展比较顺利。中路田重进军自定州沿滱水（今河北唐河）河谷北上后，于三月初九进至飞狐北。辽冀州、康州军往援，宋军全歼援军。二十三日，辽飞狐守将投降。二十八日，辽灵丘（今山西灵丘）守将也举城降。四月十七日，宋军进攻并攻占蔚州。西路军潘美部出雁门关后，三月初九在寰州击败辽军。十三日朔州辽军守将投降。十九日，应州辽军投降。四月十三日，宋军又攻克云州。
东路米信部自雄州出发后，渡过巨马河，于四月初四在新城击败辽军。曹彬率东路军主力约10 万人，三月初五攻克固安（今河北固安），十三日攻占涿州，全歼守军。赵光义得知曹彬军进展过速，违背“持重缓行”的作战意图，即担心辽军切断粮道。当曹彬进占涿州后，辽耶律休哥因兵力不足，采取避免决战，疲惫消耗宋军的方针。夜间用轻骑袭击骚扰，白天用精兵虚张声势以迷惑宋军，同时派兵绕至宋军后方，截断宋军粮道。曹彬军在涿州10 余天，因粮尽不得已退回雄州。曹彬军的后退使本已有利的战局发生逆转。赵光义得知曹彬军后退就食后大惊，认为大敌当前而退军就食，甚为失策。于是急令曹彬率军沿巨马河向米信军靠近，“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待美等尽略山后之地，会重进东下趋幽州”，“以全师制敌”，会攻幽州。但是，曹彬部下诸将听说中、西两路军连克州县，屡战屡胜，耻于东路兵不能有所攻取，纷纷主张出战。曹彬不能制止，遂听信诸将意见，补充粮食后，又向涿州进攻。耶律休哥以一部兵力对曹军进行阻击，且走且战，以迟滞曹军行动。这时正值夏天，曹彬大军行进途中缺水，士卒困乏不堪。到达涿州后，曹彬得知萧太后率援军从驼罗口南进，有会同耶律休哥军钳击宋东路军之势，于是命部将带城中民众先行向西南撤退，曹彬亲率主力断后。但撤退中宋军混乱不堪，耶律休哥全力追击。五月初三，在歧沟关大败曹彬军。曹军溃退，夜间涉渡巨马河时，被辽军追上，溺死者甚多。余部继续向高阳（今河北高阳）溃退，途中又被耶律休哥追上，死伤数万人。曹军遗弃大量兵器、军资，残部退到高阳。
赵光义得知歧沟关战败的消息，即令宋中路田重进军退驻定州，西路潘美军退驻代州（今山西代县），以避免中西两路再曹败绩。同时增兵北境，阻止辽军南进。辽军在歧沟关获胜后，于七月初以10 余万兵力西移，先后攻占了蔚州、飞狐、应州、寰州等地。赵光义令潘美等派兵掩护云、朔、寰、应4 州居民南迁。潘美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令杨业出击。杨业根据辽军攻占寰州后兵势正锐的形势，不同意出击，认为可领兵出大石路（今代县崞阳石峡口）配合云、朔两州守将率民众伺机撤退。监军王侁谴责杨业见敌“逗挠不战”，杨业无奈率兵出战，并与潘美等约定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派兵接应。杨业孤军北进，遭辽军伏击而大败，退至陈家谷口时，接应兵已撤走，以致全军被歼。杨业受重伤被俘，不屈而死。宋王朝对辽发动的第二次幽州之战，又惨遭失败，仅中路军顺利退回。
此战宋之失败，首先是赵光义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在准备不够充分，时机不够成熟的条件下轻率发动战争，因而招致失败。在作战指导上，宋军3 路分进合击，企图率先控制燕山山脉要隘，然后合攻幽州，这一方针本来是正确的。但在战略上却未能有效协同。田重进军和潘美军未能及时会师东进，负责主攻方向的曹彬军开始时轻敌冒进，继则退进无度，举止失措，亦未能与中路田重进部取得协同，切断辽的援军，以致造成合围幽州的企图未能实现。其次是宋军对燕云地区地理特点不熟悉，缺乏与大规模骑兵作战的装备、训练和经验。企图以迂回的手段断辽骑兵的援路，但未能制定在平原地区有效对付敌骑兵的战法，故阻援不成，即束手无策，被迫撤退又屡遭袭击，一溃而不可收拾，再次遭到重大挫败。
反观辽军，在这次作战中虽处于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但萧后出入疆场，习知军政，以一部兵力牵制山后两路宋军，集中兵力打击对幽州威胁最大的曹彬部。因曹部不仅是宋军主力，且在这个方向上便于发挥辽骑兵的优势，又有幽州坚城可以依托，是同宋军决战的理想战场。此外，耶律休哥在援兵未至之前，采取各种手段削弱、疲惫宋军，不仅赢得了时间，也为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击败曹彬后，乘机扩大战果，实施大胆追击。并迅速转移兵力，先破田重进部于蔚州之东，又在飞狐之北击败潘美部，完满达成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三、“澶渊之盟”
接连两次伐辽失败，对宋君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从此谈辽色变，再也不敢轻言收复燕云。宋军精锐在两战中损失殆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为此，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并设置堡寨，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奔冲。对于辽军的入侵，实行消极防御，“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束缚了宋军手脚，置宋军于被动挨打境地。
而辽军开始占据优势和主动地位，不断向宋发起进攻。雍熙三年（公元986 年）十一月，辽军乘胜南下。耶律休哥率军在望都（今属河北）击败宋军，进屯滹沱河（自五台山流经真定，向北流入巨马河）北。辽军数万渡河进攻瀛州（今河北河间），与宋军刘廷让部在君子馆（今河间北）展开激战，宋军大败，死伤数万。雍熙四年（公元987 年）正月，辽军乘胜攻克深（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纵兵大肆抢掠。端拱元年（公元988 年）辽军又大举南下，攻占了宋涿州、祁州、新乐（今河北新乐）等地。咸平二年（公元999 年）以后，辽继续派兵深入宋霸、雄、贝、冀、邢、洺、深、滨、博、濮、青、淄、齐、潍及天雄、乾宁等十多个州军，掳掠人畜财物，屠杀无辜百姓，损坏房屋庄稼，给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景德元年（1004 年）闰九月，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大军南下，但刚入宋境，就遭到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辽军攻威虏军（今河北徐水）、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不利；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又受挫。接着，绕道攻保州（今河北清宛县）、定州，仍不克，又东攻瀛州，死伤3万多人。以后，辽军乘隙进到澶州（今河南濮阳）。
辽军南下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廷大震，惊慌失措，不少人主张南逃金陵（今南京）或西逃四川。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真宗亲征。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来到澶州，使宋军士气大振，几十万大军迅速向澶州集结，形势对宋十分有利。而此时的辽军，孤军深入，本犯兵家大忌，加上主将挞览被宋军击毙，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前进则受阻，背后又有宋军环伺，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处境险恶。因此急于求和，企图通过谈判得到战场上不可能得到的胜利。
昏庸懦怯的宋真宗，无视有利的形势，只求让辽军尽快撤走，于是双方开始议和。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约定：宋每年给辽银10 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仍按此前的旧界作为双方国界；辽军撤退时，宋军不许在沿途进行拦击。澶州又称澶渊，故史称这次盟约为“澶渊之盟”。这一耻辱的城下之盟，给宋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不仅无端地给中原地区人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经济枷锁，也为宋代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创了先例。
“澶渊之盟”后，辽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不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基本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此后的100 多年间，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
第三节 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是宋军与西夏军在今天陕西、宁夏地区所进行的战争。它始于宝元元年（1038 年），其后时战时和，直到北宋灭亡才算结束战事。前后数十年间，给宋和西夏政权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一、宋夏前期战争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夏州地区的党项部落首领李氏就开始奉行“保全实力”的政策，在各割据势力的战争缝隙中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宋朝建立以后，党项首领李继迁（公元963～1004 年）反对宋朝廷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策，并趁宋辽爆发战争的机会，采取联辽反宋的策略，大肆攻掠宋朝边境，拦截宋军粮草。李继迁之子德明继位后，双方媾和息兵，出现了20 余年“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的安宁景象。
天圣九年（1031 年），德明死，其子元昊接过统治权。他野心勃勃，招纳汉族士人，创制西夏文字，建立年号制度，攻掠上蕃、回鹘，控制河西走廊。宝元元年（1038 年），他自称大夏皇帝，设12 个监军司，准备对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次年正月，又上表宋朝，要求正式承认他的皇帝地位。
元昊的这一举动，给奉行严格中央集权原则的宋朝君臣以强烈刺激。宋仁宗（1010～1063 年）下诏剥夺元昊官爵，撤销所赐皇姓，停止贸易往来，并募人捕杀元昊。但在军事上，由于宋朝多年来“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实际上并无能力发动大规模攻势。所以，除了策动党项世仇、吐蕃首领唃厮啰从其侧后予以牵制外，就只能采取一些屯粟立寨、增兵戌守的战备措施。
康定元年（1040 年）正月，元昊抢先发动进攻。他集结西夏骑兵主力，直逼延州（今陕西延安）北的金明寨，同时声东击西，派偏师诈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延州守将范雍中计，派大将刘平、石元孙领兵3万驰援保安军。孰不知此时元昊已攻破金明寨。原来金明寨守军虽有10万之众，但分散在36 个小寨中，各寨力量相对薄弱。元昊欲克金明诸寨，蓄谋已久，先使人诈降投入寨中，加上守将李士彬驭下严苛，内部不和。俟西夏兵一到，内应蜂起，李士彬束手被擒。元昊轻易获此胜利，乘胜挥师南下，进围延州。
范雍飞檄召刘平等人回援。刘平素来轻敌，昼夜倍道兼行。元昊闻讯，又施“围点打援”之计，在延川西北的三川口伏下重兵。正月二十三日，刘平诸部宋军步骑万余人在三川口与西夏军斥候相遇，宋军奋力将其击败。西夏军遂弃老弱牛马逃走，宋军紧追不舍，陷入包围圈。此时，平地降雪数寸。元昊以10 万精骑将刘平所部团团围住，宋军多次突围都没有成功。黄昏时分，西夏军开始主动进攻，两军正酣战间，位于宋军阵后的黄德和率部先逃，引起全线崩溃。刘平身负重伤，仍派人杖剑阻止士卒溃逃，只留下千余士卒，遂退至西南山下，结寨自保。次日，西夏军将宋军残部分割包围，逐个攻破各寨，俘获刘平等人。而围困延州的西夏军，攻城7 日而不克，又遇天降大雪，遂解围归国。
宋军在三川口的惨败，震惊朝野官民。宋廷方始认真备战，一方面增募兵员、收括马匹，在陕西境内筑城修堡，另一方面又派人赂赠土蕃首领唃厮罗大批金银锦帛，鼓动他趁虚攻打西夏。但最重要的，是其调整陕西边帅的人选，以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韩琦建议改变以往派人递送情报的迟缓通讯方法，改为设立烽候。范仲淹建议改变以往分兵守边的办法，集中兵力日夜训练，以为机动之兵。同时针对延州之北数百里藩篱破尽的状况，着手修复城寨，安辑人民，招抚流亡；克复被西夏攻破的寨门、金明诸寨加以据守；招募蕃汉弓箭手于寨旁居住，以充实城寨的防御力量。这些措施对稳定宋夏边境局势，扼制西夏军队袭扰，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宋朝廷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不待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就急于发动战略进攻，并计划于庆历元年（1041 年）正月，由泾原、鄜延方向两路出兵，夹击元昊。但宋朝两路边帅韩琦、范仲淹在此问题上的主张是不一样的：韩琦主张集中兵力，深入西夏腹地，寻求敌人主力决战，以绝永久之患。范仲淹则要稳扎稳打，打算先巩固边界防线，然后进取绥、宥，占据茶山、横山，说只要能控制这道战略防线，便可杜绝或削弱西夏的袭扰。范仲淹为申明自己的想法，还上奏朝廷，建议暂缓出兵。宋朝廷同意范仲淹所部鄜延路军兵出师之期，可以不拘早晚，从而在宋军战略协调的问题上留下极大隐患。
庆历元年（1041 年）二月，正当宋朝君臣将帅之间书信往还，争论不休时，元昊抢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他为了麻痹宋人，派人分别向韩琦和范仲淹表示请和归顺。接着，集中兵力，向泾原一路发起进攻。他率军10 万直抵宋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境内的好水川地区（今宁夏隆德西北），埋伏下主力部队，又派少量部队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诱战。韩琦得知西夏军入境，派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守兵加上所募敢勇1.8 万人，由大将任福统领前去迎击。临行前，韩琦再三嘱咐任福引军绕至西夏军侧后，伺机出击。若“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要其归路；待其归，然后邀击之”。任福不遵指示，率轻骑数千先行，又命后续部队紧紧跟随。二月十三日，他在张家堡（今宁夏固原县张易）与小股西夏军遭遇，将其击败，并乘胜猛追，追至好水川口时已马乏人饥。次日晨，宋军循川西进，在道旁发现几个银泥盒，内有跃动之声，打开一看，只见上百只带哨家鸽从中飞出。埋伏已久的西夏军得到信号，迅速从四面合围。两军战至中午，宋军之阵不支，欲退依山险相拒。此时西夏军又在山脊上出现，居高临下发动攻击，宋军溃败，许多军士坠崖而死，任福也战死。同日，宋军后续部队进至姚家川（今宁夏德隆西北），也被西夏军包围击败，仅逃出败兵残卒千余人。
好水川之战失败后，宋朝廷完全丧失了进攻的勇气，改而采取守势，下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毋辄入贼界，至则御之”。不久，又把陕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4 路，屯兵20 余万，分守军州堡寨，阻敌直捣宋朝腹心之地。
庆历二年（1042 年）闰九月，西夏又发兵10 万，分东、西两路合攻镇戍军，企图由此进窥关中。宋军派葛怀敏等领兵3 万救援，在养马城（今甘肃固原西）与西夏军相遇。葛怀敏不接受前几次宋军失败的教训，依然幻想靠野外决战获取胜利。所以，拒绝了“固守镇戍，以逸待劳”的建议，分兵4 路直趋定川寨（固原西），结果被西夏军分割包围。葛怀敏退入定川寨据守，又被西夏军切断退路和水源。当夜，葛怀敏以寨小难守，向镇戍军方向突围。宋军突围至秦故长城壕边被西夏军再次包围。葛怀敏等战死，部下9000 余人被俘。
此后，元昊挟定川寨胜利余威，驱军直抵渭州（今甘肃平凉），一路上焚荡庐舍，屠掠居民，但慑于鄜延4 路扎有重兵，未敢深入。另一方面西夏连年征战，死伤众多，国人怨言四起，加上辽夏关系破裂，辽朝大兵压境，不得不暂时停止对宋军事行动。而在宋朝方面，一系列军事失败，暴露出宋军军队建设的重大缺陷及其军队战斗力之低下，更不用说连年征战给国家财力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有人曾描述说：“自关陕兴兵以来，修完城垒，馈运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弹竭，嗟怨嗷嗷，闻于道路。”所以宋廷也十分渴望罢战言和。这样，经过长期协商，双方于庆历四年（1044 年）五月签订和约。
二、宋夏后期战争
宋朝虽与西夏讲和，但鉴于前期战争惨败的经验教训，加紧了边防建设。特别是宋神宗继位以后，抱着富国强兵的思想，任用王安石为相，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在战略上也由防守转入进攻，准备将西夏一举荡平。熙宁四年（1071 年），宋通远军使王韶（1030～1081 年）提出招抚藩族，进图西夏的建议，并身体力行，次第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各州，招抚蕃族30 余万帐，建立起一块威胁西夏右厢的战略基地。恰巧不久西夏发生政变，年幼的西夏国主秉常（1060～1086 年）被囚。宋朝决定趁此难得之机发动5 路进攻：李宪部出熙河路，种谔部出鄜延路，高遵裕部出环庆路，刘昌祚部出泾原路，王正中部出河东路。按作战计划，泾原、环庆两路合取灵州，河东、鄜延两路先会师夏州，再攻怀州，最后4 路合攻兴州。宋朝廷还请吐蕃出兵渡黄河攻取凉州，以牵制西夏右厢兵力。
宋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西夏，当时主持朝政的梁太后召集文武臣僚询问对策。一些血气方刚的少壮派将领皆主张出兵迎战。只有一位老将说：“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梁太后采纳了上述诱敌深入的战略。
此时，泾原路刘昌祚部已进至堪哥平磨哆隘口（在灵州南百余里），与据险守隘的3 万西夏兵遭遇。刘昌祚以牌手在前，布神臂弓和劲弩于后，身先士卒，挟两盾牌登隘激战。待西夏兵稍稍退却，以大军猛冲，将其击败，乘胜直抵灵州城下。可惜奉命指挥刘昌祚的环庆路将领高遵裕迟迟不带兵赶到，使西夏兵从容做好防御准备。宋军顿兵坚城之下，围攻18 昼夜而不克。而西夏军放黄河渠水灌淹宋军营地，又断绝其粮饷之道，宋军士兵因冻溺饥饿而死者极多。宋朝廷见其不能取胜，下令班师。但高遵裕所部在退却途中，不断遭到袭扰，又无粮食，相继溃散。
鄜延路种谔所部沿无定河西进，起初势如破竹，连下银、石、夏诸州，但很快就因为军粮供应不继，又逢大雪，部队非战斗减员达2/3 以上。河东路王正中所部沿无定河北行，一路尽是沙湿之地，士马陷没者极多，至顺宁寨（宥州附近），因粮运不继，无功退兵。只有李宪所部在攻克兰州古城（今甘肃阜兰）之后，进占龛谷（今甘肃榆中），并在天都山下立营固守。不久，听到其他各路失败的消息，又匆匆撤回河熙路。此次战役，宋军在战斗上虽然败多于胜，但拥有较为雄厚的军事实力，占领了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的一些军事要点，使西夏在横山沿边地带“不敢耕者至二百余里”，边境贸易断绝，物价腾贵，“其余老弱转徙，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陷入不利境地。
此后，宋朝君臣将帅改而采取“筑寨缓进”战略。元丰五年（1082年），选择地处横山之要的永乐（今陕西米脂西）筑城，但由于经验不足，忽略了城中的水源问题，改为主城之外另筑水寨，存蓄用水的办法。虽知城刚筑成，西夏兵便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不仅将永乐城团团围住，占领了水寨，而且派游骑阻止宋军进援永乐城。永乐城守军虽竭力支持，但城中水源涸乏，士兵绞马粪汁充作饮料，渴死大半，终于被西夏兵乘夜雨急攻而下，宋方将士役夫死者10 万余人。绍圣年间（1094～1098年），宋朝又在沿边地区修筑了平夏（今固原北）、灵平（在平夏以南）等数十个堡寨。这次吸收以往筑寨的教训，综合解决利用制高点和水源的矛盾，按“半山半川”的模式，在靠河倚山之处修筑梯形城垣，将一面山坡和一岸河川包罗在一座城址之内，使“其堡寨城围务要占尽地势，以为永固”。同时，召募弓箭手屯田菅室，保寨卫家，形成幅员数百里间，楼橹相望，鸡犬相闻，士马相援的严密防御。特别是宋朝控制了西夏米粮之川横山、天都山以后，西夏失去聚兵就粮之地，很难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以，尽管后来双方仍不时发生战事，互有胜败，但西夏在战略上处于下风，不得不出面乞和。
三、宋夏战争的经验教训
宋夏战争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宋朝与以游牧业为基础的西夏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其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的大小优劣是不言而喻的。有着强大经济实力的宋朝，在战争前期每战必败，战争后期又可以略占上风，这种奇怪现象，只能从军事角度进行解释。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宋朝“重文轻武”、“居重驭轻”、“守内虚外”的军事政策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导致了宋夏前期战争的失败。宋太祖靠兵变起家，十分害怕握兵大将步其后尘，故千方百计削弱将领的权力，也不重视边防武装力量的建设，以致在三川口之战中出现“将不知兵，士不知战”的状况。在军事行动中，往往由朝廷遥制，不敢派大将统一指挥，各路军事行动极不协调，因而容易被对方各个击破。宋军在好水川之战中遭到惨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韩琦一路孤军深入，而范仲淹一路按兵不动，缺少对西夏军侧翼的牵制。
第二，宋军在缺乏强大骑兵部队的情况下，弃长用短，孤军深入沙漠之地，寻求野外会战歼敌，结果常常因粮尽援绝而全军覆没。宋军因马源有限及士兵日常生活习惯的关系，其兵种构成以步兵为主，辅以少量骑兵。步兵利攻守城作战，不利于野战。但一些宋军将领不了解这一点，对党项骑兵的野战能力估计过低，幻想通过一两次主力会战一鼓而歼之。三川口、好水川之战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经过多次失败，一些有见识的宋军将领，提出“以我之利器（指弩等射远兵器）制敌人之天产”（指西夏骑兵），或筑堡修寨、渐图进取的设想。从后来筑城寨困敌方略实施的结果看，只要运用得法，以步兵为主的宋朝军队在攻守城作战中往往是可以占上风的。
第三，宋朝夺取横山、天都山地区的胜利，削弱了西夏的战略优势地位，扼止了西夏袭扰宋境的进攻势头。西夏军在此之前能积极引诱宋军在野外作战而伺机歼灭之。但在宋朝采取筑寨修堡作战方略以后，不能及时改变自己的战法，迅速发展攻城炮兵，以夺取横山一带的军事要点，因此陷入战局日蹙，由攻转守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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